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关 河道沟渠穿越城墙的通水口，又称水门、水津门、水窦。金、元时期，从中都、大都城外引水入城，城内排水出城，均建有水关。考古发现，引水入城的有元代和义门南水关、明代德胜门水关；排水出城的有元大都塔院土城水关、明代宣武门东西水关。据1941年统计，北京外城水关共有15处，其结构与城门相似，底和两壁用块石铺砌，顶为砖拱券，拱券上砌城墙。为防止过人和控制流量设有铁棂或闸门。现北京右安门城垣博物馆保留有金水关遗址，北土城沟保留有元水关遗址。
水门 见水关。
木闸 闸墙、闸墩、闸底、闸槽、闸板均用木材建造的水闸。闸板为叠梁板，小型闸门亦可用整块木板。木闸对地基地质要求低，建设速度快，费用省。木闸在我国起源较早，汉代称水门或斗门，唐代已普遍应用于运河上，唐宋多为木制闸门。元代开凿通惠河，为速成，20余座水闸全部为木闸。木闸易腐朽，漏水，不易启闭，有的闸槽和闸板两端包以铁皮，加以改进。
石闸 用石材建造的水闸。除闸门板用木材外，闸墙、门槽、门槛、绞关石等均用条石砌筑而成。紫竹院西长河上的广源闸遗址具有典型的石闸基本结构。闸门部分有闸口，又称金门、龙门、金口；门槽，又称掐口，条石凿槽以安放闸板；门槛，又称万年枋，用整块条石或长木砌于底板上；门板，由叠梁木组成；绞关石，又称门耳石，用条石凿孔穿轴，立于闸门两侧，木制轴称绞关木、千金木，铁制轴称铁千金，轴上绕绳以启闭闸板；闸墙，又称金刚墙、金墙，由条石砌成，条石间用铁锭相连；基础部分有底石、槽底三合土和桩工（地丁桩）。桩一般用圆木，梅花排列。
铜闸板 以铜材制作的闸门板。元至正二年（1342年）开凿金口新河，在永定河引水口门处建铜闸板闸二座。《析津志》载：“命许右丞诣金口，用夫起所铸铜闸版二。”铜闸在古代水利工程中记载很少，它抗弯矩、耐腐蚀、止漏水等性能高于木闸板，这主要是为保护京城长治久安而设置的。
清水口 白浮瓮山河上河道与山水交叉工程，又称水口、笆口。在引水渠与山洪沟交叉处降低堤顶高程，留出过洪缺口，并用“荆笆编笼装石”砌成溢流堰，使其具有一定抗冲刷能力，“以泄水势”。元代在兴建通惠河规划中，要“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这与京密引水渠从白浮村至颐和闸37km渠段上修建12座与山溪交叉工程基本一致。
笆口 见清水口。
水口 见清水口。
跨河跳槽 渠道与河流、沟谷平面交叉时，修建的横跨河流或沟谷的渡槽。元代开挖的金水河，为保持河水清洁，曾建有多处跨河渡槽。
引水石槽 清代导引西山泉水的工程。清乾隆年间（1751～1773年），为扩大水源，利用引水石槽从碧云寺水泉院经静宜园、卧佛寺樱桃沟分别收集泉水入昆明湖，全长约7km。石槽由条石凿成，每块条石长约100cm，宽60～70cm，凿成宽30cm、深20cm的凹形水槽。20世纪初尚有石槽流水，40年代玉泉山下还可见架设水槽的墙体，后逐渐遭到破坏。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植物园建设中，保护性地恢复了部分引水石槽。
减水口 为分泄洪水而在河道岸边设立的分水口门。元代郭守敬在开挖金口河时，接受金代的经验教训，在河上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即将多余洪水退入卢沟河。这一措施使金口河成功地运用了30年。
减水坝 为分泄洪水而在河道岸边设置的溢流堰、坝。乾隆三年（1738年）起，在永定河两岸修建减水坝，左岸6座，右岸11座，分泄洪水。后由于溜势改变、河床淤高，减水坝先后被堵塞湮没，到光绪四年（1878年）仅存金门石坝和南上汛、求贤两座灰坝。光绪二十年（1894年）移建南上汛灰坝于右岸卢沟桥南建溢流坝。金门石坝于宣统元年（1909年）改建为石闸，称金门闸。
主遏 建筑在河道中的拦河堰、坝。三国时期魏嘉平二年（250年），刘靖修建车厢渠引水工程，为抬高水位保证引水流量在卢沟河上建主遏，史称戾陵遏。《水经注》载：“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戾，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
月河 连接水闸上下游河道的月牙形泄洪水道。明代白浮瓮山河湮废后，通惠河水量大减，只用闸门挡水，不能开启闸门，船只不能过闸，汛期洪水无法宣泄。正德二年（1507年）始在通惠河各闸增开月河，至清代逐渐完善。月河宽约6丈，起止点在闸上下游约400～500m处。进水口处建有滚水坝，坝顶高程低于闸顶，汛期洪水从滚水坝溢流入月河，起溢洪道的作用。
水则 古代记录最高、最低水位的刻痕或观测水位涨落的标志物。有3种形式：①以石人为代表，无尺度刻划，如都江堰石人，用水齐腰、水至胸、水漫头顶等描述河水位的高低；②只记录洪、枯水位的高度及出现时间，多镌刻在石壁或建筑物上，如四川涪陵白鹤梁石鱼；③按高程差逐级刻划或砌筑台阶，观测水位涨落，如太湖无江以若干格为水则。
水志 古代用于观测河流水位涨落的标尺。清雍正年间，在距永定河卢沟石桥上游1580m处的左堤上，即跑马堤的终端设一水志，呈三角形状，以大块条石砌成。每级高一尺（清制营造尺合0.32m）。共24级。旧时水志的零点各不相关，只测量当地水面的相对涨落，以某一天的水位作为参考，报汛时以当时水位相对于该一天的水面涨、落尺寸为准。民国年间在卢沟桥设立水文站，改用现代的方法观测水位，水志遂废置不用。1984年左堤加固时，将水志遗迹10级埋于河床下，堤坡只外露14级。
万年枋 古代水闸闸门槽下承接叠梁闸门的槛，砌筑在闸底板内并高出闸底板，又称部槛。其作用是防止冲刷和搁垫杂物，起止水作用。万年枋是用整块长条石或整根硬木，要求顶面平整，与闸底板合为一整体。
闸板 即闸门。古代水闸闸门多由若干块木制叠梁闸板组成。每块闸板两端左右内侧各装有铁制板环，以供起吊之用。较大的闸板断面尺寸为30cm×30cm，起吊时需众多人手，并依靠绞关石和提板绳、钩等工具。
分水燕尾 石闸闸墙上下游的导水部分，即翼墙。又称顺水燕尾、跌水燕尾、出水燕尾、束水等。
漕运 古代国家为京城重镇供应粮食或军需的水道运输。北京地区漕运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平谷县泃河流域即有漕运。隋代开挖南北大运河，漕运北达涿郡（今北京）。金代开挖闸河及坝河漕运可达中都。元代开通惠河贯通京杭大运河，漕船可达大都城内白莲潭（积水潭）。明清仍沿用通惠河漕运，并开辟温榆河、会清河漕运，直至清末。漕运最高年运粮食达几百万石。
潮白河漕运 潮白河漕粮及物资运输。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设蓟辽总督，三十三年移驻密云。嘉靖三十四年二月蓟辽总督杨博，疏请开密云白河济漕运，于杨庄筑塞新口，使白河故道与潮白水合而为一。船可通运到牛栏山，以上用小船运输。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刘焘任总督，疏通潮河达通州，岁漕十余万石，但仍需剥运。隆庆五年（1571年）疏通潮白二河，六年七月运道通，船直通密云。年运山东、河南粟米20万石。万历年间，潮白河漕运已具规模。清代漕运日渐衰弱，但直至民国时期，潮白河上仍有少量商船运输。
