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的特征及意义

1967年，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在一张专辑中唱道：“靠着朋友的点滴帮忙我才得以度日。”它让我们感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使得人际关系成为我们生存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将人称为“社会性动物”，确实，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需要——与他人建立持续而亲密的关系。

一、人际传播的功能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充满挑战。人际关系依赖社会交往尤其是人际传播才能形成、发展和变化，因此如何与他人建立、发展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际传播关注的话题。

有人向上帝请教过天堂与地狱的问题。上帝对这个人说：“来吧，我带你去看看什么是地狱。”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里面一群人围着一大锅肉汤，每个人看起来都瘦得皮包骨头、绝望又饥饿。人人手里都拿着一只可以够到锅内肉汤的汤匙，但他们的手臂没有汤匙的柄长，没法把东西送进自己的嘴里。他们既着急又悲哀、绝望。 “来吧！再让我带你看看什么是天堂。”上帝说。他们进入另一个房间，它和第一个没什么不同：一锅汤、一群人、一样的长柄汤匙。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快乐的笑容，吃得也很愉快。因为他们互相用自己的汤匙舀肉去喂对方。

（资料来源：刘欣：《人际乘法效应》，173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从这个人际传播的实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人际传播的功能。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要进行人际传播呢？

1.获得信息

在人际传播中，人们进行信息的交流活动。在任何一次谈话中，无论长短，都包含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通过初次见面的寒暄，彼此知道了对方的姓名、籍贯，这些个人的基本信息为日后的关系发展打下了基础。除此以外，两人还能够从对方的服饰和举止等方面观察到更多的信息。不仅是互相传播信息，每个人还都在更高的层面上“评论”着对方的信息。[1]

2.建立关系

人是社会动物，个人离开了他人，离开了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和协作，便难以生存。在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建立在多人合作的基础上。要谋求与他人合作，就必须要进行沟通、进行人际传播。

BK公司的项目经理Loralin是一位从加拿大回自己国家工作的“海龟”，持有加拿大著名大学的双硕士学位，形象和气质均不错，属于拥有优良条件的职业女性。

在BK公司，由于Loralin一直自视甚高，不仅极少与身边的同事沟通，甚至从心里瞧不起周围一些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同事，因此，工作开展得十分困难，后来竟发展到没有人愿意配合其工作的地步，Loralin为此十分苦恼，最终无奈地辞了职。

（资料来源：刘欣：《人际乘法效应》，20页。）

3.实现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

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忠告我们：“认识你自己”。自我认知包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体验与控制，也就是主我和客我的体察。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生理状况，比如年龄、身高、体重、肤色、容貌等，可以靠自我观察和体检等方法，对于心理特征和与他人的关系，则往往要把自己和他们比较才能得出结论。与周围的人接触，同他们进行交流，正是自我认知的基本途径。

除了自我认知以外，他人认知也是确立有效的社会协作关系的重要条件。自己的室友具有什么样的人品和性格，是否值得信赖，其能力和实力如何，与自己的默契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等，都是双方希望了解的问题。只有在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社会协作才能顺利进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人际传播。

4.满足情感需要

人际传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例如，一个人身处困境，就会有倾诉的欲望，找个好朋友聊聊天，可能就如释重负。这种一吐为快的人际传播给人带来的主要是情感的宣泄和由此而产生的情感满足。人们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情感满足来调节各自的情绪，形成积极的心理状态，从而能够积极地拥有人生。

二、人际传播的基本特点

1.双向交流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参与传播的双方构成了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人际传播的双向性质与传播参与者的角色互换密切相关。在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中，传播参与者几乎在同时充当着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双重角色，正是这种双重角色使信息不断地进行传播和反馈，从而保证了传播的双向性。从日常对话到人物访谈，从网络聊天到手机短信，人际传播总是呈现出双向互动性特征。

2.多种手段

人际传播既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非面对面的，如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在面对面的传播中，不仅使用语言符号系统来沟通和交流，而且使用非语言符号系统来进行交流。在许多情况下，非语言符号系统的使用可能更加重要。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常常用只有队友之间才明白的手势交流战术。

