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职业话语研究：边界、权威与合法性

泽利泽借用文化、话语、叙事、修辞、集体记忆等概念讨论新闻业和新闻从业者，将记者视为一种“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通过对专业地位的特有叙事权力来建立权威^[31]。她的研究旨趣在于解释记者群体自身的建构本质，以及勾连他们与社会权威系统之间的关系^[32]。可以说，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与新闻业作为文化权威一起构成了泽利泽所提出的新范式，前者是这一新范式形成的前提，是一种手段和方式，即记者通过对公共事件的阐释形成一个所谓的共同体；后者则包含了对新闻业价值和功能的界定、协商乃至重构，表明阐释所实现的意图。

阐释共同体的概念来自文学研究，原意是描述读者如何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通过集体的解读构成一个共同体^[33]。泽利泽把这一概念延伸到新闻文本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来，认为记者通过在不同时空情境中的互动和实践，形成一套共有论述和共同的阐释公共事件的方式，从而形成一个有关新闻业的意义共同体^[34]。此后，泽利泽进一步讨论了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彰显其存在的多种方式：第一，记者通过讨论新闻业中的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汇聚到一起。第二，记者通过纠正和暂时重新脉络化新闻实践来创造共同体。第三，记者通过讨论日常工作来巩固自身的集体性。第四，记者运用集体阐释来指导他们的具体实践^[35]。

文化权威的概念则来自斯塔尔（Starr）对医疗专业的研究。他把文化权威与社会权威进行了区分：社会权威涉及通过发布命令来控制行动，文化权威则来自提供一种服务及决定客户需求的能力^[36]。因此，新闻权威是一种文化权威，而非社会权威。泽利泽把新闻业的文化权威界定为记者提升他们作为“真实生活”事件的权威和可信的发言人的能力。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中，电视记者这个此前被轻视的群体通过他们对遇刺事件的报道以及他们此后再述的刺杀故事成为一个权威的阐释共同体^[37]。温奇（Winch）则认为，记者的文化权威来自公众对记者以连贯和可靠的方式提供重要信息能力的依赖，权威不仅存在，而且通过记者的日常实践及其后的边界工作修辞再产生^[38]。安德森指出，文化权威是权力的一种文化形式。他把新闻权威界定为新闻记者和新闻组织所拥有的权力，这种权力能让他们对现实的阐释呈现出准确、真实和政治重要性^[39]。

新闻权威有两种塑造方式：一种是直接指出文化权威的来源，即记者如何宣称新闻业中的某些特质是构成其权威的根基；另一种方式则是在区分中追寻权威的来源，在好与坏之间、内与外之间等各种区分中声张权威。但无论如何，这一范式的核心始终是通过话语或叙事来塑造新闻权威^[40]。因此，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记者在常规性的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话语实践，特别是那些围绕着关系到新闻业专业地位的事件所产生的论述，“通过对这些事件给出解释，新闻人得以划清专业实践的边界，解决悬而未决的议题，强化专业判断的标准，从而修补新闻范式或提升新闻业的社会地位”^[41]。新闻记者提升权威的努力会遭遇来自行业内外的争议，因此，新闻权威并不是预设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面临挑战或质疑时不断地更新、调整与捍卫^[42]。这样一种对新闻权威的看法已经与泽利泽有所不同。安德森批评说，泽利泽引入新闻权威意在抛弃原有的专业分析框架，强调通过对专业地位的特有叙事权力来建立权威，但是她对专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结构功能取向的基础上，忽视了专业社会学此后积累的成果，尤其是阿伯特（Abbott）将专业工作与实践联系的视角^[43]。阿伯特将专业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定义为管辖权，即专业对其工作的合法性控制权。在同一个工作领域共存的多个专业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不同的专业为了对工作的管辖权而相互竞争^[44]。新闻业同样有争夺管辖权的诉求。随着媒介生态的变化，这种诉求变得越发迫切。因此，卡尔森从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的角度对新闻权威进行了重新界定，“新闻权威是一种情境关系，其中某些行动者拥有为他人生产有关事件的合法话语知识的权利”^[45]。他把新闻权威的构成成分概括为三种：群体认同、文本实践和元话语。这些要素分别体现在记者与受众、消息来源、技术和批评者四种关系中^[46]。

如果把新闻权威视作一个对特定形式的知识的定义和管辖权进行争夺的社会过程，那么话语则可以成为这一新的分析范式的切入口，即将新闻从业者群体看作一个“话语共同体”（discursive community），从新闻从业者的话语实践中去找寻新闻权威的根基，考察这个群体如何阐释某些特定的关键事件、时刻、人物等，借此讨论新闻权威被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化过程。在以往采纳了类似路径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会选择那些具有“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或“热点时刻”（hot moments）特质的案例进行研究。这是因为这些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发生之后，新闻人在共同体内部所发生的讨论和阐释往往极为丰富，为探讨话语实践提供了机会^[47]。本项研究把类似话语称之为新闻职业话语（journalistic occupational discourse），指新闻从业者围绕与新闻业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类公共议题生产的论述。它不是新闻报道中呈现的话语，即一般意义上对其他事物进行建构的新闻话语（news discourse），而是将新闻业本身作为话语建构的对象。这种话语不仅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是专业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直接反映；也是新闻业展示给社会的形象，影响到社会如何看待新闻业^[48]。