温榆河漕运 《后汉书·王霸传》载，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王霸“数上书，……陈委可以从温水漕，以省陆输之劳”。元至元元年（1264年），“发北京（今辽宁宁城县）都元帅阿海所领军，疏双塔漕渠”。可从通州沿温榆河、北沙河至双塔。约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因建通惠河截断昌平县孟村一亩泉后，致“泉脉微，不能胜舟”而漕运难行。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在昌平北修建皇陵，温榆河漕运日益重要。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疏温榆河，自巩华城至通州渡口。至万历元年（1573年）运路达100余里，年运江北粳米20万石。除漕运外，商船也可沿温榆河直驶巩华城外安济桥下。清代，因诸旗军在清河镇驻防，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开会清河漕运，至光绪年间停止，而商运直至1949年。
双塔漕运 参见温榆河漕运。
陶井 用陶质材料砌筑井壁的井，亦称瓦井。20世纪60、70年代在北京市宣武门、陶然亭一带考古挖掘发现大量的东周至西汉时期的陶井。陶井的井圈直径一般为70～80cm，壁厚1～2cm，每节高度30～50cm。瓦圈之间有榫扣连接。
桔槔 人工提水工具，亦称吊杆（见图）。《庄子·天地》载：“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佚（左为三点水）汤，其名为槔。”用一横杆悬挂于立柱或树干上，横杆的一端系一绳索，绳端挂盛水容器；杆的另一端绑重物。提水时用力拉提绳索使盛水容器上下运动提水。由于杠杆原理，可减轻疲劳。桔槔出现于春秋时期，一直是我国农村饮水和井灌的重要提水工具。清代，北京郊区菜园仍可见。
辘轳 一种应用轮轴原理的提水工具（见图）。王祯《农书·农器图谱》载：“井上立架置轴，贯以长毂，其顶嵌以曲木，人乃用手掉转，缠绠于毂，引取汲器。”文中“毂”，即可绕轴转动的滚筒，俗称辘轳头；“曲木”，即用弯曲的木棍做成的摇把；“绠”，即提水的井绳；“汲器”，即盛水的容器。民国时期，在北京郊区仍多见辘轳。在机械应用中，绞盘也称辘轳。
水碓 用水力代替畜力或人力带动石碓臼米加工粮食的机械。东直门外水碓村，即因使用这种水力机械而得名。
水磨 利用水力带动的石磨。用以谷物制粉。据王祯《农书》载，工作部分与普通磨相同，动力部分形制有二：一种是利用水力转动卧式水轮，卧轮立轴上方装有磨，称卧轮磨；另一种是以水力转动立式水轮，此轮横轴上装有立齿轮，与安装在立轴上的卧齿轮相连接，立轴上方装有磨。水磨由于利用水力，成本低，工效高，在粮食加工机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京地区辽、金时即有水磨的记载，辽统和十三年（995年）九月，“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硙庄一区”。水硙庄可能是由若干水磨组成的专门加工粮食的作坊。金代著名的龙祥观水磨“引水作磨，下转巨轮，既助道门，亦利京人”。元末有文明门外著名的皇后水磨。明代西苑乐成殿西（今中南海）“设石磨石碓二，下激湍水自动，南田成，于此舂治”。今海淀区之北水磨村，明代已有记载。
水碾 利用水力带动的碾。用以谷物脱壳、制粉。工作部分与畜力碾相同；动力部分与水磨相似。具体作法是在一较粗大的立轴上端装辊轴，下端装卧式水轮或装一卧式齿轮及立式水轮，当水流冲击水轮时立轴带动辊轴及辊转动进行工作。北京地区使用水碾历史悠久，地点广泛，元代大庆寿寺、长春宫水碾都很有名。
水车 用人力、畜力推动的提水机械。北京地区最早出现在元代。元大都的“施水堂”用立式水车向居民和马匹供水，水车结构“其制，随井浅深，以荦确水车相衔之状，附木为戽斗，联于车之机，直至井底。而上人推平轮之机与主轮相轧，戽斗则倾斜于石枧中，透出于阑外石槽中。自朝暮不辍，而人马均济”。与近代铁轮水车结构基本相近。
施水堂 元代建在大都各街巷内的公共供水设施。施水堂设有立式水车、水槽，提供人畜饮用水。
送水车 旧时为北京城区居民供应饮用水的车辆。一般是木制两轮车或独轮车，上装大木桶，顶上有加水口，侧下部有放水口，水口用木塞堵住，从水窝子（水井）装水沿街叫卖或送水入户。清代皇宫也是用水车从玉泉山装运泉水，每天清晨从西直门进城入宫。至20世纪50年代前期，城区仍有送水车使用。20世纪80年代，北京山区发生严重干旱时，曾用水罐汽车送水，解决人畜饮用或抗旱点种之急。
白浮瓮山河诸泉 白浮瓮山河拦截山前沿途来水的泉。《元一统志》载：“自至元三十年浚通惠河成。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汤龙泉、冷水泉、玉泉诸水……。”
白浮泉 元代通惠河之水源头。《析津志》载：“白浮泉，源出（昌平）县东神山，流经本县东，入双塔河，为通惠、坝河之源。”神山，即龙泉山，在县东南五里，南距白浮村约二里。泉水位于山麓西北，元代时出水甚旺。泉水从9个石雕龙头口中流出汇于池，又称九龙池。20世纪50年代，仍有泉水涌动，1956年农民开渠引泉水0.236m3/s，灌溉农田585亩。1958年十三陵水库建成后，出水日渐减少。至80年代已无出流。现遗址为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
蓟城 北京地区的古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封帝尧的后裔于蓟，其都蓟城。西周时，燕吞并蓟，国都迁至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蓟城成为广阳郡的治所。魏、晋均为国治，北魏则为燕郡治。隋初废燕郡存幽州，大业初年又改幽州为涿郡，唐改涿郡为幽州，仍治蓟城（亦称幽州城）。隋唐时期，蓟城成为北方军事重镇。据历史学家考证推断，蓟城城址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地方，因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得名。蓟城处于许多水道的环绕之中，当时的水（今永定河），从蓟城城南七里流过，发源于紫竹院湖的高梁河绕过蓟城的北面和东面，向东南汇入水。蓟城南面的清泉水，是游人赏玩的场所。