3.情境性强

人际传播是发生在一定场合中的信息交流行为，时间、地点、参与者和话题等各种因素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传播情境。初次见面时，人们礼貌地握手，使用保持一定距离的寒暄用语；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时，就多选择静谧的环境；两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时，双方不仅衣着正式，还在会议室中摆放两国国旗。我们总是根据传播发生的时间、空间、双方关系和当时的心情，以及不同的情境进行适当的交流。

在传播情境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噪音。在人际传播中，这种传播干扰多是一种心理的干扰。当对方讲得喋喋不休时，我们在心里抱怨“他怎么这么没完没了”或者“他干吗跟我讲这些”；而自己开口时，可能边说边想“不知道他懂不懂我的意思”这种精力分散的情形往往使我们在传播过程中不能顺利地或不能充分地理解信息的内容。除此之外，每个人在人际传播中有意或无意存在的偏见则是心理干扰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195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A.S.洛钦斯首次进行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他杜撰了两段情境相反的文字材料，让被试者分析判断材料中主人翁杰姆的性格。

第一段是：“杰姆离家去买文具，他和两个朋友走进洒满阳光的街道，边走边晒太阳。杰姆走进一家文具店，里面已挤满了人，他一边等待店员对他的注意，一面和熟人聊天。他买好文具在向外走的途中遇到了熟人，就停下来和朋友打招呼。分手后，杰姆就走向学校。在路上他又遇到了一个前几天晚上刚认识的女孩子，他们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这一段材料描写杰姆热情、友善。

第二段是：“放学后，杰姆独自离开教室出了校门，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街道上阳光灿烂，于是杰姆走到阴凉的一边。他看到路上迎面而来的是前天晚上遇到的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杰姆穿过街道，进入一家饮食店，店里挤满了学生，他注意到那儿有几张熟悉的面孔，杰姆静静地等待着，直到引起柜台上服务员的注意之后才买了饮料，他坐在一张靠墙边的椅子上喝饮料，喝完之后他就回家了。”这一段材料描写杰姆性情冷淡。

洛钦斯将这两段材料做不同组合，让四组被试者分别阅读不同组合的材料，第一组只阅读描写杰姆“热情、友善”的材料，第二组先阅读“友善”、后阅读“冷淡”的材料，第三组先阅读“冷淡”、后阅读“友善”的材料，而第四组只阅读“冷淡”的材料。然后分别在一个量表上评估杰姆的为人到底友不友好。

结果表明，第一组到第四组被试者中给杰姆友好评平价的分别为95％、78％、18％、3％。

（资料来源：薛可、余明阳：《人际传播学》，18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刘欣：《人际乘法效应》，121页。）

4.互动性强

人际传播互动性强，首先是由于传播参与者双方是相对明确的。这样，人际传播的参与者总是处于比较确定的人际关系之中，通过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就能有效地影响或改变对方的心理或行为，从而进一步影响彼此间的人际关系。例如：通过一席坦诚交谈，夫妻间的误会很快消除了；通过一番热烈的小组讨论，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人际传播互动性强，还与传播内容的相对保密性有关。人际传播的内容一般是不公开的、私密的。两个人交谈的内容，外人一般不得而知；课题小组的讨论不允许外人介入；即使是在公众传播的情况下，传播的内容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超过这个范围的人就不大可能了解传播的内容。

一个面包师长时间从一位农民邻居那儿购买黄油。有一天，他觉得本应该是重三磅一包的黄油似乎太轻了点。于是他开始定期地称一称黄油，发现每回都是分量不足，这等于是他每次都多付了钱。

他特别生气，便提起诉讼，事情闹到了法官那里。

“您没有天平吗？”法官问农民。

“有啊，法官先生，我有一架天平。”农民回答道。(www.xing528.com)

“有很准的砝码吗？”

“没有，法官先生，我不需要砝码。”

“没有砝码，那你怎么称黄油呢？”

“这好办，”农民很平静地回答说，“你瞧，就在面包师从我这儿买黄油的那段时间，我也一直买它的面包。我总是要同样重的面包，每次这些面包就作为称黄油的砝码。如果砝码不准，那就不是我的过错，而是他的过错了。”

