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论：媒介控制理论概览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传播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产生作用的。传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反映，其内容十分复杂。它从各方面制约和影响着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既界定了大众媒介与政府的关系，也决定了媒介与社会群体和广大受众的关系；既赋予了大众媒介自由与权利，也明确了大众媒介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

传播学界关于“控制”分析的学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F.席伯特、T.彼得森和W.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中提供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制度与其社会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自大众媒介诞生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大众传播体制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式）共产主义理论，它们分别以四种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理论为基础。”[3]

《报刊的四种理论》简介

《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是一部专门研究传播体制的书，是西方研究大众传播体制的一本比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著作。作者为F.席伯特、T.彼得森和W.施拉姆三人。这部书出版年代较早，第一版于1956年问世，后来连续再版。这本书出版后，曾得到美国领导集团的赏识，获得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颁发的研究奖章；欧美许多新闻院校将此书作为教材，在学生中宣讲。我国近年也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它在我国也有一定影响，许多青年学生将它作为参考书阅读。

书名虽为《报刊的四种理论》，但实际上正像作者在绪论中一开始讲的那样，本书所用“报刊”（Press）一词，是对一切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而言的。的确，它所论述的内容牵涉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但对报纸、刊物等印刷媒介谈论得多些。该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报刊体系差异存在的原因。

该书认为，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特别是报刊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的方式。报刊体系间的差异，是一种哲学上的差异。该书所要研究的，就是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

（资料来源：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133～134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1.集权主义理论

集权主义理论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集权主义理论属于一种绝对控制的传播体制和观念。大众传播产生于欧洲报业发展之初，由于报刊出现时，大多数西欧政府是建立在集权主义的原则上的，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则也成为管理报刊的制度基础。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基雅维利的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集权主义理论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都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法西斯主义是典型代表。

集权主义理论认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维护统治者和专制国家的利益；大众媒介必须绝对服从于权力，不得批评政府或在任官僚，也不得批判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大众媒介必须统一步调，推介和支持现任政府的政策，为国家服务。从16世纪初开始，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法律管制传媒的国家，相继建立了特许制度（即规定从事印刷、出版业需获得当局批准）、经济保证金制度、事先审稿制度、总逮捕制度（即规定任何出版物中如果有诽谤皇帝、皇室和政府官员的内容均可逮捕当事人）。随后，其他西欧国家也纷纷效仿。

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初期，集权主义制度是从消极方面去实现其控制的，比如上述英国的做法，在后期，则采取了一种较积极的政策，如收买私营报刊或用公款给予补贴，规定特别税制度来限制印刷品的发行和利润。根据这种政策，国家积极参与通信事业，并利用公众通信工具作为完成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

集权主义理论

集权主义理论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君主和政府绝对权力的哲学思想。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凡是反对言论管制的人，都应“放逐到其他城市去”；在《法律》中则要求诗人们把自己的作品交给执政者审阅，以便判断作品是否有益于市民的精神健康。其实，这就是一种“事前审稿制度”，其理论根据是，真理在统治者手中，强权即真理。但统治者往往不满足于“放逐”，而是采取更严酷的极端手段。如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公元1世纪罗马的奥古斯都皇帝亦有类似举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个案。

在（16世纪）这种政治气候下，大众媒介（主要为新兴的报纸）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被缩小到最低限度，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罚款、坐牢则更成了“家常便饭”。

（资料来源：宫承波：《传播学纲要》，15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法西斯主义宣传是集权主义传播体制中的重要实践和具体表现。德国的希特勒及其助手戈培尔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媒介实行全面的检查制。他们查封反对派报刊，同时管理媒介，并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多种媒介的法西斯宣传体系。其理论基础和宣传的根本指导方向是至高无上的领袖意志和国家意志、民族优越和对外扩张；其实际行为是限制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形成一个渠道、一个声音，通过思想上、组织上、法律上和特务统治的极端措施，强化其对所有报纸、广播、通讯社、电影、杂志等大众媒介的控制。

（资料来源：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第二版），14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自由主义理论

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几乎与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反控制的斗争。因此，与集权主义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同样源远流长。自由主义理论发端于17世纪，实际形成于18世纪，盛行于19世纪。这种理论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观念公开的市场”和“自行调节的过程”的自由观念，其代表人物有英国政论作家约翰·弥尔顿、哲学家约翰·洛克，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托马斯·杰斐逊等人。

杰斐逊的新闻自由理念

杰斐逊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风云人物，《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继华盛顿、亚当斯之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总统。他在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确保新闻自由权利的过程中着力不少。而在亚当斯总统在国会炮制钳制新闻自由的《外侨法》和《煽动法》这两项反动法案（1798年，有效期3年）时，他就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并在他就任总统（1801）后使这两项法令按期自然失效。

