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初满洲丧葬制度,停丧在家,等陵墓建好后出殡,停灵一年才火化。
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二十一日,皇太极梓宫奉移山陵,即民间常说的出殡。奉移前,朝廷重臣全体出动。首先派遣镇国将军阿拜祭告圜丘太庙,并举行了隆重的奉移礼。诸王、两黄旗大臣、侍卫及已经出过天花的公主、和硕福晋[2]、格格等到崇政殿皇太极梓宫前举哀。礼亲王代善负责主祭,向大行皇帝献祭酒,诸王贝勒等先后行跪礼。由于嗣皇帝福临尚不足6岁,由学士詹霸恭代嗣皇帝宣读祝文。之后,规模庞大的丧葬队伍向皇太极陵墓方向出发。送葬队伍的前导是卤簿仪仗鞍马20匹,后面是6匹马驮着皇太极生前御物及空马百匹,紧接着是20头骆驼驮载着皇太极使用过的御用帐幄及空骆驼20头。皇太极梓宫由大清门抬出,没出过天花的公主、福晋、格格在福胜门外恭候皇太极梓宫的到来,见梓宫后跪、举哀,然后跟随梓宫后面而行。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和尚书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官员,以及这些官员的福晋、外藩蒙古王公,则都集中在关门外恭候皇太极梓宫的到来,跪、举哀,等梓宫过后跟随其后而行。到达山陵后,将皇太极梓宫奉安在享殿内,按照礼仪规制行礼举哀;又在殿前设一焚烧皇太极生前物品之处,焚烧皇太极生前用过的物品。
对于皇太极奉安山陵这一过程,《世祖章皇帝实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皇太极梓宫停灵在陵寝的享殿,并没有火化。火化是满洲的旧有风俗,顺治九年(1652年)议定火化制度:和硕亲王薨,停丧于家俟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七月而化;固山贝子以下、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五月而化;官民停丧一月出殡,三月而化。
我国古时讲究“事死如事生”,主张对死去的父母及亲人要像生前那样,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因此把陵寝祭祀视为“展孝报本,敬天法祖”的大事来实施。
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二十五日,是皇太极生辰祭日,嗣皇帝福临及皇宫诸福晋、王、贝勒、贝子、公等备陈祭品祭奠皇太极。对此,《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是日。祭品:顶戴黑狐皮冠一顶、貂镶皮袄一件、貂皮里朝衣二件、夹朝衣二件、貂肷皮里袍一件、羊皮里袍一件、龙缎袍一件、绵索子袍一件、黑狐皮端罩一件、狐肷皮里褂一件、黄绵索子褂一件、衣几九袭、夹袜缎靴五双、貂皮被褥一套、素缎被褥一套、插弓箭玲珑撒袋一副、插弓梅针箭玲珑撒袋一副、插梅针箭箭筒一个、雕鞍一副、夹头漆鞍二副、圆头漆鞍二副、股子皮坐鞍一副、长柄大刀二口、枪二杆、引幡一百有一个、求福柳枝一百有一个、金银纸锞二十万个、纸钱十二万个、绘图整纸八万、苏巴尔干二个、纸塔二个、金银柱子四个、大帐一个、配帐二个、楼房二个、大门一个、狮子二只、柜屉四个、柜子八个、皮箱十六个、供桌五十一张、酒二十五瓶、麻花四槽盆、牛三头、羊二十四只。
二十六日。金银纸锞二万个、纸钱一万个、桌十一张、酒五瓶、牛一头、羊二只。
崇德八年(1643年)十一月十九日,是皇太极死后百日的祭祀,在祭祀礼仪中称这天为“百日礼”,属于小祭:
焚金银纸锞五万个、纸钱四万个、绘画整纸二万张、牛一头、羊八只、桌二十五张、酒十三瓶、镶水獭皮狐肷里朝衣一件、衬衣裤、皮靴、狐肷皮袍二件、貂镶朝衣一件。
为了规范祭祀礼仪,又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七日,在陵寝享殿为皇太极增设了神牌和宝座,并为此举行了告成礼:
