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登基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聪”。因此，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天聪汗”。
当时，皇太极掌舵后金汗位后，他面对的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困难，而且他接手的是一个由八王共同执政的政权，汗权陷于八王阻力，军国大计需要共议后方能执行。这一切现实问题都在告诉皇太极，他的帝王之路只是刚刚开始，后面的路还很长。不过还好，面对这些困难和阻力，皇太极早已胸有成竹，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于是他采取了国内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改革两手抓的原则。
1.猛药治国，即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民地位。
努尔哈赤后期推行的一些国内政策，如降汉民为奴、计丁授田、满汉合居等，不但没有提高粮食的生产，反倒令民族关系紧张，经济进一步恶化。“逃人法”和以暴制暴的屠杀式造成的结果是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汉人的反抗呈现井喷式。以至于皇太极继位后的半年时间内，粮食奇贵，每斗米价银八两，虽然不缺少银子，但却买不到物品。于是不仅频现抢劫、凶杀等恶性事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针对这些情况，皇太极做的是重点安抚汉人，重用汉官、汉儒等。皇太极继位后不久就连发三道命令：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五日发布法令，赦免逃亡的汉民汉官；四天之后的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九日，皇太极又发布第二道法令，改善汉人的社会地位；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十日，再次发布第三道法令，解放部分汉人由奴为民，这些措施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重新修订并颁布了《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奴隶和奴仆可以控告自己的主人，如情况属实，将治罪主人；满洲贵族和各级官员不得擅杀自己的奴隶和奴仆，不得强奸属下的妇女，等等，用法律的形式对奴隶和奴仆的权利和生命给予了一些保护。后来甚至允许汉人逃跑，不予治罪，但逃跑之人不允许再回来，以此方便汉人选择居住明朝还是满洲地区的自由。皇太极大胆使用和重用汉官的做法，令很多汉官都成为他的心腹大臣，为他出谋划策，制定国家大计。
2.文火改革，即改族名、建大清，削减八王权、改汗权为皇权。
皇太极继位后，由于是“八王共治”的政治格局，军国大事只有经过与三大贝勒为首的八王共议后才能贯彻执行，因此他虽然是后金的大汗，却没有努尔哈赤拥有的绝对权力。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战略家，皇太极深知要想实现大业，就要打破这种政治格局，要想收回绝对的汗权，就必然要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成败可是关乎国家安危命运的大事，因此，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于是，皇太极不得不在日后的数年内寻找各种机会，消除三大贝勒对自己汗权的阻碍甚至对抗，增强汗权，取消“八王共治”，最后改汗权为皇权。
皇太极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主要采取了以下两条措施削弱三大贝勒权力：
其一，通过增加官员和行政机构的办法，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
其二，借口关怀和照顾，于天聪三年（1629年）二月以自己弟侄辈诸贝勒执政方式削去三大贝勒的每月轮流执政权。
以上虽然能限制三大贝勒的一些权力，但并没有根除三大贝勒在统治集团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每当朝会、庆典、宴会和接见外臣时，三大贝勒均与皇太极有同等尊贵的地位，即四人并列面南而坐，共同接受群臣的三跪九叩礼；三大贝勒与皇太极之间没有君臣礼，只行兄弟礼；三大贝勒和皇太极依旧共同参与国政，而他们则为了自身和本旗的权益，各行其是，甚至“掣肘”汗权。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时有发生。
于是，皇太极决定利用三大贝勒犯下的“罪状”打击他们：
1.以临阵脱逃、抢劫并屠杀百姓为罪名，囚禁了二贝勒阿敏。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攻陷关内的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皇太极令阿敏守卫这四城。同年五月，明军数万人进攻滦州，阿敏等未抵挡就私自撤退逃跑，逃跑前抢劫并屠杀了归降的汉官和全城百姓。由于阿敏未将皇太极离开永平时的谕令“宜严饬军士，毋侵害归顺之民，违者治罪”当回事，血洗全城的恶果令后金政治威信严重受损。同年六月初七日，皇太极宣布了阿敏的十六条罪状，其中以“丢弃永平、屠杀降民罪”为最大。众议处死阿敏，皇太极免其死罪改为囚禁。
