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角色模范：荣誉与回顾

自现代新闻业形成以来，不同时期都诞生了一些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新闻业内的少数精英人士与大量的普通新闻工作者共同支撑着新闻业的运作。尽管大量底层的新闻工作者是日常新闻生产的核心，但在新闻史的记录中，这些少数精英才是叙事的主角。“借着探索与分析媒体精英的活动：无论是媒体所有者、编辑或者明星记者，以此解释某些具有影响力的情境、实践与事件。”^[1]那些著名的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业中的某些“热点时刻”（hot moments）一道，共同成为凝聚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范例^[2]。一方面，新闻机构本身就在着力打造自己的明星记者^[3]，试图让他们影响、引导着其他同侪的新闻实践。例如优秀的个体记者可以作为抽象原则及新闻想象的具体示范，水门事件中首先报道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的经历被简化成为个体记者抵抗强权、揭发真相的英雄神话，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调查记者的想象^[4]。另一方面，那些不同时期涌现出的优秀记者成为新闻传统的建立者和传承者，对这些前辈的追溯和推崇也是整合行业内部成员的重要手段。这些优秀的前辈和同侪成为新闻业的角色模范，对行业内其他成员的理念、认知、态度的形成发挥着重要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这些角色模范往往在两种情况下得到集中的公开展示。一种是在一些著名新闻人个体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之时，例如逝世、退休、转型等重大事项的变动。在这些重要时刻，他们取得的新闻成就得到集中的纪念，也为新闻界通过建构行业内的集体记忆，塑造新闻权威提供了契机。卡尔森（Carlson）研究了两位著名新闻人——玛丽·麦格罗里（Mary McGrory）和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逝世后美国媒体的纪念报道发现，当下的新闻人通过回顾前辈的职业生涯来塑造新闻业的集体记忆，借用他们的职业成就来提升新闻权威^[5]。另一位著名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于2009年6月去世时，美国媒体的报道把他跟众多美国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6]。除了表达对过去的怀旧情绪，电视记者们还将克朗凯特从业时被少数强大的电视网支配的电视新闻与当下碎片化、异质性的新闻环境相比较，揭示出当下电视新闻的矛盾状态^[7]。国内研究者也以江艺平退休和杨伟光逝世为例讨论了类似的问题。作为一位在新闻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新闻人，江艺平一直被视为《南方周末》乃至南方报业的文化符号。她的退休虽然只是一次正常的人生抉择，但在新闻圈内引发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涉及更广的职业、社会等因素。通过这样一个纪念的契机，参与讨论的新闻从业者们也形塑了关于中国新闻业的集体记忆。陈楚洁的研究则发现，在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中，媒体人以杨伟光为参照系定义了媒体“好领导”的职业边界，诸如推动媒体改革，专注于新闻事业，在权力、资本与新闻事业之间维持巧妙平衡，为下属创造职业成长空间等^[8]。

另外一种对角色模范的集中展示则是在一些正式的仪式化的场合，比如颁发新闻奖^[9]、庆祝记者节^[10]等。新闻奖与记者节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前者是一种生产型机制，它是通过授予荣誉来确立一批行业内的角色模范，以体现对当代优秀新闻工作者的酬赏。特别是像长江韬奋奖这类人物奖项的设置，本身就是一种塑造角色模范的制度化实践，因为奖项一旦以人名来冠名，他们就必然会成为奖项的人格化的代言人，为奖项注入一套特定的政治-文化意义，对当代新闻工作者发挥“询唤”功能，希望他们成为冠名者那样的人^[11]。记者节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制度化实践，“对于媒体人而言，这是一个兼具仪式感与周期性的‘热点时刻’。或是追溯报人报史，或是讲述同行故事，或是抒怀新闻理想……不同的庆祝方式，都指向共同的价值追求：把新闻做好”^[12]。(www.xing528.com)

2000年，经国务院批复，正式批准每年的11月8日为记者节，成为继教师节、护士节之后的第三个行业性节日，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确定日期的记者节的国家。记者节的设立为中国新闻业及其从业者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官方的庆祝机会。记者节的设立不仅在于，中国媒体数量众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产业，中国新闻从业者队伍日趋庞大成为一个显在的行业，还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意涵，显示了党和政府对这个行业的重视，“记者节的确立是官方行为，或者说是行业的要求通过官方渠道而实现”^[13]。2000年至2018年，每到11月8日前后，新闻媒体就大量刊发有关新闻行业的消息和评论，庆祝这个特有的节日。在这样一个节日，新闻人更有可能思考、表述和分享其专业理念与从业感想^[14]，这一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的“热点时刻”^[15]。如果说，新闻从业者们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表达的记者节话语还代表着一种自发的、非官方的专业理念的表述^[16]，那么，媒体为庆祝记者节而刊发的报道和评论则具有一种正式的、官方的色彩。媒体在庆祝记者节时，有一种常见的论述策略是对新闻业前辈的回顾。2000年11月8日，新华社在为庆祝首个记者节而刊发的长篇报道《今天是我们的节日》中，就先后提到了黄远生、邵飘萍、范长江、钱毅、沈建图、邵云环、许杏虎、朱颖、魏巍、吕岩松、郭超人、罗开富、穆青、李峰、余辉音、范敬宜、陈锦添等近20位新闻记者的名字^[17]。施喆对2000年首届记者节报道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市场化的精英报纸《南方周末》，还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机关报《中华新闻报》，都在庆祝记者节的报道中大量追忆了行业中的“先贤英雄”，区别只在于纪念对象的不同。《南方周末》列为“光荣”先贤的是黄远生、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储安平、徐铸成，都是成名于1949年之前的著名报人，突出的是他们追求真实报道、积极干预社会、监督政府、强调独立等特点；出现在评论中的当代记者则是卢跃刚、解海龙、金炎、顾伟、焦点访谈群体等，他们的特点是关怀弱势群体、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不惧威胁、亲历第一现场。《中华新闻报》举出的记者则是王殊（记者出身的外交官）、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王强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编辑）、魏巍、郭超人、宋世雄、吕岩松等。“这些记者同样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与《南方周末》列举的记者群体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是否把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和对真相真理的追求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18]

在2000年至2018年这19年来的记者节话语中，不少知名新闻人的言论与事迹被提及，进而树立为可供当代新闻从业者参照的角色模范。他们因为具有特定的特质而成为可堪效仿的职业偶像，从庞大的新闻从业者群体中脱颖而出，进入记者节这一特殊的话语场域。然而，尽管有如此众多的新闻从业者进入记者节这一记忆空间（memory space），但不同的角色模范被追忆的机会呈现出非常不均衡的状态。李红涛和黄顺铭对12份报纸在记者节报道中提及的新闻角色模范进行的统计发现，只有范长江、黄远生、林白水、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瞿秋白等人被三篇以上的文章提及。这些被纪念的新闻人通常都是在业内享有崇高地位的职业偶像，堪称后人效仿的角色模范。他们因其职业成就、政治正确等特质而被遴选成为记忆的对象^[19]。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名于1949年前的著名记者出现在记者节话语中的机会并不均等，张季鸾与范长江就构成了一对可堪比较的对象。他们同样取得过巨大的新闻成就，在新闻史上享有巨大的名声，但在由新闻记者在记者节写下的新闻史叙事中，却呈现出极不均等的出场。显然，对不同角色模范的选择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观标准，这种选择有时并不与其新闻成就的大小有关。并不是说他取得的新闻成就大，在记者节话语中出现的机会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