听了农民的话，法官觉得有理，就判定农民无罪，而面包师不得不承担诉讼的费用。

（资料来源：刘欣：《人际乘法效应》，155页。）

三、社会互动中的人际传播

与大众传播相比较，人际传播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但这只是就人际传播的私密性而言，并不意味着人际传播不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参与人际传播的双方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其社会性及其对人际传播的影响始终存在。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是美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也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鼻祖。库利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探讨个人如何社会化。库利认为，“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我们通过想象别人对我们的行为和外貌的感觉来理解我们自己，因为这里的自我正反映了别人的意见，所以叫做“镜中我”。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库利将它的出现分为三个阶段：对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的印象的知觉，对别人对我们行为的评价的知觉，以及对他们的评价的感觉。一句话，我们是在人际传播中通过别人的反映（反馈）来评价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信息交流，犹如一面镜子，能帮助自我概念的形成。[2]

在库利的观念中，传播是“镜中我”形成过程中“唯一”的关键要素，也是个人与社会结合的一个螺丝。他认为，一个完全脱离传播、完全与他人相区别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不论是“社会我”还是“镜中我”，都离不开自我的社会交流，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自我，“几乎都是通过我们与其他人的交流而留在我们意识中的。”[3]因此，库利认为传播是个人社会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库利指出，人际传播能使自我得到充分的发展。库利觉得家庭是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友谊、服从、忠诚、崇敬和个人自由等都发源于此。在家庭中，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信息互动形成一种自我感，并逐渐懂得了：（1）什么是父母所期待他们的；（2）父母怎样评价他们的行动；（3）父母对他们的感觉。了解了这些信息后，孩子们就力图成为父母所期望他们成为的自我。

查尔斯·霍顿·库利

库利（见图6—1）是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他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市，因患癌症逝世。

图6—1 库利

库利出生于一个公理教会家庭，原居纽约州西部，他在家中的六个子女中排行第四。就在他出生的这一年，他父亲就任密歇根最高法院法官，从此开始了璀璨的法律生涯。他父亲心怀壮志、感情丰富、充满干劲，从一个贫困的乡村孩子一路晋升到行业的顶尖职位。他与其父性情完全不同，天生羞怯，不爱交际，他很早就发现自己与父亲的飞黄腾达不相为谋。他八岁至二十岁期间，健康状况极差。由于长期便秘、口吃、害羞，他饱受折磨，从而愤世嫉俗，郁郁寡欢地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

由于健康不佳，他用了七年才完成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他的双亲经济宽裕，让他得以在美国全境和欧洲长途旅行，到1890年他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时，库利已经做过好几份工作，先后任职于“州际商业委员会”和政府的人口普查局。尽管如此，年届二十六的他对未来仍无明确计划。

1890年，他进入密歇根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1894 年他以论文《交通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1894）获得经济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在密歇根大学度过其学术生涯。1892年库利在密歇根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师，1899年他成为社会学的助理教授，1907年获得教授职位，1918年被选为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该学会是他在1905年帮助建立的。

由于库利很少做定量操作，因此如同W.詹姆斯是理论心理学家一样，他一般被归为理论社会学家。随着定量运动的普及，库利的观点进入了被忽视的时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他的自我观点，他强调原始团体的重要性，以及他对社会过程和制度分析的评论，他的著作又开始为人们所引述。

库利对于自我的观念有重要的贡献。他认为心智不是像笛卡儿所认为的超然于外在的世界，反倒是个人与世界互动的产物。

库利的主要著作包括：《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过程》。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82536.htm。）

芙蓉姐姐与“喜剧暴力”

谁是最近清华和北大校园里人气最旺、最拉风、最火爆的人？一个被人们称为“frjj” （芙蓉姐姐）的、游荡在校园周边地带、号称以考研为业的北大和清华边缘人。

在北大、清华的校园BBS上，每天都有上千人焦急地等待这个芙蓉姐姐出现，她的最新图片和言论总是在第一时间被广大学子们以群发邮件、QQ、手机短信等先进武器传向天涯海角，她只要在清华和北大的校园里一现身，哪怕是骑车匆匆穿过，有幸看见她的fans就会立即冲向任何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在BBS上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详细报道兴许只有几秒中的遭遇实况，其后必然迅速招来上百个跟帖⋯⋯