杰斐逊对新闻自由的信念，主要表述在1787年（另有一说1789年）写给爱德华特·卡灵顿的信中。信中说：“我深信，人民之善良理智将永远是精锐的大军。他们也会被引入歧途，但将迅速纠正他们自己，人民是其统治者之唯一监督；甚至他们的过失也往往是要使这些统治者遵守他们制度的真正原则。而对那些过失惩戒太厉，即意味着镇压公众自由所仅有的一点保障。预防此类对人民之不正当的干预方法，就是通过公共报刊的渠道，向人民提供关于他们自己事物的全部情况，并且力争做到使这些报纸深入到全体人民群众之中。”接着他表示：“若要我来决定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后者。”

（资料来源：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105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是：报刊不应接受第三者的事先检查；出版、销售自由；抨击政府、官员（恶意人身攻击除外）合法；新闻的收集只要手段合法，就不得限制；新闻传播自由。自由主义思想家主张传播媒介最好是私营的，以建立完全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观念的自由市场”，任何错误和有害的思想观点会在与正确思想互相争辩和比较的过程中自行得以修正。

自由主义理论至今仍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传播体制的理论基础，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在传播领域的反映。自由主义者承认国家通过各种机构不可避免要参与一些传播的过程，但是他们认为政府的介入越少越好。在绝大多数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主要的控制工具是司法体系。自由主义理论主张用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控制，即通过自行修正过程以及通过消息、评论和娱乐市场的自由竞争来代替国家的干预。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一个稳定的体系，使个人主义的自由力量得以相互作用。

应该看到，现实中自由主义的传播体制并非像它的理论构想那么美妙。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体制下，媒介不再受政治上的专横压制，但又转而受到经济上的无形操纵。在没有伦理规范与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媒介在传播自由的华丽外衣下无所顾忌，以至于造谣诽谤和耸人听闻、低级趣味的内容泛滥成灾。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到高度垄断时期后，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危机也随之暴露得越加明显。无限制的新闻自由是危险的，甚至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

新闻的客观性曾是西方传播者的信条，但为追求个人名利，制造假新闻也成了惯用的手法。美国的《谎言》杂志，经常揭露西方新闻工作者制造耸人新闻的行为，连《华盛顿邮报》这样国际上久享盛名的大报也不例外，轰动全世界的《吉米的世界》就是该报记者珍妮特·库克杜撰的新闻故事。至于采写、报道新闻时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实例更是层出不穷。报道暴力、黄色惨案时只顾抢镜头，而不去制止惨案的进一步发生；报道火灾时，只顾抢镜头，而不去救灾。个别新闻传播者甚至希望惨剧严重恶化，以获得进一步的“独家新闻”。

（资料来源：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122页。）

据本·巴格迪坎在《传播媒介的垄断》一书中披露，实际上真正控制美国报纸的只是20家最大的报业集团或“新闻帝国”。这20家报业集团是（依据它们所控制的报纸的发行量多少）：（1）甘尼特报业公司；（2）奈特·里德报业公司；（3）纽豪斯报业公司；（4）《论坛》公司；（5）道·琼斯公司；（6）《时报》、《镜报》公司；（7）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公司；（8）赫斯特报业公司；（9）汤姆森报业公司；（10）考克斯报业公司；（11）《纽约时报》公司；（12）考尔斯报业公司；（13）美国新闻出版公司（默多克公司）；（14）首府通讯公司；（15）自由报业公司；（16）中央报业公司；（17）《华盛顿邮报》公司；（18）《新闻晚报》公司；（19）利普利报业公司；（20）哈特—汉克斯报业公司。这20个“新闻帝国”掌握了全美报纸总发行量的52％，再加上另外30家较小的公司，实际情况是“50个公司的男女领导人控制了影响二亿二千万美国人的一半以上的信息和观点”。

（资料来源：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115页。）

1644年，英国诗人、《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因出版纠纷被传到议会答复质询。他的答词后来被印成小册子，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论出版自由》。他的中心论点是：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具体地说，有这样几层意思：（1）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要相信读者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有理性的动物。⋯⋯而禁止好书出版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2）有人说坏书应当禁止，但谁来判断哪些是坏书？（3）历史证明，检察官的水平往往低于作家的水平。（4）即使有些检察官有水平，也可能会被偏见和流俗所蒙蔽。在这种情况下，查禁出版物的结果，就很可能是查禁了真理本身。（5）尽管出版物可以禁止，但检察官无法禁止其中的思想的流传。因此，这种行为最终是徒劳的。（6）由此得出结论，正确的做法是， “让她（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这就是所谓出版自由论。它在整个自由主义媒介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宫承波：《传播学纲要》，159页。）

3.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社会责任理论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它是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新理论，因而有人也称它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它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在美国产生。