幽州 中国古代九州或十二州之一。东汉以前尚未形成一级行政区划，亦无固定治所。东汉始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并没有固定治所，时幽州治蓟县，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北部和辽宁省大部地区。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并入冀州。三国魏文帝复置。晋徙州治于涿（今河北涿州市）。北魏复治蓟。北齐改置东北道行台。北周仍称幽州，置总管府。隋大业三年罢州改置涿郡。唐初仍置幽州总管府，后改都督府、大都督府，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范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称幽州。辽改置幽都府，后改析津府。魏晋以后辖境渐小。至唐开元（713～741年）间大致辖有除密云、怀柔、延庆、顺义4区县外的今北京市区以及天津的武清、宝坻、蓟县和河北省涿州市、固安、永清、廊坊、大厂、三河等地。
燕 北京地区的古国，又称北燕。西周始封的诸侯国，即姬姓召公奭的封地，其都即今房山区琉璃河商周遗址，后势强而灭蓟，遂迁都于蓟。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公元350年，慕容儁称帝建国，号大燕，史称“前燕”，曾都蓟，年号元玺。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刘守光在幽州称帝，国号大燕，史称“五代燕”，年号应天。
南京 北京地区古地名。公元936年，后晋的石敬瑭投靠契丹，并将包括今河北与山西两省北部的燕、云等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契丹得到燕、云等十六州后，为了加强对扩大疆土后的统治，建立五京。辽会同元年（938年），改蓟县名蓟北县，属幽都府，为府治，并升至为辽之陪都，建号南京，开泰元年（1012年）更名燕京。其位置约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南一带，北至头发胡同，东在烂漫胡同西侧，西至南北手帕胡同西，南到白纸坊大街南。城周二十六里，八门。皇城四门。大内有元和殿。西城颠有凉颠，东北隅有燕角楼。辽南京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从此开始了北京向全国政治中心的过渡。金天会五年（1127年）将燕山府更名为南京。
燕京 参见南京。
中都 北京地区古地名。金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海陵王完颜亮颁发《议迁都燕京诏》，并命张浩等人增扩燕京城。金天德五年（1153年），宫城竣工，海陵王正式下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金中都位置约在今宣武区广安门一带，北至会城门，南达右安门，东在贾家胡同，西为马连道一线。周垣三十七里余，设十三门。皇城和宫殿居中，内有大安殿、寿康宫等9座宫殿。西部为同乐园，内有瑶池（今宣武区青年湖前身）、蓬瀛、柳庄、杏村诸胜。金中都是在古蓟城基础上，以莲花池水系为主要水源而发展起来的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座城市，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当时的中都，又是我国淮河以北广大地域的政治中心。
大都 北京地区古地名。金末，中都城遭到蒙古兵的严重破坏。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在金中都东北郊外，以原太（大）宁宫为中心，营建新的宫城、都城。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元。九年（1272年），新城命名大都，定为首都，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政治中心。大都城周长六十里，总面积约50km2。皇城居中南部，周垣约二十里。大内（即宫城）和隆福宫、兴圣宫居太液池（今北海、中海）东西。大都城的兴建，使历史上的北京城址由莲花河水系转移到高梁河水系，为日后的北京城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最早为蓟城，后有幽州、燕京、燕山、南京之称。1153年金建都于此，改称中都。1272年（元至元九年）改称大都。1368年（明洪武元年）改称北平。1403年（明永乐元年）建北京城，正式命名为北京。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又称京师），经历清代，直至民国时期。1928年6月20日南京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改名北京市，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当时市辖内城7区、外城5区、郊区8区，市境总面积707km2。1958年陆续将河北省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平谷、密云、怀柔、延庆等9县及通州市划归北京市，后又经过多次调整。至2005年，北京市共辖西城、东城、宣武、崇文、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门头沟、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怀柔、平谷等16个区和密云、延庆等2县，市境总面积16807.8km2。
北平 参见北京。
通州 古地名。原称潞县，金代“取漕运通济之义”改称通州，是北运河的终点码头。元以后北运河漕船，经通州可至坝河、温榆河、潮白河、通惠河。明洪武初年通州城建。
张家湾 位在今通州区张家湾镇古运河重要码头。明永乐十六年（1419年）开始起仓廒，成化六年（1470年）“每岁漕运自张家湾舍舟登陆”，表明码头已形成。到明弘治元年（1488年），张家湾已有上、中、下3个码头。直至清末白河改道康家沟以前，一直是进京的重要客货码头。流传有“船在张家湾，舵在李二寺”之说，可见当年河港的盛况。