昭陵宝位告成礼,摄政和硕郑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各官前往宝位前奏曰:顺治元年甲申,五月十七甲辰吉日,承袭皇位孝子福临,于皇考宽温仁圣皇帝神位前跪奏曰:以特修之神位告成,移放皇考神位礼,备祭品以通魂。颂文毕,摄政和硕郑亲王跪神位前,敬酒三盅,诸官皆跪,行三叩头礼,由内大臣侍卫安放于宝座。皇福晋、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多罗格格、辅国公之妻以上,俱托饭桌、备用之桌并牛、羊肉,皇福晋跪,奠酒三盅,众人皆跪,行三叩头礼。续由摄政和硕郑亲王跪宝位前,奠酒三盅,诸官皆跪,行三叩头礼。此次祭品有凉帽、沙披领一套、袍服一套、靴袜两双,染三色整匹纸五万、元宝五万、牛一、羊八,烧酒、黄酒十坛,计饭桌二十一。收元宝纸钱后,诸王、福晋皆出。
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这天是皇太极死后一周年的忌日,在古礼中被称为“小祥”祭日,小祥是祭名。按照清初满洲丧葬礼制,这天也是皇太极梓宫火化的日子,在《世祖章皇帝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甲子。小祥,致祭大行皇帝。是日,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齐诣殡宫。皇太后率众妃及公主、格格,和硕福金以下,镇国将军固山额真、尚书等官命妇以上,俱齐集,陈设祭物,行三叩头礼。祭毕,执事官于殿西设卤簿仪仗。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众官等,皇太后率众妃,举哀。跪几筵前三献爵,行三叩头礼。昂邦章京、尚书、内大臣等恭奉龙轝由中道出。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众官跪,献三爵、举哀。皇太后及众妃俱举哀。酉刻,恭捧宝宫安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济尔哈朗率领以嗣皇帝福临为首的牛录章京级别以上的官员;皇太后率领皇太极的各妃、女儿及亲王、镇国将军、固山额真、尚书等官员的妻子,分先后到享殿皇太极梓宫前祭拜哭丧,祭奠前已摆设祭品。在他们祭奠的时候,执事官员在享殿外西侧陈设皇帝仪仗,在哭声的伴随下,皇太极梓宫从享殿中门移出。然后,再次分别行礼、哭丧,下午五点至七点的时候宝宫奉安。
通过阅读不难发现,这段话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那就是开始说的“梓宫”,到后来已经变成了“宝宫”。显然,“梓宫”变成“宝宫”的过程是焚烧的结果。
之后,笔者又在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十一日的《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发现这样一段记载:
丙寅。恭奉大行皇帝宝宫安葬昭陵。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齐集山陵殿前西阶,皇太后率众妃及公主、格格,和硕福金以下,镇国将军、固山额真、尚书等官命妇以上,俱集,皇太后率众妃及公主等诣宝宫前举哀,毕,跪献三爵,行三叩头礼。内大臣、辅国将军、锡翰等奉宝宫由中阶升陵殿,奉安于地宫。葬毕,陈设祭物。皇太后、众妃及诸王官员献爵,行祭礼。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八月十一日,济尔哈朗率领以嗣皇帝顺治帝及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官员等候在享殿前西侧台阶处,皇太后率领众妃及格格和命妇们在宝宫前哭丧后,祭奠行礼。之后内大臣、辅国将军等官员奉移宝宫由享殿中门进入享殿,并将宝宫安放在地宫内。安葬好后,陈设祭品,然后皇太后等及诸王官员分别祭奠行礼。(www.xing528.com)
在这里,令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有两处:
1.上文说八月初九日这天皇太极宝宫已经奉安,但没有提到宝宫奉安地点,这次则再次提到将宝宫奉安,难道八月十一日这次是宝宫的第二次奉安?
2.这次提到宝宫奉安地点是享殿内的地宫,难道享殿内单独建有地宫?