2.因与皇太极口角而拔刀示威，莽古尔泰被削大贝勒爵。
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军围攻明军大凌河城时，因攻城正蓝旗死伤惨重，莽古尔泰为请调兵力之事与皇太极发生口角，争吵中手扶佩刀怒视皇太极，皇太极的侍卫无动于衷。当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弟德格类制止莽古尔泰胡闹犯上行为时，莽古尔泰竟然拔出五寸长佩刀与其弟在皇太极面前示威。同年十月，因莽古尔泰“御前拔刃罪”被革去大贝勒爵位，降为一般贝勒，并罚银万两入官。
同年年底，制定朝见仪式时，参政李伯龙认为莽古尔泰已不是大贝勒，就无权再与皇太极并坐。皇太极借此机会，令人对此事讨论。老成圆滑的代善见此，自己提出：
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我等之下，方为允协。
皇太极对此很是满意，于是立刻给予了批准。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正式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制度，改自己“南面独坐”朝政。自此，皇太极的权威迅速上升，汗权得到了进一步稳固。
3.借口代善宴请与皇太极关系不好的莽古尔泰之妹（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姐姐）哈达公主莽古济，皇太极用斥责方式打击了代善，并发动一场史称“蓝旗事件”的大狱案。
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初六日，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出哈布齐儿驻地，迎接征伐察哈尔部后携带察哈尔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及其诸臣胜利归来的多铎。九月初九日，代善因见察哈尔汗的妹妹泰松公主富裕而娶之。九月二十四日，哈达公主莽古济因与皇太极关系不好，自己赌气先行回沈阳，路过代善营房前，代善让夫人接哈达公主进帐并宴请她，临走还送礼物和马匹。皇太极对此大怒，派人到代善及萨哈廉住所责问，之后自己扔下诸贝勒独自回了沈阳，关闭宫门不与诸贝勒大臣见面。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在内殿召见诸贝勒大臣及侍卫，再次谴责代善故意与他作对，并以辞职要挟诸贝勒群臣。经过诸贝勒群臣再三恳请，皇太极才出朝听政，诸贝勒群臣拟定代善四条罪状，拟革代善大贝勒爵位，削和硕贝勒职务，剥夺十牛录人口，罚雕马鞍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萨哈廉也被处罚鞍马银两等。皇太极在做最后决定时从宽处理：免革代善贝勒职，免夺十牛录人口，对萨哈廉也从轻处罚。
而恰在这时，蓝旗密谋叛乱案被人揭发。天聪六年（1632年）十二月，蓝旗贝勒莽古尔泰“偶得微疾”，忽然“暴毙”，其弟德格类继任。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德格类暴病而死。两个月后，哈达公主莽古济属下有个叫冷僧机的人告发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称他们曾与莽古济、屯布禄、爱巴礼等人密谋叛乱。对于这样的控告，虽然当时有人怀疑真假，但对于皇太极来说，正是一个难得的打击政敌的机会。于是莽古济被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及“亲支兄弟子侄”俱被在街市上处以磔刑，莽古尔泰的一子被处死，余子及德格类之子都被降为平民。两贝勒的人口财产全部归皇太极所有，只是将其中的一部分赏赐给了贝勒大臣。正蓝旗也归属了皇太极，成为皇太极亲自统领的上三旗，即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其他五旗则为下五旗。清朝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将自己统领的正白旗纳入上三旗，将正蓝旗降为下五旗。多尔衮死后，顺治帝正式将正白旗纳入上三旗，此后成为定制。
蓝旗事件是皇太极继位后与八王之间发生的权力斗争，是汗权打击“八王共治”的一个重大胜利。作为转折点，在这次事件之后，以大贝勒代善为首的诸贝勒，再次向皇太极宣誓尽忠，“竭尽其力，效忠于上”。皇太极铲除汗权阻力、控制八王权力的目的达到了。自此，八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上，均因处于劣势而无法与皇太极抗衡，皇太极的汗权在政治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为皇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皇太极在改善民族关系、发展经济和改革政治、巩固汗权的时候，他做得更多的是不断出兵扩充版图，即向东两次攻打朝鲜，向西三征蒙古，向北三打黑龙江，向南五次远征明朝。新火炮的研发并使用，建立蒙古、汉军八旗扩充军力，这些无疑都为后金的发展增加了物质和兵源上的保障。