戾陵堰 三国时期魏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主持在今永定河上建造的石笼拦河坝，又称戾陵遏。戾陵堰高1丈、宽30丈、长70余步，并在北岸石景山附近开凿矩形断面的石渠，渠道形似车厢，故名车厢渠。渠道与高梁河相接，每年可灌溉蓟城北、东、东南土地（今北京地区）万余顷。这是文献记载中北京最早的大规模引水灌溉工程。西晋刘靖之子刘弘主持幽州军事期间，晋元康五年（295年）戾陵堰被洪水冲毁3/4，刘弘率军工对工程进行修复和改造，为防止洪水修建防洪堤岸和石渠，将引水口上移。新建的引水口深度由原来的10丈减少到5尺，便于控制车厢渠水量，确保了下游灌溉系统的安全。戾陵堰与车厢渠经西晋、南北朝等多次维修，灌溉效益显著，唐代以后不见修复记载。
车厢渠 参见戾陵堰。
京杭运河 自北京至杭州的人工漕运河道。途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5省（直辖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近1800km，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干线。京杭运河起凿于春秋时期，隋代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组成的南北大运河，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是隋、唐、北宋三代南北交通的干线。元统一全国，建都大都（今北京），着手建设以大都为终点的南北运河。至元十三年至二十年（1276～1283年），修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修会通河。至元二十九至三十年（1292～1293年）修通惠河。至此，京杭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运河是国家的主干运输线路。清咸丰五年以后，由于黄河改道，随着海运的强化和铁路的兴起，运河作用缩小，由全线通航转为局部分段通航。民国年间，虽制定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但因抗日战争而未及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未使全线通航，但各区段都曾经过全面治理，成为重要的输水和排水通道。
南北大运河 参见京杭运河。
白浮堰 元代为导引白浮泉水而建的挡水围堰。位于昌平区龙山东，距白浮村2里。作用是拦截泉水遏止东流向西注入白浮瓮山河，是元代白浮瓮山河的起点。明代废弃白浮瓮山河后，白浮堰也逐渐荒废。
白浮瓮山河 元代从白浮泉起至瓮山泊（昆明湖）的引水渠道，又称白浮引水，是通惠河的上源。其路线与现代的京密引水渠从昌平至颐和园段路线走向大体一致，长约32km，又称白浮引水。
玲珑坝 清代建于永定河官厅附近的两道堆石坝，因以乱石堆成坝体，水从石隙中穿流而得名。据《宣化府志》记载，乾隆九年（1744年）大学士高斌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洋河、妫水河3河汇合处（今河北省官厅村附近）修建了两条拦河堆石坝，减缓洪水流速。拦河坝不作坝体防渗层，水少时由石罅穿流，水多时从坝顶溢流，抗洪能力很差。3年后（乾隆十二年）即遭大水冲毁。筑坝拦洪之事虽然失败了，但它终究是大河拦洪治理的新尝试。
阜通七坝 金代建在今朝阳区坝河（阜通河）上的7座拦河坝。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千斯坝，位于光熙门附近；常庆坝，位于今尚家楼村附近；郭村坝，位于今酒仙桥闸稍东；西阳坝，位于西坝村附近；郑村坝，位于东坝镇附近；王村坝，位于今沙窝闸稍西；深沟坝，位于最下游入温榆河口处。
通州石坝 明嘉靖七年（1528年）在通州城北门码头旧土坝处新建的石坝。运船由北运河抵达通州石坝后搬运至通惠河，可直达普济闸，不再通过张家湾至通州城的4座闸和两座水关，石坝承担卸装功能而成为码头。石坝的建设，打开了元代堵塞的通州城北金闸河旧道，使通惠河增加了入白河的通道，是通惠河下游的一次重大变化。
汇通祠 明永乐年间在积水潭北岸小岛上所建的镇水观音庵。寺旁是北护城河水进入京城的铁棂闸水关。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建，更名汇通祠，祠中供奉龙王。20世纪60年代修地铁时拆除。1988年10月按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建议，复建汇通祠成为郭守敬纪念馆。
金水河 我国古代有西方庚辛为金的说法，故从京城西部引水入都城供皇家使用的引水河道称为金水河。北京的金水河最早始于金代，金天德三年（1151年）营建中都，按照封建传统观念“引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仿宋汴京自荥阳导京水开金水河至开封的做法，引城西莲花池水源，将洗马沟围入城内，贯穿都城称金水河。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建大都城，自玉泉山引水至和义门（今西直门）南水门开金水河入太液池，专供宫廷内苑用水。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废元金水河，将玉泉水引入瓮山泊（今昆明湖），经南长河、高梁河、北护城河入积水潭后又辟出两条金水河，即内金水河和外金水河。
内金水河 紫禁城内既供水又排水的干渠。自西北筒子河角楼东侧南岸水关入紫禁城，沿西侧南流再向东，经武英殿前过太和门、文华殿西，稍向北拐再向东过东华门古今通集库（旧清史馆）东南角城墙水关流入东南筒子河。因系紫禁城内的“贯都之水”，故称内金水河。总长655丈5尺（2184m），上有桥涵15座。
外金水河 紫禁城外的排水干渠。由中南海内南海东岸的日知阁闸，穿东墙流入织女河，过南长街织女桥入社稷坛（今中山公园）西墙，穿水榭湖出东墙入天安门前玉带河，经玉带河出口闸入菖蒲河，汇东南筒子河退水渠来水向东过南池子牛郎桥流入御河，称外金水河。是内皇城河系的尾闾。
文化河 由筒子河经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入菖蒲河的河道。自西南筒子河东岸偏南的暗渠，经西阙门、午门前至东阙门外，循太庙西墙南流，折向东入太庙戟门外明河，经闸门流入东南筒子河退水渠，再入菖蒲河。文化河暗渠段长497m，明河段长214.5m。
织女河 外金水河的一段。起自中南海的南海东岸日知阁闸向东，过南长街织女桥，入中山公园西墙，经儿童体育场南侧，沿织女桥东河沿向南，折向东入（长473m）中山公园水榭湖，至玉带河进口闸止。南长街东西段1958年改建为砖拱暗沟，宽1.7m，高1.5m。中山公园内河段，1970年后填埋，原儿童体育场以南河段，东移改建成宽4.5m、高2m暗沟，直接入水榭湖。
