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以“新闻职业话语”来命名对新闻业中的实践、报道、现象、事件、人物等进行意义阐释的话语类型，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建构和话语使用两种类型，前者侧重于话语的建构性，关心话语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后者更看重话语如何被运用，关心的是话语阐释发挥了何种功能。事实上，很多研究往往把话语建构和话语使用混杂在一起，很难区分。如果从话语实践所发挥的功能来分类的话，现有涉及新闻职业话语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研究强调新闻共同体如何从内部建立一致性和抵挡质疑，集中体现在对阐释共同体的研究上[54]。泽利泽的研究开创性地把新闻记者群体概念化为一个费什（Fish）所谓的阐释共同体，运用“当时当地”和“持续”两种模式建构其在关键事件中的文化权威[55]。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们运用话语来讨论、思考，甚或挑战围绕新闻实践建立的支配性共识，以此适应技术、环境及新闻工作的变化”[56]。此后的研究又对上述概念进行了拓展，例如伯科威茨（Berkowitz）和特克斯特（TerKeurst）把记者与消息来源视为一个阐释共同体，再次扩大了这一概念的主体[57]。迈耶斯在“阐释共同体”的基础上发展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的概念，考察以色列新闻记者如何利用有关他们自己职业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借助“过去的叙事”来界定自己的职业共同体的动态过程[58]。布吕格曼（Brüggemann）和恩格赛（Engesser）把来自不同国家的、拥有科学共识的气候记者视为一个阐释共同体，科学家也被纳入其中[59]。莫朗（Mourão）考察的对象是大选中的政治记者，通过分析他们在竞选中发布的推文，作者发现叙事构建、阐释共同体话语和后台行为都有所体现[60]。罗宾逊（Robinson）和德莎诺（DeShano）对公民新闻的分析发现，公民记者尚未完全成为阐释共同体中的成员[61]。
第二类研究则把新闻实践与讨论新闻业的方式联系起来，通过范式修补这一概念检视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争议的反应[62]。范式修补（paradigm repair）存在的前提是承认新闻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的存在。新闻范式描述的是新闻从业者中共享的一套关于何为新闻、如何报道以及怎样区分好新闻、坏新闻的世界观[63]。范式修补关心的则是新闻从业者如何处理挑战现存范式之基本假设的新闻事件，并从中看到新闻从业者如何将此事件化解为“异类”，并以此重申、修补并巩固现存范式[64]。此类研究多数将分析的对象集中在违反主流新闻范式的新闻从业者或新闻机构上，比如地方电视台对一起自焚事件的不当操作[65]、一位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华尔街日报》前记者[66]、狗仔队追逐戴安娜王妃致其车祸死亡[67]、CNN与《时代》杂志对越战期间美军“顺风”行动的错误报道[68]、南非主流媒体对小报的看法[69]、《纽约时报》对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剽窃事件的反应[70]、一部反映《巴尔的摩太阳报》的电视剧引发的风波[71]、资深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Helen Thomas）因不当言论引发风波而被迫退休[72]、以色列历史上出现的一份另类周刊对当时主流新闻范式的挑战[73]、印度记者与一家商业领域的游说公司之间违反专业规范的行为[74]、南非记者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作用的规范性问题[75]、玩家门事件（GamerGate）[76]等。除了这些明显违反新闻范式的案例外，研究者还将其用来分析在线新闻业对主流范式的冲击，比如记者对网络内容作为客观消息来源的认知[77]、主流媒体如何透过范式修补和建立新的运作常规来响应新媒体的挑战和冲击[78]、主流的权威媒体对待维基解密的态度[79]、如何看待在互联网冲击下消失的报纸[80]等。
第三类研究主要通过边界工作这一理论框架检视新闻共同体的定义工作[81]。边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Gieryn）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重要概念，着重讨论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构边界[82]。