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职业话语研究：角色模范的显著性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是记者节话语中经常追溯的一段历史，一些代表性的民国报人，如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得以在这一仪式性时刻出场，其中出现最多的是范长江。从2000年首个记者节开始，范长江的名字就不断被各种报道和评论提及，并形成了三种常规方式：其一是在追溯记者节的历史源头“青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时，弱化“青记”的其他总干事，而强化并凸显范长江在“青记”创办中的角色^[46]。诸如此类的表述屡见不鲜，例如，“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这是中国记协的前身”^[47]。其二，长江韬奋奖每年的颁奖仪式和获奖者故事都会成为记者节话语的常规元素，因该奖以范长江命名，范长江之名不可避免地会被不断提及。通过官方新闻奖的制度性建构，范长江成为新闻行业内的“大偶像”（master icon）^[48]。这种仪式性的提及进一步强化了范长江的经典地位。其三是范长江以前写过的文章或说过的话被作为“名人名言”多次引用。这三种方式在记者节创立伊始就已出现，作为常规形式在此后的记者节话语中得以延续，使得范长江作为角色模范在记者节话语中的出现机会在民国报人中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表1　2000—2018年记者节话语中张季鸾和范长江的出现次数

续　表

与范长江的常规性、例行性出场不同，另一位著名报人张季鸾的出现次数则相对较少。仅从职业成就来说，张季鸾并不逊于范长江，他长期主持新记《大公报》的笔政，率领该报获得巨大的职业声誉。但直到2005年，张季鸾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记者节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五年记者节话语中，这位著名报人都未出现过一次。2005年11月8日，在一篇题为《从探子探稿到报人论政》的文章中，作者简要梳理了记者职业在中国的出现历程。其中写道：“民国初期，中国出现第一批有影响的记者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等，‘记者’这个名称广为人知。”^[49]此后的2006年、2007年分别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张季鸾。2006年11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记者节寄语》一文，将张季鸾与范长江、邓拓、恽逸群等人并置，但只是从业务修养的层面把他们作为典范^[50]。2007年11月7日，《福建日报》发表福建老报人赵家欣所写的《回忆“青记”首届代表大会的人和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协前身，中国记协成立纪念日就是以“青记”成立的时间为准的。赵家欣作为参加过“青记”首届代表大会唯一在世的代表，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撰写了这篇文章。在介绍“青记”首届代表大会的来宾时，他提到在此次会议上“初识的有张季鸾、王芸生、陈博生、邹韬奋、金仲华、阎宝航等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罗果夫（苏联）、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美国）”^[51]。自2008年以后，张季鸾出现在记者节话语中的次数较此前几年有所增加，尤其是在2010年出现了迄今为止最高的次数。西安新闻界在当年的记者节集体拜祭了张季鸾在长安区的陵墓，导致出现了一次报道的热潮。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张季鸾在记者节中的出场变得例行化，几乎每年都被提及，而且出场的形式也几乎大同小异。2008年11月8日，《青年时报》发表黄波的评论《记者节的三重提醒》，提到：“60多年前，《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先生，就给‘记者节’界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节日；二是节操。”^[52]同一天，《合肥晚报》发表的石城客的评论《记者节的要义是什么？》中也引用了这一说法：“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就对‘记者节’作了两方面的解读：一是记者的节日，一是记者的节操。”^[53]两文引述的对于记者节的解释，源自《大公报》（重庆）1940年9月2日二版社评《“记者节”》。应该说，这一60多年前对记者节的解读实际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记者节话语中。据李红涛和黄顺铭考证，2004年11月8日《中华新闻报》刊发的《记者节感想》一文中最早较为全面地引述了这一言论，“我以为应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记者的节日……再一解释就是记者节操”，并促请记者反省“是否真正坚持了职业精神、职业操守”。但在这篇评论中并未出现张季鸾的名字，只以“新闻前辈”来做模糊指代。另据他们的搜索，最早将这则60多年前的言论从故纸堆中“打捞”出来的，应该是束学山于2003年记者节发表在搜狐网的评论《记者的节日与记者的节操》^[54]。该文作者在批评当年发生的山西繁峙矿难记者受贿事件时指出：(www.xing528.com)

在这欢庆的日子里，来谈记者的节操，纯粹是因为我想起了60多年前我国的新闻前辈张季鸾。他在解释1940年9月2日刊出《“记者节”》一文时，说“我以为应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记者的节日，……再一解释就是记者节操。”在那个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年代，能给记者过个节日，已属不易，但是，张季鸾仍不忘记者的节操。今天，拥有一个记者节已经不成问题，但是，记者的节操却成了问题。^[55]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前述有关新旧记者节的“今昔对比”，更重要的是，作者更多将“节操”放在新闻伦理和职业操守的层面上讨论。在此后的记者节话语中，张季鸾的节日节操论流传甚广，甚至某些新闻记者或论者在引述这段话的时候，直接简略地写道，“曾有新闻界前辈认为，这个节，既指节日，更指节操”；或者干脆将之“去历史化”，变成一般性的表述，“记者节，既指节日，更指节操”^[56]。

2013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记者的荣光永在前方》一文中也引用了这一说法：

新闻界前辈张季鸾，上个世纪40年代曾对“记者节”作过两个解释：一是记者的节日，一是记者的节操。今天的记者，无疑面临更多考验。从“排队领封口费”到“陈永洲事件”，虽然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却仍足以让人警醒：金钱、权力，总有大于想象的诱惑力。^[57]

2013年的记者节是张季鸾在报道和评论中出现次数较多的一年，但出场形式几乎都是像上述《人民日报》的文章那样，引用其对“记者节”的两种解释，借用历史人物的言说来指摘当下的问题。因此，虽然张季鸾在记者节的出场机会有限，但总体还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而恰恰在与范长江同时出现的一篇文章中，张季鸾成了一个“负面”人物。2013年11月8日，《北京青年报》在一篇介绍范长江与邹韬奋之间友谊的文章中提到了一则轶事：1938年年初，国民党主办的一批报纸大肆攻击中共及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封建割据”。范长江受命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他却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中力主各抗日党派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主张。文章付印前被总编辑张季鸾发现扣下，由他另写拥护国民党的文章换上。张季鸾还要求范长江以后“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但遭到范的拒绝，双方就此闹翻。这篇文章后来刊发在邹韬奋主编的刊物上，让张季鸾更为恼怒^[58]。尽管这篇文章只是偶尔提及张季鸾，却用寥寥几句就建构起一个压制言论的“反动人物”形象。

更多时候，张季鸾只是以一种略显边缘的“名人名言”的形式出现在记者节话语中。在经典新闻传统的建构中，民营报纸占据比较边缘的位置，民营报人不太可能被当作道德楷模或专业模范。因此，张季鸾作为报人所体现的核心特质并未在记者节这个官方的仪式化时刻被接纳或认可，而只是片言只语因为契合当下的某些特定情况被频繁引用。张季鸾在记者节话语中的出现就此成为一种“策略性仪式”^[59]：一面是长期的、有意识的隐匿不见，一面则是他的少数言论在若干特定时刻中被频繁调用。这些提及张季鸾的记者节报道和评论消解了这一角色模范本身所具有的更为重要的新闻传统，而且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和征引技巧“挪用”了这一角色模范为己所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季鸾和范长江这两位民国时期就享有盛名的报人在记者节话语中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显著性，张季鸾不仅在出场的绝对数量上要少于范长江，而且在有限的记忆机会中也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