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日,国内两家重要都市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选择在同一天终结了纸质报纸的出版。在传统新闻业深陷危机的时刻,两报的停刊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次“热点时刻”,激发了新闻机构、从业者、读者等不同主体的纪念性叙事。过去几年来,类似的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已经多次出现。无论是新闻越轨案例引发的批评,还是特稿文本带来的争议,抑或是围绕新闻人退休、逝世和转行而产生的回忆与纪念,都是对新闻业自身公共议题的阐释。此类阐释现象所代表的话语实践已经构成了新闻研究的一个新的面向,对它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闻研究的意义转向[1]。这种意义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新闻业对于新闻记者的意义,二是新闻业在社会脉络里的意义[2]。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通过对新闻专业性的考察来探究新闻业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来源,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路径主要研究新闻业如何建构社会现实,通过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呈现来探究新闻专业知识的特点,将新闻的专业地位视为一个既定前提,其所拥有的“专业特质”构成了新闻职业权威性的来源;另一种路径则侧重于研究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借用文化、话语、叙事等概念讨论新闻职业如何通过特有的叙事权力来建立职业权威,尤其关注新闻业在面临内部争议和外部挑战时使用的话语策略[3]。应该说,这两种研究路径主要都是建基于一个长期稳定的新闻业基础之上的,彼时新闻业在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作用、地位还处于毋庸置疑的状态。瑞斯(Reese)甚至认为,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外部力量可以对传统新闻业的运作产生绝对性的挑战,整个新闻行业停留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4]。因此,早期的新闻研究者往往更多关注的是新闻机构内部的生产和运作过程,较少涉及对外部新闻环境的分析[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Anderson)认为,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的场域(field)这一社会空间性概念将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可以用来分析新闻业这样一个具体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不同形式的职业知识所发生的专业竞争[6]。对新闻场域的研究表明,学者们开始关注新闻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但已有研究仍将其更多地应用在前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研究之中。在进入数字技术时代之后,稳定的新闻环境终于被打破,既有的研究路径开始显现出不足,类似场域、网络、领域、生态系统等概念的引入意味着新闻研究正在发生空间转向(spatial turn)[7]。除了新闻场域,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成为另一个重要的空间分析概念[8]。场域和生态系统都是一种对空间的隐喻,也都强调同一空间内部不同主体所处的位置,但是两个概念却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和适用状况[9]。新闻研究者用场域来分析愿意接受新闻业监督和寻求行业承认的Buzzfeed与Gawker,而用新闻生态系统来对拒绝承认自己的媒体公司身份、推崇自动算法、排斥人工介入的Facebook进行研究[10]。
新闻业不仅要面对来自内部的越轨者对既有新闻边界或范式的挑战,也要关注大量的新来者所带来的冲击。当新闻业日益陷入不确定性加深带来的困境之时,重新思考新闻业的文化意义显得尤为必要,“无论是重新界定新闻、记者和新闻实践,还是调和技术变革、经济动荡、组织重构和文化力量的关系,都需要从意义的层面去理解新闻业的新形态”[11]。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意义的揭示和理解是新闻研究中的文化分析视角所从事的工作。尽管未能如组织的或社会学的新闻研究路径那般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但从文化的维度研究新闻由来已久。舒德森(Schudson)曾对新闻生产研究的三种取向进行分类和命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12]。此后,他将政治与经济分开,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种并列的路径[13]。研究路径的命名显然是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之后,而且,文化视角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新闻生产研究中,泽利泽(Zelizer)就将其置放于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新闻研究中来,对文化角度的新闻研究做了更为系统的梳理[14]。