为了对《世祖章皇帝实录》上的两段记载完整地理一下思路,不妨再来看看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采要》一书。据该书记载,皇太极宝宫是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十一日奉安于享殿内地宫的:
丙寅。葬大行皇帝。中宫太后率众妃及公主等诣焚化处举哀,毕,捧御体安放金宫内,置御案之上,跪献三爵,行三叩头礼。内大臣、辅国将军、锡翰捧金宫由中阶升陵殿,奉安于地宫。葬毕,陈设祭物,荐名昭陵。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八月十一日这天,皇太后率各妃及公主等人在焚化处哭丧,之后,将“御体”放在“金宫”里,安放“金宫”于案桌上,并祭奠、行礼。内大臣、辅国将军等人捧“金宫”由享殿中门进入享殿,将“金宫”安放在地宫内。安葬完毕后,陈设祭品,推荐陵名为“昭陵”。这里所称的“金宫”与上文所称的“宝宫”均是指存放骨灰的骨灰坛或骨灰罐,“御体”是指遗体的骨灰。
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三件事:其一,皇太极火化后的遗骨是八月十一日装入宝宫的;其二,宝宫是安葬在享殿内的地宫;其三,皇太极陵寝名称是这天确定下来的。
又据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八月十一日记载的“恭行捡殓,奉安神案上”可知,皇太极骨灰是八月十一日装殓宝宫的。
由此可见,《清三朝实录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
此时再将《清三朝实录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与《世祖章皇帝实录》的记载相比较发现,《世祖章皇帝实录》对皇太极梓宫火化及火化后装殓这一记载都给省略了,或者说隐藏了这一过程,以至于它记载的那两个日期中有些事情模糊,进而显得重复甚至矛盾。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当时正确的记载应该是这样的:皇太极梓宫奉移出享殿外,于八月初九日下午的酉时开始火化,八月十一日皇太后率领各妃、格格等人将火化后的遗骨及骨灰捡殓宝宫内,宝宫由内大臣等奉移享殿内,安放进享殿内的地宫,封闭地宫,再次陈设祭品,并最后确定陵名为“昭陵”。
《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八月初九日的“恭捧宝宫安奉”这句话,实则是八月初九日和八月十一日两天火化遗体及奉安宝宫的概括。若分析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很有必要先弄清楚这些档案资料撰写的时间和背景。
据查,《世祖章皇帝实录》是乾隆重修本,本来早期的《世祖章皇帝实录》是有明确记载的,但到了乾隆朝,由于火化属于满洲旧俗,与中原的汉文明有明显差距,于是在重修时将这些删除,不再继续收录记载。而《清三朝实录采要》则是当时日本文化四年(1807年)以包括康熙年间所重修的清太祖、清太宗二朝的实录及同一时期初纂的世祖实录等写本为依据编纂的,共16卷,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因此增加了许多顺治朝纂修本所不见的新内容,又因为比乾隆朝重修本润色和避讳之处较少,所以其史料价值颇高。《古今图书集成》原名为《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为5020册,共计520函,内容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收录了《四库全书》不收或未曾收录的很多典籍。《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皇三子胤祉奉帝命与侍读陈梦雷等人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历时两朝28年,于雍正六年(1728年)印制完成。由于该书是康熙帝钦赐书名,雍正帝写序,因此被冠名“钦定”,该书的史料不仅丰富,而且价值很高。
于是,在《古今图书集成》上记载的这段话再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一行捡殓礼,亲王以下、佐领以上,固伦公主和硕妃以下,县主、奉国将军淑人,都统、尚书命妇以上,于阶西齐集。皇后、公主等诣升化处举哀,恭行捡殓,奉安神案上,皇后跪,奠酒三爵。内大臣、辅国将军捧宝位由中阶升至殿内,奉安正中位上,举哀,毕,随将宝位周围盖砌,恭献祭品,奠酒、行礼,毕,俱退。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皇太极宝宫奉安在享殿内的地宫,并被“盖砌”起来。结合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十一日的《世祖章皇帝实录》上的记载,可以确定这样一件事情,皇太极的宝宫所奉安的地宫,是建在享殿内的地下,地面上则是供桌和祭品。
将地宫建在享殿内,乍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在清初是很正常的,起码在清朝初期是很普遍的一种做法。清朝的祖陵永陵、努尔哈赤的福陵,当时均是将装有骨灰的宝宫存放在享殿内的。这样做的原因,一来是清初满洲丧葬礼仪受旧俗影响不规范;二来是清初帝陵规制太简朴,根本无法符合一代天朝大国的文明和政治需要的至尊规范。因此,当清朝政权入关后,其文化礼仪受到中原汉文明的很大影响,于是对关外清陵规制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建和扩建。由于受这种大环境的政治影响,昭陵规制的增建和扩建也在情理之中,又经过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历朝的维修,在规模和质量上,昭陵都占尽了优势,最终令昭陵独占鳌头,绽放特色建筑的绚丽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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