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用记忆机会结构（mnemonic opportunity structures）来分析这一现象。这一概念是对社会运动理论中“政治机会结构”一词的借用。艾辛格（Eisinger）在一篇探讨美国都市种族抗议的论文中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不同的都市形成了相异的政治环境，影响种族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艾辛格就把一般通称的政治环境命名为政治机会结构，种族抗议的出现就与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形成一种曲线关系[20]。政治机会是指制度结构或权力关系的重构而产生的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因素，不同层面的政治机会就组合成政治机会结构[21]。因此，政治机会结构就是指一组以国家组织为中心的变量组合，对集体行动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或者提供可能性。在不同学者的论述中，这一概念包含的要素也不尽相同，包括政治渠道的存在、精英体制的稳定性、政治联盟者的存在、国家的镇压能力与倾向等[22]。
继政治机会结构之后，库普曼斯（Koopmans）和斯坦森（Statham）又提出“话语机会结构”的概念，用以确定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政体中，哪些思想被认为是“明智的”，哪些对现实的建构是“现实的”，以及哪些宣称是“合法的”[23]。这一概念是两位作者对政治机会结构与框架两种理论资源进行嫁接而提出的新概念，其特点就在于将研究焦点放在社会运动框架与特定社会更广泛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契合[24]。此后，费里（Ferree）等人将话语机会结构理论作为重要的分析框架，对德国和美国的堕胎话语塑造进行比较研究，侧重于描述特定事件和行动者如何在以大众媒体为核心机制的公共话语中获得更显著的位置[25]。尽管他们是在库普曼斯和斯坦森的研究基础上运用话语机会结构的，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定位却有所不同：库普曼斯和斯坦森把话语机会与政治机会视为同等的机会，而费里等人则把话语机会结构视作政治机会结构中的一部分[26]。在现实中，影响社会运动后果的不止政治或话语因素，其中既有结构性的因素，也有不稳定的方面；既有制度性的方面，也有情感性的因素，还会是文化层面的现象。因此，麦卡蒙（McCammon）等人建议将政治机会结构一词中的政治二字去掉，用机会结构涵括其他类型的机会[27]。这种看法实际上与库普曼斯和斯坦森最初的界定接近，把政治机会结构与话语机会结构看作同等的机会类型，区别只在于关注的是社会运动中的不同面向。
记忆则是社会运动研究者发现的又一种机会类型。戈沙尔（Ghoshal）在社会运动研究与记忆研究结合的基础上提出“记忆机会结构”的概念，用以描述美国种族暴力的记忆运动（memory movements）何以呈现出不同的纪念结果[28]。正如阿姆斯特朗（Armstong）和克里格斯（Crages）所说，以往的集体记忆研究较多地关注了特定事件如何（how）被记忆，却很少关注为何（why）有些事件被纪念而另一些事件却没有。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特定事件的纪念何以发生的分析框架：可纪念性（commemorability）、记忆能力（mnemonic capacity）、共鸣（resonance）、纪念形式及其制度化的可能性（commemorative form and potential for institutionalization）。这些条件的组合影响着事件被纪念的结果[29]。记忆机会结构概念则接续了这种对事件不同纪念结果的讨论，戈沙尔把它界定为特定环境所具有的长期稳定的特征，与伴随的过去的特征一起形塑着记忆运动的前景。记忆机会结构有力地影响着一起社会运动抵达更广泛的受众和留下恒久遗产的能力。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机会结构，它承袭了政治机会结构与话语机会结构的理论观念；另一方面，它也扎根于集体记忆研究中对记忆计划限制因素的强调。他把记忆机会结构分解为三个衡量指标：纪念能力（commemorative capacity）、道德效用（moral valence）和归属意义（ascribed significance）[30]。郎考特（Rancourt）进一步从修辞理论对记忆机会结构这一概念进行修订，强调不仅要考虑纪念工具的选择，还要关注与过去或当下相关纪念项目的联系、记忆企业家和联盟被建构的特征以及事件关键人物的道德效用等[31]。