在现有研究中，已有几个概念表达了与本项研究使用的新闻职业话语非常相近的意思。一是新闻话语（journalistic discourse）。周葆华把新闻话语界定为围绕新闻及其职业所展开的有关其理念和实践的表达、阐释、批评与讨论。它包括如何理解新闻，如何看待媒体功能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角色，如何从事新闻实践，如何评价新闻文本、从业者表现和媒体声望等。新闻话语主要来自专业新闻从业者，但也包括来自行业外受众的意见，以及两者间的互动^[49]。二是童静蓉所说的“关于新闻业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journalism）。这种话语“不是指新闻产品上呈现的话语，而是将新闻业本身作为话语建构的对象，焦点在于讨论中国当下社会脉络中，新闻业作为一个职业，如何被其他社会实体赋予某种话语，而其本身又如何在努力建构关于自身的话语”。她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媒体机构、新闻记者、政府三者如何建构“关于新闻业的话语”^[50]。童静蓉对这个概念的探讨接续了她此前对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话语的分析，机构（职业）话语、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三种话语体系在其间交叉重叠、互相牵制。她并未将职业话语作为一个单独体系，而是将其合并在机构话语中附带解释^[51]。三是卡尔森提出的元新闻话语。新闻业在持续发布关于周遭世界变动情形的同时，还在话语场域内建构新闻业及其社会位置的意义。元新闻话语就是对这个话语场域的描述，它可以被定义为对新闻文本、生产实践及接收条件的公共表达，在这里每个人可以公开地参与建立定义、设定边界以及判定新闻业合法性的过程。它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元新闻话语产生于新闻行动者与非行动者的区分；元新闻话语同时出现在新闻场所与非新闻场所；元新闻话语的话题是反应式和生成式的^[52]。这一概念表明，大量非传统的新闻行动者进入话语场域，与新闻行动者一起讨论、争夺、建构关于什么是新闻、谁是记者、新闻业何为等新闻业中的元问题。

上述三个概念虽然使用的称谓不同，但体现的研究思路却有很多共通之处，例如都聚焦于对新闻业的社会位置的话语建构。不同则在于，三个概念所指向的研究范围具有明显的递进关系。周葆华主要讨论记者对新闻话语的建构，童静蓉则扩大到政府和民间对新闻业议题的讨论，卡尔森更是把诸多非新闻行动者的话语实践涵括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两个概念都是元新闻话语的子类型。本研究提出的新闻职业话语仍聚焦于新闻业对自身进行的话语建构和使用，同样可以视作元新闻话语的一个子类。之所以在新闻业从封闭走向开放之际仍将研究对象限于新闻业自身的话语实践是基于三点现实考虑：其一，在当前中国的新闻生态系统中，由于新闻业的开放性、透明性和参与性有限，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仍是最为重要的新闻行动者以及围绕新闻业展开话语实践的主体；其二，受政治、市场、技术等外部力量的影响，当前中国新闻业正处在一个专业化、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三股力量的拉扯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在新闻工作中的日常实践，还要关注他们作为话语实践的主体所进行的意义阐释和反思；其三，中国新闻业既有在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下运作的特殊性，也有符合世界新闻业一般特征的普遍性，受众缩减、营收下滑、新闻质量走低等体现媒体生存状况的信号预示着讨论新闻业在当下及未来的社会位置并非杞人忧天，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依然主要是新闻从业者。(www.xing528.com)

具体来说，在中国语境下，本研究提出的新闻职业话语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职业话语的议题。新闻职业话语是关于新闻业的话语，既可包括围绕特定新闻报道、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现象等所展开的报道和讨论，也将那些广泛意义上的对新闻业的讨论囊括在内。前者是反应式的，后者是生成式的^[53]。之所以没有称之为专业话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业的发育程度依然有限。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理论概念，新闻专业主义代表着新闻职业意识发展的成熟状态。职业一词则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适用性，能涵盖不同程度的职业意识水平。

第二，职业话语的主体。新闻职业话语表达的是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工作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由记者个体发布的表达他对于某个特定对象态度的论述，如手记、博文等；另一种则是由新闻组织发布的展现集体性态度的文本，如社论、发刊词等。与元新闻话语将新闻行动者和非新闻行动者都囊括在内不同，职业话语把主体限制为新闻记者和新闻组织，二者都是新闻场域内的核心行动者。

第三，职业话语的平台。新闻媒体和行业期刊曾经是职业话语最主要的发布和呈现平台。现在除了这些传统渠道之外，论坛、博客、微博、微信都成为更为重要的呈现平台，不仅话语生产的频率和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也吸引了很多新闻业外人士参与，在相互激荡中使得话语生产更为复杂。因此，职业话语可能汇聚在一些传统的渠道上，如报纸杂志、行业期刊、新闻教科书、影视作品等，也频繁出现在论坛、博客、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上。

第四，职业话语的生产。新闻记者是专门从事话语生产的职业，新闻报道是他们生产的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解，职业话语则是他们生产出的对新闻工作的自我理解。二者都被频繁地生产出来，只不过前者居于前台，后者居于后台，以致外界更多地看到的是前者，后者则作为一种“内部话语”存在。它不仅出现在常规性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如对报道的讨论等；也出现在一些重要的仪式性时刻，如记者节、新闻奖颁奖、新年献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