不过在很长时间内,研究者只是提出可以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新闻,称其为“新闻的文化视角”(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news)[15]或者“从文化角度透视新闻业”(on journalism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16]。迈耶斯(Meyers)明确提出了新闻研究的文化学派(cultural school)这一说法。他将现有的新闻研究分成四类,分别是个体的、组织的、制度的和文化的新闻研究。前三类统称为传统学派,第四类则命名为文化学派,其特点是把新闻看作更广领域的文化传统的产物[17]。应该说,新闻业的文化视角或文化分析包含了对叙事、仪式、文本、话语等多个维度的研究,但话语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路径。安德森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闻研究概括为三条脉络,分别对应了专业、话语和场域三个关键词,话语所对应的第二条脉络的核心正是文化、叙事与话语共同体[18]。
在迈耶斯和安德森的梳理中,新闻业的文化或话语研究指向的都是由泽利泽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她于1992年出版的《报道身躯》(Covering the Body)一书大大推进了对新闻业的文化权威与专业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19]。在这本书中,泽利泽详述了电视记者这一新兴群体如何保持其专业地位:先是通过他们对刺杀肯尼迪的报道,此后是通过他们讲述的关于刺杀的故事[20]。这项研究开创了当前新闻研究中着重从话语维度讨论新闻业问题的重要路径,认为新闻业处在一个话语场域中,持续建构着有关新闻业及其社会位置的意义[21]。泽利泽在书中引入的阐释共同体、新闻权威等概念此后被广为使用,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主要运用文化、叙事和话语共同体等概念来研究新闻,强调新闻记者作为“阐释的共同体”的权威与文化、符号和内外职业空间中可以作为叙事的来源有关[22]。因此,应该从记者的话语实践中去找寻新闻权威的根基。这种话语实践不仅指对于记者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本身的叙事,即如何呈现新闻故事,而且还包括对记者新闻实践活动的叙事[23]。(www.xing528.com)
从现有研究来看,以记者生产的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和资料的研究已经大量出现,除了阐释共同体、新闻权威等概念外,学者们后续又引入了更多概念和理论,如边界工作、认知权威、合法性、专业管辖权、场域、话语制度主义等,对具体的案例展开经验研究。与此同时,也开始有少数研究者有意识地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化发展。舒德森和安德森把专业社会学中的管辖权概念引入新闻研究,在新闻场域内审视不同行动者的管辖权争夺[24]。格莱文盖德(Gravengaard)通过分析记者日常使用的隐喻,讨论记者的自我理解及其对新闻工作的概念化[25]。汉尼驰(Hanitzsch)和沃斯(Vos)构建了一个分析新闻角色的过程模型,他们将新闻业视为一种话语制度,记者、组织和机构等不同行动者在话语场域中展开对话语权威的协商,新闻角色就在协商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机制形成[26]。布里斯(Breese)将文化社会学引入对新闻话语的分析,探讨美国新闻业的危机根源,认为其不仅是商业层面的溃败,更预示着新闻业的意义系统出现了问题[27]。沃斯和托马斯(Thomas)则借用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在后真相的背景下讨论美国记者对新闻业制度权威的话语建构[28]。
对新闻权威的研究根本上是在探讨新闻业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往的研究更多地指向对其专业性的探讨:要么认为新闻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因此也不关注新闻职业是否生产权威知识或拥有专业特质,而是着力于通过问卷调查来测量新闻业获得专业地位的程度;要么通过长期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致力于探究新闻知识的本质或特点。这种隐于“后台”的知识也需要公之于众,以巩固其专有地位,从话语层面展开的研究就此把分析重心放在新闻权威的知识宣称、话语建构和话语策略等方面[29]。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多数研究仍然把新闻职业话语作为一类研究资料来处理,基于对话语的分析来探讨其他研究问题,并未把职业话语本身当作一个值得讨论的研究对象。把职业话语作为研究资料还是研究对象,看似区别不大,但反映了研究者对职业话语的重视程度。卡尔森(Carlson)在其以往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理论,把元新闻话语概念化为一种建构或挑战新闻实践、新闻规范、新闻机构之正当性的手段[30]。本章的目的也是在以往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新闻职业话语本身进行理论思考,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分类和探讨可行的研究方法,提出一个在中国语境下可操作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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