本章借用记忆机会结构概念来讨论中国新闻业的角色模范在记者节话语场域中的记忆机会的差异。戈沙尔的概念主要讨论了不同“事件”得以被记忆的机会结构[32]，而本章关心的则是不同“人物”为何呈现出不同的记忆机会，涉及的是一个历史人物（historical figures）如何被当下注重的问题。我们了解历史人物往往是通过对他们的声誉（reputations）的了解[33]。因此，本章还将引入声誉记忆的相关研究。声誉记忆研究关注的是个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其他声誉承载者（如组织或作品等）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声誉塑造和变迁[34]。可以说，声誉也是一种记忆工作的类型，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记忆如何在人群中共享[35]。法恩（Fine）通过对八位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的探讨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艰难的声誉”[36]。詹森（Jansen）对两起社会运动中的历史人物的政治使用的研究则探讨了声誉轨迹与记忆工作的关系[37]。在声誉塑造的过程中，“声誉企业家”（reputational entrepreneurs）的作用不可小觑。法恩提出这一概念用来指代那些根据各自立场或利益塑造特定人物声誉记忆的行动者[38]，他们就像企业家经营企业一样基于自己的资源并运用各种方式塑造或推广他们所希望出现的某种特定荣誉。这些行动者可以是声誉对象的家人、朋友、共同利益者等等[39]，通过动机、叙事设施和制度安排来控制历史人物的记忆[40]。他们既可以建构历史人物的声誉，同样也可以消除历史人物的声誉[41]。不过，声誉企业家的记忆工作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机会与限制下进行的。詹森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具体讨论了三种影响因素：显著性（salience）、效用（valence）和所有权（ownership）[42]。(www.xing528.com)
本章所说的记忆机会是指有利于新闻业通过公共纪念来塑造集体记忆的各种因素，这些不同因素的组合就构成了记忆机会结构。在戈沙尔和詹森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章将记忆机会机构分解为三个指标：显著性（salience）、归属意义（ascribed significance）和政治效用（political valence）。显著性其实包含了被纪念对象的“有无”和“多少”两个问题。在记者节这个话语场域中，前者描述了进入记者节这一话语场域中的角色模范的数量、类型等问题，但实际来说，一旦一个人物未能出现在话语场域中，就意味着一种绝对的不显著性，就更谈不上它的效用和所有权问题了。而后者则关心的是已经进入这一话语场域的角色模范在记忆的数量、强度、力度等方面体现出的差异，这些差异则表明了被纪念对象的记忆机会的多寡。因此，这里的显著性主要指的就是后者。归属意义在戈沙尔的分析中指的是先前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会在后续的记忆中起主要作用，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效应[43]。本章所指的归属意义除了这一层意思外，还会纳入詹森的所有权维度，讨论归属意义对不同主体的作用。效用在戈沙尔和詹森的研究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詹森关心的是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正面、负面或中立／模糊的效用[44]；戈沙尔讨论的则是关键人物的道德位置是否会影响与之相关的记忆项目的命运，例如他是事件中的英雄、恶棍还是受害者[45]。本章所讨论的角度则与上述研究不同，着重其政治效用，即对历史人物的记忆有何政治方面的价值。
本章的经验材料是2000年至2018年中国媒体在记者节期间刊发的所有提及张季鸾和范长江的报道和评论。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章分析的资料主要通过慧科新闻搜索系统获取。虽然11月8日才是记者节，但在实际的新闻操作中，媒体对记者节的报道并不局限于节日当天。因此，本章将11月7日至9日确定为记者节庆祝的核心期，在数据库中分别以“张季鸾”和“范长江”为关键词，搜集从2000年至2018年这19年间的11月7日至9日所刊发的所有关于记者节的文章。第二，本章所指的记者节话语包括有关记者节的报道和评论。在庆祝中，报道和评论承担了不同的功能。报道通常是记者节庆祝过程中发生的事件类消息，评论则主要直接表达有关记者节庆祝的思考。通过阅读和分析这些文本资料，本章将具体考察三个问题：第一，在19年的记者节话语中，张季鸾和范长江两位新闻业的角色模范是否存在记忆机会的不平衡？第二，哪些因素在影响他们的记忆机会？第三，记忆机会结构如何影响不同角色模范被纪念的方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