玉带河 外金水河的一段。起自中山公园水榭湖东墙玉带河进口闸，经天安门前金水桥，至玉带河出口闸，长370m。1958年12月，将玉带河向东、西两端各延长65m。玉带河长500m，流量达7m3/s。
御河 明初白浮瓮山河逐渐湮废，城内万宁桥以下通惠河因水源不足而断航，明永乐、宣德年间将部分河道圈入皇城做排水沟入南城濠（前三门护城河），改称御河。至清代，御河是积水潭、什刹海的排水尾闾，也是城区中部和北部的主要排水沟。御河起自万宁桥澄清闸，沿途有东不压桥、平板桥、骑河楼桥、安子桥、北平桥、东安桥、南平桥、天妃闸等，全长4.8km。
金口河 金代引卢沟水（今永定河）通京师漕运的人工河道。金大定十年（1170年），议定开金口河，引卢沟水通京师漕运。于1171年12月开工，翌年3月竣工。金口位于石景山北麓，取水口在麻峪村。金口以东沿用车厢渠故道，后接金钩河。在半壁店附近与车厢渠路线分离，向东南过今玉渊潭，再南折入中都北护城河，向东沿今通惠河到通州入白河。开凿后，因“地势高峻，水性浑浊……不能胜舟”而失败。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因恐威胁都城而被堵塞。元至元二年（1263年），郭守敬为“上可致西山之利，下可广京畿之漕”，建议在金代金口河的基础上重开金口河，但提出：在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以防涨水突入之患。元世祖采纳这项建议，于至元三年十二月“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这次开金口，由于设计周密，成功地使用了近30年。大德二年（1298年）浑河大水，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1301年浑河水势浩大，担心冲没田地村庄，用砂石杂土堵闭。
金口新河 元代引卢沟水通京师漕运的河道。元至正二年（1342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开西山金口引水，以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至十月竣工。《北平图经志书》记载，新河取水口“自三家店分水入金口，下至李二寺，通长一百三十里，合入白潞河（今北运河）”。《庚申外史》记载：“金口高水泻而下，湍悍才流行一、二时，冲坏地数里。都人大骇，递报脱脱丞相，丞相急命塞之。”后来追究失败的罪责，御史弹劾了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和都水傅佐。据考证该取水口与1956年所建永定河引水渠首位置相近。
闸河 金代开凿的由中都城至通州北入白河的漕运河道。因水源有限，河上建闸，节水行舟，故称闸河。闸河引用白莲潭（今什刹海）水源，引水路线两条：其一，沿古高梁河引水入中都北城壕，再入闸河；另一条利用白莲潭东闸外渠道，引入闸河。闸河长50里，中间设五六座闸。元代开凿通惠河即利用金代闸河，使其成为通惠河的一部分。
大通河 明代通惠河的另一名称。明宣德七年（1432年），北京城改建，皇城东移，将城内部分通惠河圈入皇城，不能再通航。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建成大通桥闸，大通桥以下的通惠河改称大通河。大通桥以上开有支河，漕船可达东直门、朝阳门。
通流河 清代指通州城外北运河的一段，其位置约在通惠河普济下闸至广利上闸之间，其间有通州城西的通流上闸“上闸在通州西门外，西至普济下闸十里”，城东南有通流下闸“下闸在通州南门外，西北至上闸五里”。据考证，上闸约在今通州区新华大街与人民路交叉口附近。
会清河 清代开凿的一条漕运河道，以水清为名，又名清河。清河原在德胜门北20里，水源来自昌平一亩泉，经燕丹村，东南合榆河（温榆河），下流为沙河，经顺义会白河。清兵入关后，诸旗驻军多在清河镇附近，漕运重点也随之转移到清河。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开会清河，起自水磨闸，经沙子营至通州石坝止，漕运通州米至清河本裕仓。会清河建有长源、长清、安丰、顺成、云津、天兴、翔帆等7闸。会清河约到光绪年间停运，成为排泄西山洪水的通道。
老莲花河 金代洗马沟故道。起自莲花池东北角出口闸，向东至木楼村有新开渠汇入，经南蜂窝桥折向南，于三义庵桥（今广安门外桥）有水衙沟汇入，向东至甘石桥折向南，经小红庙桥、孟家桥村铁路桥，折向东经土桥水文站，向南过铁路涵洞，向东经鸭子桥反向闸（防止洪水倒灌，大雨时关闸）入南护城河。长1472m。为防止西郊污水、洪水穿越城区，1957年治理河道时，莲花河自孟家桥改道径直向南，至万泉寺东入凉水河。原河道俗称“老莲花河”。20世纪60年代后，孟家桥村铁路桥以东至南护城河河道，陆续填埋。从此，金中都历史遗迹洗马沟（老莲花河）下游河段湮废。
小黄河 永定河的别称。出自元史河渠志：“卢沟河源出代地，名曰小黄河，以流浊故也。”
东三里河 明代前三门护城河的排水河道，起自正阳门东，流经芦草园、北桥湾、三里河大街，于南桥湾以南接入“浑河旧渠”，全长约3里，故名三里河。该河于明代正统二年至四年（1437～1439年）开挖，为疏导排泄上游前三门护城河洪水之用。后两岸庐舍渐多，1553年筑外城后，逐渐湮没。
西三里河 玉渊潭的下游河道，起自玉渊潭钓鱼台，经今月坛南街，入西护城河，全长约3里，得名三里河。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挖南旱河疏浚玉渊潭后，下游河道在圆通观南出现了两支，一支东行入西护城河；一支东南行入南护城河。民国时期因城市建设发展，三里河内污水渐多，河道淤塞，逐渐填废，1947年完全湮没。
泡子河 元大都文明门外通惠河湮废演变的河道。明代又称“炮作河”，水从崇文门东水关出城入护城河，为明代风景区之一。当年洼地一区，终年流水不竭，两岸高槐垂柳，空水澄鲜，林木明秀。南岸有方家园、张家园、房家园，北岸有张家园、傅家东西园等。“水曲通，林交加，夏秋之际，尘亦罕至。”清代已废。1951年改为暗沟。
水衙沟 入莲花河的一条排水沟。起自丰台区吴家村东小瓦窑南，经郑常庄、西锭厂至六里桥莲花池南，经湾子、太平桥，在三义庵桥（即广外桥）入莲花河。1988年疏浚治理后，改为暗沟，起点改自西三环路六里桥，向东经太平桥在广外桥入莲花河，流域面积27.02km2，设计流量31m3/s，中间有郭庄沟、大井沟汇入。暗沟断面为2孔4.5m×2.25m至5.5m×2.5m方沟。
通惠河24闸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提出开通惠河，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工。自瓮山泊以下至通州高丽庄，在河道上新设闸10处，加上建于开河前3年的广源闸，总计11闸。各闸名称是：广源、西城、朝宗、海子、文明、魏村、籍东、郊亭、杨尹、通州、河门。规划时考虑过船的需要每处均设上下两闸，施工时海子闸和郊亭闸改为上中下3闸，因此总闸数为24座，故称通惠河24闸，又称通惠河闸。