皇太极的一生以武功见长，为进攻中原的大明王朝，为大清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就他本人在历史上的功绩而言，具有深刻影响、价值和意义的却是这两件事：一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二是改国号“后金”为“大清”。高瞻远瞩、具有战略眼光的皇太极，为了提高本民族的地位，为了能消灭明朝而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权，皇太极知道他必须这样做。
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号称“天聪汗”的皇太极发布了一道《汗谕》：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原本，清国源出建州女真，前代女真曾建金国，因此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沿用与中原宋朝时期的金国国号，称自己政权为“大金”，后世改称“后金”，借以与前代金国有所区别。从皇太极继位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朝统治者对自己原本隶属明朝管辖的建州女真各部给予否认。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领兵攻打锦州的祖大寿，曾这样说：“尔国（指明朝）君臣惟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指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从努尔哈赤建“大金”到皇太极改国号“后金”，时间为21年。后金改国名后，以前文献中有关“金国汗”字样均改为“大满洲国皇帝”，并在修撰的《太祖武皇帝实录》中使用“满洲”为国名，等等。
女真，又名女贞和女直，亦作“女真族”，是古代生活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在15世纪初期，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17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遂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名为满洲，即现在的满族，就是女真族改名后的称呼。(www.xing528.com)
为了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就一定要改换本民族的称呼吗？
原本，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习惯和规矩，这只不过是皇太极在本民族集团内部人员思想上进行的一种“洗脑”行为，既统一思想，也统一认识，具有以下两个现实意义：
1.为了便于统一本集团的思想。皇太极时期的女真族，其民族人员成分是很复杂的，主体虽是四大部人，但也有很多外来民族加入，如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女真族，其内部实际上也分为很多的小群体，很不利于思想和认识上的统一。因此，把这个复杂成分的民族共同体变成一个新的民族集团，是相当有必要的。
2.为了改变外界对他们集团的原有印象，并树立新的形象。历史上的女真族曾建立过广泛性的政权——金朝，并以此对当时占据长江以南的宋朝政权和人民进行不断的辖制和打击。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众，对金朝人恨之入骨，仇恨极大。宋朝之后的明朝政权，依旧是汉族皇帝，他们为了便于统治，也一直不停地宣传与金朝女真族的仇恨。所以，改换民族称呼，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化解或降低汉族对本集团民族的仇恨。
改变本集团名称，这只是为占据中原称帝做的第一步准备。因此，当皇太极完成对整个东北疆域的统一后，为了体现新的政权和军事力量的诞生和存在，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即正式建立新的国家，国号为“大清”。
沈阳故宫大政殿
《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对皇太极称皇帝与改国号为“大清”的记载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即崇祯九年四月十一日，在沈阳皇宫大政殿，皇太极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并按照中原大国传统仪式，举行了告祭天地仪式，其祭文为：
惟丙子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
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边疆。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窃思恩泽未布，生民未安，凉德怀惭，益深乾惕，优惟帝心昭鉴，永佑家邦。臣不胜惶悚之至，谨以奏闻。