芙蓉姐姐的真实身份正在被成千上万个学子以科研攻关的精神火热地考证着，芙蓉姐姐成名的原因是她坚持不懈地在水木清华BBS上张贴自己的生活照，同时以令人生畏的激情在网上发表了大量与玉照交相辉映的抒情文字。芙蓉姐姐的玉照本着大无畏的LOFI精神，不施粉黛、不布光影、不挑背景、不饰华服、不择手段，重在以清水出芙蓉的自然感展示容貌和身材，这些令人喷饭的照片出自谁手仍是一个谜，如果被考证出来，他一定可以成为中国摄影界的埃德·伍德（也就是港译的“艾活”）。

芙蓉姐姐的文字深谙“举美不避己”的大道，经常用迷醉得接近梦呓的语言描述自己的容貌和身体，并经常把这些奇险的描述和主流的励志话语结合在一起。芙蓉姐姐绝对不是文艺青年（虽然她号称自己擅长舞蹈，并有不请自来冲进北大和清华的文艺晚会里突然起舞的义举），她基本上还是一个与都市时尚、与80后的炫酷艺青气质并无关系的前小资时代的淳朴女青年，但她却一度成为北京市海淀区最前沿的大学文艺生活的关键词。

芙蓉姐姐日复一日地以为学子们进行美的奉献的诚意，展示着她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周星驰影片配角形象；广大学子们则尽情分享这一群体性美学喜剧：一边震惊于芙蓉姐姐的照片和“美”字之间的巨大差异，一边闹哄哄地成立“芙蓉教”，以一种成分极为混杂的古怪心态自觉地加入到芙蓉姐姐的fans群之中，跟在芙蓉姐姐的照片后面如同丁春秋门下弟子一般敲锣打鼓、歌功颂德，更有人编撰“芙蓉教”入门的“扫盲手册”和开设以考证芙蓉姐姐真实生活为要旨的“研究生课程”。

说这种心态混杂，是因为它虽然充满了对这一事件之荒诞性的充分体认，但同时也包含了诸多真诚的因素，认为芙蓉姐姐从客观效果上来看，真的给人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快乐和关于“做梦和自信”的感动。有的fans甚至还清醒地呼吁：千万不要让芙蓉姐姐醒来，保留一个人最高贵的做梦的权利。

这堵自恋和起哄之间的看不见的“墙”，造就了当代中国一个又一个的亚文化奇观。从《食神》里龅牙珍的“有自信，当然靓”到芙蓉姐姐，这堵墙宣告了跨媒体时代关于“平等沟通”神话的终结，不知情的表演者们被暴露在与他们的梦想无关的目光之下，成为新世纪“喜剧暴力”的牺牲品，而这些牺牲品中的大多数——再次验证了男权社会的“鉴赏法则”——都是女性。

（资料来源：http://tieba.baidu.com/f？kz＝19573809，略有修改。）

这是一个典型的人际传播的例子。芙蓉姐姐通过成功的人际传播手段，给自己一个独特的角色定位，打造了自身个人品牌的价值。这个个人品牌价值在于由“名”到“利”的转化能力，或者说个人品牌的价值在于它的套现能力，也就是能从“出名”这件事上挣多少钱。一个人的“名气”能为他挣出来的钱越多，那么这个人的个人品牌的价值也就越大。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也就是个人品牌的含金量越高。

在唐寅的《桃花坞》中有这样一句：“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可见，一个被外界认为“又傻又土”的芙蓉姐姐，其深藏不露的智慧和对时局的准确把握才是其成功的关键。

常人都应该心知肚明，芙蓉姐姐不可能在任何状态下都像她展现给大众那样的傻、土，常态下相信她的举止行为也会像常人一样。这就是人的一种角色感，在不同的场合呈现的角色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4]

[1] [美] 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27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美] 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131～13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 [美] 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131～132页。

[4] 薛可、余明阳：《人际传播学》，173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