通惠河闸 见通惠河24闸。
广源闸 通惠河闸之一，俗称豆腐闸。据《析津志》记载：“护国仁王寺西古始广源闸二。”《漕河图志》载：“在西直门西七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建。”元代皇帝游幸玉泉山要经过这里。《燕石集》载：“英宗、文宗二朝（1321～1331年）御舟藏广源闸上别港。”明、清皇帝游西湖（今昆明湖）也都经过这里，乾隆帝有诗云：“广源设闸界长堤，河水遂分高与低。过闸陆行才数武，换舟因复溯洄西。”此闸一直使用到1953年左右。广源闸有上下两闸，今紫竹院公园西门外，万寿寺东70m存有上闸遗址。1998年长河治理时，保留了完整的原闸遗址，在闸南侧另开渠道通行游船；下闸在现紫御湾码头西，水下有闸底板遗迹保留。
西城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下两闸组成。元贞元元年（1295年）七月改名会川闸。《元史》载，西城闸“上闸在和义门（今西直门）外西北一里”。因闸位于高梁桥下，又称高梁闸，今西直门外高梁桥下西侧，闸基残存，左岸可见部分闸槽与绞关石。“下闸在和义门西三步。”当在元代护城河东岸，高梁河上。此闸是为运河与大都西护城河相交而置。明朝改建北京城，北城墙向南移5里后，不再存在与护城河相交问题，下闸即废。
朝宗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下两闸组成。据《元史》载：“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万亿库在和义门北水门以内高梁河北岸，靠近大都西城墙。”据此，上闸应在大都西城墙内不远的万亿库之南，和义门北水门之东。下闸西距上闸百步，即海子（积水潭）上源的进口闸，位于填埋前的太平湖西端。明代上下两闸已废。
海子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中下3闸组成。元贞元元年（1295年）七月改名澄清闸。《元一统志》载：“海子东澄清闸三。”即3座闸均在积水潭东，是船只进出积水潭码头的闸。澄清上闸，是积水潭下游出口控制闸，十分重要，元泰定三年（1326年）八月，改修成石闸，历元、明、清屡有修治而不废，一直使用到1953年，其遗址位置在后门桥西侧。据民国6年（1917年）实测，上闸至中闸相距长约540m，高差1m；中闸至下闸相距约500m，高差1m。明代此段河道不再通船，中、下闸废弃。
文明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下两闸组成。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今正义路北口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今台基厂二条，深埋地下）。明洪武年间此河段不再通航，文明闸存而不用，逐渐湮废。
魏村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下两闸组成。元贞元元年（1295年）改名惠和闸。《元史》载：“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约在今船板胡同东部），下闸西至上闸一里（约在今北京站东南）。”明初，该闸仍在使用。永乐十七年（1419年）扩南城，将文明、惠和两闸展入城中，漕舟不至，闸废。
籍东闸 元通惠河闸之一，建于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由上下两闸组成（俗称二闸），结构为木闸。元贞元元年（1295年）改名庆丰闸。至顺元年（1330年）改为石闸。《漕河图志》记载：“上闸至大通桥八里，下闸至上闸五里。”至明代正统三年（1438年），在通惠河出城处建大通桥闸，大通桥成为通惠河起点，清代又从此处建漕渠通朝阳门，二闸因地处交汇点逐渐繁华起来，人们迎来送往，多在此设酒话别洗尘。清代及民国年间，这里因水质清澈，设有游船，沿河两岸多茶馆酒肆，成为京城著名风景区。明嘉靖七年（1528年）下闸拆除。上闸（三孔石闸）使用到1950年前后。1992年因通惠河拓宽河道，将上闸闸墙移建于河道两岸，河底保留闸底遗迹，1998年建二闸遗址碑，刻有张含英先生“庆丰闸遗址”题字。
庆丰闸 见籍东闸。
郊亭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中、下3闸组成。元贞元元年（1295年）改名平津闸。上闸位置在今高碑店闸上游湖中，下闸“至上闸七里”，中闸位置不详。明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重建平津闸。该闸上闸后称高碑店闸，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二十世纪90年代，整治通惠河工程中，其遗址仍保留在高碑店湖范围内。
杨尹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下两闸组成。元贞元元年（1295年）改名溥济闸。《漕河图志》载：“上闸西至大兴县平津下闸八里，下闸至上闸五里。”上闸约废于明正德年间；下闸明代改名普济闸，遗址约在今八里桥上游普济闸处，20世纪80年代遗迹尚存，后在河道治理中拆除。
通州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下两闸组成。元贞元元年（1295年）改名通流闸。《漕河图志》载：“上闸在通州西门外，西至普济下闸十里，下闸在通州南门外，西北至上闸五里。”嘉靖七年（1528年）通州石坝建成后漕船不再经通流闸。该闸遗址1949年后陆续拆除。
河门闸 通惠河闸之一，由上下两闸组成。元贞元元年（1295年）改名广利闸。《漕河图志》载：“广利闸在张家湾中马头西，上至通流下闸十一里，下闸至河口（元代通惠河入白河口，李二寺附近）三里。”嘉靖七年通州石坝建成后，广利闸很少使用，清康熙初年废弃。
苏庄闸 民国14年（1925年）为使潮白河水再入北运河，在潮白河苏庄附近建成苏庄拦河闸和西岸进水闸及引渠。拦河闸30孔，进水闸10孔，孔宽均为6m。进水闸最大引水流量600m3/s，多余洪水由拦河闸下泄。民国28年（1939年）大水，拦河闸被冲毁21孔，进水闸被淤死。苏庄闸为华北地区最早引进现代建筑技术修建的圬工钢结构水工建筑物。苏庄闸遗迹今仍存。