面对自由主义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境，面对社会上对传播界的指责，美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开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著名出版家亨利·卢斯决心对美国新闻出版业进行一次调查，他委托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主持。1944年，哈钦斯组成了由12名著名学者参加的新闻自由委员会[4]。三年后，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自由与负责任的报业》（A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的调查总报告，这个报告构成了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席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根据这一报告，正式提出了“社会责任理论”这一概念。

社会责任理论在“自由伴随着义务”的理论前提下，对新闻自由重新作了解释，认为传播活动一方面应该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另一方面，传播者应该对社会负责，对接受传播内容的公众负责。传播机构、传播者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传播的内容应对社会有利，不应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它的性质是在言论自由权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言论自由以人对其思想负有义务为基础。如果一个人不负担起这个良心义务，反而运用言论自由去煽动仇恨、诽谤、说谎，故意用言论自由来玷污真理，那么他就没有要求言论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他承担起相伴随的道德义务时，他才有道德权利。

社会责任理论建筑在积极的自由基础上，在它的指导下，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有6项职能：（1）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消息、讨论和辩论，为政治制度服务，也就是传播新闻，及时报道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2）启发公众，使他们能够实行自治；（3）作为监督政府的一个哨兵，以保护个人的权利；（4）通过广告沟通买卖双方，推销商品，为经济制度服务；（5）供给公众以消遣和娱乐的材料；（6）维持财政自给自足，使报刊能够不受特殊利益的侵害。

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围绕该理论的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直到今天，仍然争论不休。

4.苏联（式）共产主义理论

《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探讨的最后一种理论，是苏联（式）共产主义理论，也称作苏维埃集权主义理论。

该书针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新闻业做出了理论概括，认为苏联的新闻制度是集权主义的表现形式，传播媒介是执政党手中的工具，目的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制度，其特点是：（1）媒介全部归国家所有；（2）媒介执行党和国家政策，其职能在于宣传和鼓动；（3）党和政府控制传播活动；（4）强调责任重于自由；（5）为了控制思想，禁止外国媒介在国内流通。

该书指出，苏联的大众传播媒介被作为党和国家的工具来使用，在苏联的思想领域中，大众传播体系差不多是和一架打字机或扩音器一样的工具，是实现国家职能的工具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又指出，虽然苏联的报刊来源于集权主义，但是这两者又有所区别。集权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的传播媒介一般属于私人所有，和政府是分开的；而苏联的报刊是与政府合为一体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垄断和管理传播媒介和传播活动。

二、权力的媒介

《报刊的四种理论》出版后，影响巨大，其中不乏反对之声。在众多的批评著作中，值得一提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阿特休尔在1984年出版的《权力的媒介》，这本书成为批判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阿特休尔在书中指出，所谓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讲法，只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不再适合解释当今的媒介制度。他着重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在任何传播体制中，传播媒介都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言人，都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媒介所有者和经营者服务。他认为，传播媒介被当作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成为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的工具。

他通过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史的研究，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传播机构为了追逐利润，不可能成为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所谓“第四等级”。“新闻媒介看起来确实独立自主，看起来确实在向权势们挑战——俨然成为政府第四大部门。然而，只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显然就会看到这种关于新闻媒介权力的信念，只是那些拿它追逐自身目的者手中庞大的武器而已。政府和政治、经济权贵们操纵报纸的事实贯穿于整个历史。”[5]

阿特休尔在对世界各地的传播体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今世界传播媒介的3种模式，即市场模式、共产主义模式和进展模式。

三、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规范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传播制度及理论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但就国家发展的状况和条件来说也有不少相同的特点，例如：经济比较落后，发展经济是国家的首要目标；政局相对不稳定，有些国家甚至经常面临内战、政变或外来势力颠覆的威胁；从大众传播的状况而言，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限制，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都很高。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理论从总体上反映了这种现实状况。

根据英国学者D.麦奎尔的归纳和概括，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媒介规范理论大致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传播活动必须与国家政策保持同一轨道，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基本任务；

（2）媒介的自由伴随着相应的责任，这种自由必须在经济优先的原则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原则下接受一定限制；

（3）在传播的内容上，要优先传播本国文化，优先使用本民族语言；

（4）在新闻和信息的交流合作领域，应优先发展与地理、政治和文化比较接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

（5）在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利害问题上，国家有权对传播媒介进行检查、敢于限制传播媒介乃至实行直接管制。

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传播制度是符合自己的国情和条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课题，这不仅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包括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在跨国传播和全球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正在像洪水一样涌入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危机。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抵御来自少数传播大国的“文化侵略”，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维护“信息主权”的口号下，从制度上采取了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措施，并加强了对外来信息的自主管理。

[1] 陈琪：《奶粉夺命事件》，引自朱涛、袁雷主编：《中国新闻报道》，2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130～133页。

[3] [美] 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报刊的四种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4] 人们也把该委员会称为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

[5] [美] 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16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