皇太极的祭文大概意思是说，我继位以后，经过十年的奋斗，依靠先辈的功德，赢得民心，获得了做天子的玉玺，拓阔领土。现在很多人根据我的功劳，认为我可以上帝王尊号，但我认为还有明朝这个对手，不能上尊号，为了顺应民心，只能勉强做皇帝。正式建立大清国，改年号为“崇德”。
因皇太极称帝时是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以后用“崇德”年号，所以皇太极就有了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他是清朝皇帝中唯一用过两个年号的皇帝，这也是出现“清宫十二帝十三朝”说法的原因。
尊号又称徽号，是尊崇皇帝的称号，是封建社会对帝王、皇后、皇太后的美称。当皇帝对国家有重大贡献、政绩、战争胜利或高寿、在位年久等情形时，朝臣就会给皇帝上尊号。皇太极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
国号，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的正式名称，中国古代国号就是一个朝代名称，历朝建国者第一要事即确立国号。国号很早就有，《史记·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年号，是封建皇帝执政纪年的名号。年号由西汉武帝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改朝换代以后，新的皇帝即位，需要重新确定年号纪年，以显示奉天承运，上顺天道，下合人意。所以，每个朝代的每一个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叫作“改元”。当然也有中途改元的，封建皇帝遇到军国大事或重大祥瑞、灾异，常常改元。
皇太极即皇帝位的礼仪与程序，均是参照汉人制度。但在这些仪式中，却无处不在地体现出各民族团结一体的含义，即受封的人名和所需文字均用满文、汉文、蒙古文三种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皇太极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和民族感情。
钤刻元朝玉玺“制诰之宝”的清崇德元年诰谕
皇太极在祭文中所说的玉玺，据说是元顺帝的传国玉玺。相传，这枚玉玺曾藏于元朝皇宫，元顺帝被朱元璋打败后，带着家属放弃北京，北走沙漠，这枚玉玺也被带走。后来元顺帝在应昌府死去，这枚玉玺也就不知了去处。200年后的一天，有一个牧羊人发现，他所放的羊群里，有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只是不停地刨地。牧羊人感到奇怪，就将地挖开，发现了这枚玉玺。不久，元皇室后裔博硕克图汗知道了，派人取走了玉玺。后来，博硕克图汗被林丹汗打败，玉玺落到了林丹汗手中，被苏泰太后收藏。多尔衮西征察哈尔时知道了这件事，强行索取过来，献给了皇太极。据《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玉玺“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为质，交龙为钮，光气焕烂，洵至宝也……”。皇太极得到这枚玉玺之后，便在政治上开始了一系列的攻势。
首先，将玉玺获得的理由写成敕谕，在其上钤用此宝，颁行满文、汉文、蒙古文三种文字，借以说明“天命攸归”；其次，将此宝的印样向朝鲜等国颁示。对此《朝鲜李朝实录》记载：
戊午，朴鲁回自沈阳，言“汗击破蒙古诸国，广地千里，且得玉玺，以玺印纸，使示我国”。其印文曰“制诰之宝”。
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在沈阳城门等处张贴同样文字的文告，笼络国内民心，这是政治上的心理战术。皇太极以此来暗示诸贝勒大臣推举他当皇帝，并建立华夏统一政权。皇太极就是借用玉玺所造成的社会舆论，顺利完成了满族后金政权由地方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这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皇太极为什么将清朝的国号定为“大清”呢？据说有两个原因：
1.为了冲淡中原汉人对后金历史上侵犯宋朝的民族仇恨。
2.顺应阴阳家五行说。明朝属“火”，原国名“金”，正好犯了“火克金”的忌讳，而“清”在五行中属“水”，则应合为“水克火、清灭明”的吉祥兆头。借此之说，向天下表明其问鼎中原的决心，以及建立全国政权的信心。
其实，皇太极想称霸华夏之心早已有之。据《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皇太极就发布过这样一条《汗谕》：
若谓我国偏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上天既已佑我，尔明国乃使我去帝号，天其鉴之矣。
皇太极既有这样的政治性格，又有那样的军事韬略，大清帝国的建立及强大是一定的，也是必然的。只不过，皇太极创立的是大清帝国的基业，大清帝国的天下尚未到来时，这位大清帝国的缔造者纵然有定天下的本事，可惜却敌不过天命的到来。于是寿命不长的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只能带着未能大统天下的遗憾载入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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