新闻学者们使用这一概念主要处理两类现象：其一是发生在新闻业内的危机或挑战，涉及电视新闻与娱乐节目的区分[83]、热衷拍摄他人隐私的“狗仔队”与戴安娜王妃死亡的关系[84]、《纽约客》记者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伪造直接引语事件[85]、美国喜剧节目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与新闻界前辈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的比较[86]、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87]、记者对于已逝行业前辈的纪念[88]、波多黎各新闻界对娱乐节目因不当评论遭到抵制的讨论[89]、洋葱新闻代表的假新闻对专业边界的侵蚀[90]、为运动队工作的内部记者面临运动员抗议事件时的认同冲突[91]、瑞典小报对媒介批评的反应[92]等；其二则是来自新闻业外的威胁，尤其是在新媒体不断冲击传统新闻业的背景下，来自外部的挑战越发频繁使得新闻业必须保卫自身的边界，比如维基解密对传统新闻组织形态和常规的挑战[93]、互联网环境下的开放参与和新闻业专业控制之间的张力[94]、新闻网站上的读者评论区在记者与受众关系上发挥的边界工作的功能导致原有的专业新闻内的制度等级遭到了挑战[95]、新的新闻类型与非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96]、互联网新闻环境下的“二级修补”（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97]、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学枪击案报道中社交媒体对新闻权威的威胁[98]、Gawker报道争议事件引发的对其组织身份的讨论[99]、BuzzFeed对新闻边界的维系与改造[100]、数字时代的新闻认同的建构[101]、数据分析公司在新闻生产中的作用[102]、全球事实核查运动中专业记者与非专业记者的边界划分[103]等。(www.xing528.com)
从本质上来看，这三类研究都是考察新闻从业者如何在面对各种问题的入侵时，通过对“圈内人-圈外人”的叙事来重新划定有效新闻实践的边界，从而面对各种冲突或挑战[104]。童静蓉称之为新闻业的再合法化，重申和强化了历史上形成的、反映新闻业的延续性的本质，以此对新闻业去合法化的趋势形成边界防御（boundary defence）[105]。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绝大多数是对新闻业当下或过去不久发生的话语事件进行的分析，还有一类研究引入时间维度，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对新闻职业话语展开研究，讨论记者如何通过提及“过往”来建立共同体并维护其社会角色[106]。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记者可以形成记忆性的阐释共同体，也可以进行范式修补和边界工作。这是因为记者在作为他们所报道的社会记忆的叙述者外，同时也是他们自己专业共同体的记忆叙述者。不仅塑造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也在积极地建构关于自身行业的集体记忆[107]。因此，这种记忆实践可以体现为两个维度的历史——“新闻业讲述的历史故事”和“关于新闻业的历史故事”[108]。在前一类历史中，新闻权威的建立是记者参与重大历史事件报道后的一种“阐释性的副产品”（interpretive byproduct）；在后一类历史中，记者成为集体记忆的主体，讲述新闻业自己的历史，构建新闻业本身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直接建构、调整与强化新闻权威的过程[109]。
阐释共同体、范式修补、边界工作乃至集体记忆是现有研究主要运用的几种理论资源，但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是讨论该案例与新闻权威的关系，通过对过去与现在、正确与错误、专业与业余、圈内与圈外的区分和对比来塑造新闻权威。不同的理论之间并不是截然区分的，反而经常杂糅在一起。泽利泽讨论电视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如何使用特定的叙事技巧建构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权威，这一过程其实已经带有边界工作的意味在内[110]。梅尔策（Meltzer）和马蒂克（Martik）更是明确提出，作为阐释共同体的记者与作为实践共同体的记者都在从事边界工作[111]。新闻业正规化和合法化的过程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边界工作”的过程，即区分自身与他者的知识场域的界限[112]。新闻业的集体记忆也可以提升新闻权威[113]，发挥边界工作的功能[114]。新闻业为社会和公众准确、真实、客观地解释现实的能力既是与低质信息的提供者进行有效区分的边界，又是其塑造新闻权威的根基，也是新闻合法性的来源所在。归根结底，边界、权威与合法性只是不同学者针对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而运用的理论概念，最终指向的都是新闻业的社会位置，即新闻业作为一种话语制度和文化实践究竟能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体现何种功能、提供何种价值。正是由于近年来新闻业的社会地位持续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威胁，才促使新闻工作者通过不同类型的话语实践确立、维系、争夺、巩固着新闻边界，建构新闻业在当代社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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