卢沟桥 位于北京西南，丰台区宛平城西门外，跨卢沟河（今永定河），故名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建成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赐名广利桥。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石桥主体长213m，桥宽9.4m，为石结构11孔连拱桥。北侧石栏杆有望柱141根，南侧140根，柱头雕刻有不同形态的狮子，约计485个。俗称“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桥东西两端，各有石制华表一对及石碑和碑亭。东端有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卢沟桥石碑，原有碑亭，后被毁；现存碑亭和石碑为乾隆所题“卢沟晓月”四字。1935年前后，改建为无顶框架式碑亭，至今仍保留。西端碑刻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重葺卢沟桥记》，此碑原有碑亭，后毁。此桥为金、元、明、清的交通要冲。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发动侵华战争，史称“卢沟桥事变”。1961年卢沟桥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1985年9月24日，卢沟桥完全断绝交通，成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
高梁桥 位于和义门（今西直门）外高梁河上，是闸桥合一的单孔石拱桥。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桥南北建有牌楼，北曰资安、广润，南曰永泽、长源。1982年将桥下游河道改为暗河，高梁桥改建成涵洞，但桥面仍保留，长17.3m，宽16m，铺沥青混凝土，栏杆、地伏和金边大部分利用原石件。2003年北京城市水系北系综合治理中，恢复了闸桥原形。
北海大桥 原名金海桥、御河桥。始建于元代，横跨于太液池中部，初建为一座石板梁平桥。明弘治二年（1489年），拆除石板桥，改建成9孔联拱石桥，命名金鳌玉蝀桥。在大桥两端各建一座木牌楼，上面镶有石匾，西牌楼匾额为金鳌，东牌楼为玉蝀。1955年进行扩建加宽，1956年9月竣工。桥梁总长为156.78m，总宽34.4m。加宽工程完工后，多数桥洞已不能通水。1974年，将桥上的石栏杆全部拆除，更换成铁棂式高栅栏。
青龙桥 位于海淀区颐和园西北青龙桥镇，系元代白浮瓮山河南端的石桥，桥下设闸，名青龙闸。明代曾重建，是帝王皇妃西山游幸玉泉山、香山的必经之地。青龙桥既是桥也是闸，平常节制玉泉诸水流向京城，雨季开闸泄洪入清河，保障海淀和京城安全。1949年后，在北长河上修建颐和分水闸取代青龙桥闸。1966年修建京密引水渠时重新改建。历史上北京还有两座青龙桥，分别位于延庆县八达岭南和西城区真武庙一带。
白石桥 位于京西高梁河（今长河）上。金、元、明3个朝代曾建有3座白石桥，金、元白石桥早已不存在。明代白石桥在20世纪50年代扩修道路后，仍留在两条道路中间。1998年改扩建白颐路时，彻底拆除改建成板梁式钢筋混凝土桥。
天桥 位于正阳门大街南部跨于龙须沟上。正阳门大街通向皇城，帝王去天坛祭天、祈雨必经此桥，故名天桥。该桥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三梁四拦的汉白玉石高拱桥，长8m，宽5m。石桥两侧各搭一座木板平桥，供官员和其他人等通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建前门外大街道路时，将高拱桥改为低拱桥。1927年京城铺设有轨电车道，改为平桥。1934年修建道路时，将桥栏拆除埋入地下。
万宁桥 位于鼓楼大街。原为木桥，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建为单孔石桥，称万宁桥。因直对皇城北门又称后门（元代后载门，明代北安门，清代地安门），故也叫后门桥、地安桥。因处海子（今什刹海）东，又称海子桥。桥西侧为澄清闸，闸口遗迹仍存在。元代南方沿大运河北上的漕船经通惠河可直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码头，万宁桥位于积水潭入口，漕船入积水潭必从桥下经过。1949年后，修建鼓楼大街时，将河道改为暗沟，将桥主体埋在地下。直到2001年河湖整治工程中，恢复了桥上下游河道并将全桥完全亮出。
后门桥 见万宁桥。
地安桥 见万宁桥。
海子桥 见万宁桥。
金水桥 位于故宫承天门（今天安门）前的玉带河上。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修建承天门，同时在门前的金水河上建石桥3座。明成化元年（1457年），重建承天门，同时改3座石桥为5座石桥。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修承天门后，改名为天安门，同时又重修金水桥。中桥长40.6m，宽9.62m，与中桥相邻的两座桥长均为36.6m，宽6.42m，最外边两座桥长均为34.2m，宽5.52m。
喜凤桥 位于东便门内太平宫（俗称蟠桃宫）门前的前三门护城河上。该桥是一座3孔石拱桥。据1936年北平市工务局档案中记载，喜凤桥始建于明代，民国25年因石桥局部损坏严重，实施大修工程，改石栏杆为砖砌栏墙，整修分水石及部分石板海漫。石桥长34.8m，桥身宽10.05m。1958年，修建北京站火车站护城河改道时拆除。
大通桥 位于东便门外明朝大通河上通惠河起点处，为3孔石拱桥，桥长约45.1m，桥全宽约9.2m。明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建。桥台两端设有水闸、闸台、绞关石和闸板槽口。元、明、清3代，由通州逆水而上的漕船多于此处停泊卸货，故桥头建有裕丰、储济二仓。1973年12月，东护城河改暗河时将大通桥拆除。
永通桥 位于通州西8里处的通惠河上，亦称八里桥。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建成，英宗皇帝朱祁镇命名永通桥。该桥为3孔石拱桥，桥长60.2m，宽16.2m，造型特点是中孔拱顶高于两边孔的拱顶4米，以便于帆船通过，故有“八里长桥不落桅”之说。桥墩上至今还有长年撑船竹篙戳出的石窝。1860年9月清军在此抵抗英法联军进犯，八里桥也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地。民国7年（1918年）改修京通公路时将桥上坡度放缓。20世纪90年代整治通惠河时，对其进行加固改造，南北两侧各增加泄洪涵洞一孔，桥上公路改线，作为文物保护。
八里桥 见永通桥。
