在中国新闻史的主流叙事中，范长江和张季鸾分属于不同的新闻传统，他们为何及如何形成不同的传统不在本章的范围内。本章关心的是，两位历史人物体现的不同新闻传统是否影响了他们在记者节话语中的记忆机会。此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由于媒体定位的不同而在记者节话语中呈现出的叙事差异。施喆对第一届记者节报道中《人民日报》评论、新华社评论与《南方周末》评论的比较发现，双方援引的传统不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注重的是新闻工作者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党和国家作出的贡献，《南方周末》则把眼光放在读者和人民身上。“虽然可以认为两者没有根本的矛盾，但是，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76]李红涛和黄顺铭则发现，媒体在记者节对新闻传统的叙事体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在巩固和强化经典传统的同时，也在建构另类的传统，将那些被正统叙事边缘化的人物“典范化”，甚至还对新闻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发明”新的传统[77]。
尽管在公共记忆中，张季鸾不像其他新闻业的大偶像、小偶像那样获得足够分量的关注，但在新闻史的学术研究中，新记《大公报》和张季鸾的研究却是一个长期的热点，被视为中国新闻业的文人论政传统的代表。主流的中国新闻史认为“文人论政”是近代化报纸传入中国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新闻文化，也是中国新闻业的一种优良传统。李金铨便指出：“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78]1873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每日于首页刊登一篇论说评论时政，被研究者视为中国文人论政的开端。这股风潮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到达顶峰[79]。在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颁发的“最佳外国报纸”时，张季鸾发表《本报同仁的声明》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报业的特色正在于文人论政：“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我们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80]
不过，自1949年后，中国新闻业中就不再具有文人论政的生存土壤，在党的新闻事业体制和观念之外的报业理念最多只能是种观念而已[81]。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党的新闻工作者是多数新闻记者的唯一身份认同[82]。陈阳则认为，即使如此，解放后中国记者的职业意识里仍然包含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党的宣传体制也没有能够取消这一点，顶多是重构和收编。改革开放之后，记者重新表现出儒家知识分子的特征[83]。因此，一方面，在新闻奖和记者节这样的官方话语场域中，范长江、邹韬奋等人被官方有意树立为当代记者的角色模范，号召他们去学习并成为那样的人。2017年11月7日的《人民日报》明确指出：“记者节的存在，一方面旨在赓续‘老记者’的优良传统、精神品格，另一方面则是提醒新闻工作者驻足思考、回望初心。”[84]这样的意图确实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临汾晚报》的一位记者就在该报2015年11月9日的记者节报道中自述，当一名记者是他上大学后一直坚持的梦想，“以后一定要成为像范长江和邹韬奋那样的大记者，让自己的名字彻响大地”[85]。另一方面，除了这些官方“加冕”的角色模范之外，一些新闻从业者还会对角色模范进行自我选择。戴雨果（Hugo de Burgh）对中国地方电视记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提到自己仰慕的记者有邵飘萍、邹韬奋、邓拓等[86]。黄顺铭访谈的37人中有8人明确把范长江和邹韬奋同时作为职业范例，有11人则说他们都不是自己的职业范例。这些受访者自己提出的职业范例里共有13位中国人和8位外国人被提名，其中张季鸾被提及4次，在21人中位居第一[87]。
就记者节话语中所确立的中国新闻业的经典传统来看，红色新闻业是其内核。因此，报道中经常被提及的新闻人物，如范长江、黄远生、邵飘萍、邹韬奋等多从属于“进步”传统[88]。2011年6月，由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红色记者》一书，收录了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穆青等在内的54位老一辈红色记者[89]。可见这一红色传统的代表人物众多。在记者节话语中，范长江从中脱颖而出，被塑造为这一经典传统最为典型的承载者。《华西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中的用语颇具代表性，“木匠仰望鲁班，医生祭拜华佗，中国新闻工作者以范长江为心中的丰碑”[90]。更有甚者，《重庆晨报》将国务院确立每年11月8日为中国记者节的原因归结成“为纪念范长江同志”[91]。2009年的记者节恰好是记者节创立以来第十个年头，又逢范长江诞辰100周年，这一年也成为继2000年首个记者节之后范长江被提及次数第二多的年份。《广西日报》的一篇评论十分准确地概括了范长江能够成为官方认定的角色模范所具备的特质：(www.xing528.com)
作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党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已成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像范长江那样，要服务人民，不要损害社会；要坚持真理，不要放弃原则；要光明磊落，不要阳奉阴违；要担当道义，不要见利忘义；要敬业奉献，不要好逸恶劳；要忠于事实，不要弄虚作假；要清正廉洁，不要以稿谋私；要遵纪守法，不要目无法纪；要珍惜荣誉，不要自毁形象。像范长江那样，当好社会的瞭望者、引导者，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92]
这种种论述都表明，范长江在党的新闻事业中居于异常重要的位置，具有体现党报新闻范式的符号意义。而张季鸾所代表的另类传统则被李金铨称为“儒家自由主义”，报人出身于传统士人，以办报抒发己志[93]。儒家自由主义的文人论政传统与受新闻专业主义影响的西方近代报业在形式上类似，但精神上却不尽相同。正如2010年11月8日詹万承发表在荆楚网的一篇评论所言：“张季鸾在报界之地位与荣誉，严格来说，与其当初做记者并无多少关系，更多是因为其主笔《大公报》期间名动天下的社论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94]社论写作代表着其业务能力，更喻示着文人论政的新闻观，“四不”方针则代表着一整套成熟的专业理念。但从张季鸾在记者节话语中的出场情况看，他所代表的文人论政传统以及“四不”所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较少在样本中体现。在官方新闻史的叙事框架中，“小骂大帮忙”作为阶级立场、政治路线斗争与运动的隐喻和象征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贴在张季鸾及《大公报》身上的“负面”标签[95]。这就导致张季鸾在记者节这样一个话语场域内未能获得与其职业成就相匹配的记忆机会。目前仅见2016年11月7日《陕西日报》刊发的《做记者焉能不识张季鸾》一文对他的职业功绩有较多阐述，称“在张季鸾的新闻生涯中，最为人称颂的莫过于他的‘四不主义’，这也成为张季鸾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页”。文章以《大公报》刊发了范长江对红军长征和陕北的如实报道为例说明，“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96]。但这样的叙事在记者节话语中实属少见。由于承载了不同的新闻传统，他们也就具有了非常不同的政治效用。在意识形态光谱上，范长江和张季鸾处于明显不同的阵营。尽管范长江早年也出身于新记《大公报》，并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撰写了《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名篇，成为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但随着他加入中共的新闻事业，也就成了党的新闻战士。而张季鸾则成为中国新闻业文人论政传统的代表。他之所以成为一种策略性仪式，根本原因在于他所代表的新闻传统与官方的主流新闻理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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