弘仁桥 位于北京左安门外马驹桥镇附近的凉水河上，又名马驹桥。《明史》记载，此处经常“架木为梁，水涨冲去，往来涉水”。明天顺六年（1462年），工部奉谕将木桥改建为石桥，次年建成，英宗皇帝赐名“弘仁桥”。为九孔券洞石桥，桥长83.3m，桥宽10m。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重修时，改成7孔，桥长83.3m，桥宽8.3m。上游建有闸口。此桥因傍南顶元君庙，明清两代在京城百姓中享有盛誉。20世纪50年代末疏浚凉水河时，将石桥拆除，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新桥。
马驹桥 见弘仁桥。
朝宗桥 位于昌平区沙河镇之北的北沙河上。辽金时期为木桥。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工部右侍郎王永寿奉命拆除旧木桥建新石桥，石桥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建成。石桥为7孔连拱，桥长130m，宽13.3m，中部高7.5m，最大的中孔直径8.2m。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年（1576年）赐名为朝宗桥，并在桥北头立碑。石碑的阴阳两面相同，额篆“大明”二字，碑身线刻双勾“朝宗桥”3个大字。朝宗桥不仅是朝廷拜谒陵寝之路，更重要的是它居于北控居庸关、东扼古北口的咽塞要地，与锁控通州粮道的永通桥和西揽中原之路的卢沟桥合称为拱卫京师三大桥。1980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广济桥 位于清河镇南的清河上，为3孔联拱石桥。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元代曾是大都通往居庸关外大道上的渡口，元末曾为季节性木桥。明永乐年间在修整京城通往皇陵的道路期间，重修健德门窎桥及卧虎桥，并新建广济桥。清代改名为清河桥。桥长50.15m，宽12.46m，中孔跨径6.37m，边孔跨径5.87m。1983年治理清河时，将石桥拆除，拆下的石件都逐一编号登记和保存。1984年10月，在原广济桥东南的小月河上重建广济桥，改为东西方向，桥长、桥宽、孔数、跨径及其外露形式与原桥相同。
琉璃河桥 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北京石公路上。始建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修。桥跨圣水河（今琉璃河）上，故名，为九孔连拱实心栏板大型石桥。桥长165.5m，宽10.3m，高8m余。券顶正中雕有精美的兽头。桥体全部用巨大的石块砌筑，桥上设实心栏板与望柱，上面雕饰海棠花纹。桥头原有坊2座，今无。该桥处北京通往中原的主要大道上，具有重要作用。琉璃河桥长度仅次于卢沟桥，气势雄伟，结构坚固，是北京明代重要桥梁之一，有较高文物价值，1987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银锭桥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前海与什刹后海的连通处。桥状如银锭，故名。该桥为单孔拱形石桥，小巧秀丽。旧日置身桥上，依栏西眺，西山景色尽收眼底，故“银锭观山”成为北京城内一名景。桥建于明代，今仍存。
太液池 古代建在宫苑内或附近专为皇家游玩的水面，称太液池。汉代在长安城建章宫北（今西安市西北）始建太液池，亦称蓬莱池。唐代太液池在长安城北大明宫。北京太液池，始建于金代。又名西华潭、鱼藻池。元、明、清太液池就是故宫西华门外的北海、中海、南海3海。元亦称西华潭，明又称金海。
瓮山泊 参见昆明湖。
养水湖 清代乾隆年间为蓄泄玉泉山水供昆明湖利用而建的调节水库。乾隆十四年（1749年）对西郊河湖水系进行大规模整治，在扩挖西湖（今昆明湖）的同时，将西湖以西的零星河泡，辟成成湖泊，名养水湖。同时开凿渠道使养水湖与西湖相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在养水湖西北，静明园南侧开挖高水湖，拦蓄西山雨洪水，以为养水湖补水。泄水湖位于养水湖东南，俗称大水泡子，水面比养水湖大，水位比养水湖低。高水湖、养水湖、泄水湖是具有“次第蓄泄”调节功能的3座水库，为昆明湖和长河调节水量，但清代后期逐渐淤塞变为稻田。(www.xing528.com)
高水湖 参见养水湖。
泄水湖 参见养水湖。
金鱼池 位于天坛北门外，龙须沟北边，以养售金鱼闻名。金代曾建有帝王行宫和园亭，元代后荒废。《燕都游览志》载：“鱼藻池在崇文门外西南，俗呼曰金鱼池，畜养朱鱼以供市易。都人入夏至端午，结篷列肆，狂歌轰饮于秽流之上，以为愉快。”至民国时期因接纳龙须沟污水而受到污染。1950年市卫生工程局改造龙须沟后，于翌年整治了金鱼池，池内有泉，湖面达4.1hm2，一度成为城南居民的湖水公园。后因池内泉水甚微，无其他水源引进，水质恶化，1965年被填垫废弃，于70年代建成居民楼。2002年在新建的金鱼池居民小区内，开挖了水池，恢复了金鱼池名称。
都水监 明清以前的中央水利技术机构。都水监与主管水利行政的水部有联系，但无隶属关系，主要负责水利、航运工程的计划、施工和管理等。隋、唐时期机构为都水监，官员称都水使者；金元时期正副主管官吏分别称都水监和都水少监。元代主持开凿通惠河的郭守敬，曾分别任过都水少监和都水监。都水监从三品，都水少监正五品。元时，都水监除负责全国工程外，还直接管理大都的坝河、金水河、积水潭码头等，都水监衙门位于积水潭东北岸。明清裁撤都水监，将其权限中的农田水利划归地方管理，河道及漕运管理则由中央政府直接派设专职机构。
河道提举司 元代都水监下设机构。“设官三，幕官一”，专管大都水利。其具体职责是：“凡河，若坝填淤，则测以平面浚之，闸桥之木朽，则加以理”。其下又设“通惠河道所”，专管通惠河的修治。
河道总督 清代管理河道的行政官员，简称总河。由明代总理河道一职演变而来，其级别与地方行政长官总督大体相当，并常兼有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兵部侍郎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头衔。清初，全国的河务由各河道总督分管，中央没有专管河道的行政机构。永定河由山东、河南河道总督和工部共同管理。雍正六年（1728年），因直隶处于京畿特殊地位，又有盐、漕、河三政及海防的重任，遂将巡抚升为总督，直至清末，直隶总督实是永定河管理的最高行政长官。雍正八年（1730年），工部提议：“直隶河工关系重大，请设立河道水利总督一员”，管辖永定道、清河道、霸昌道、天津道的河务。有时直隶总河由直隶总督兼任。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工程俱已平稳，裁去总河一职，永定河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永定河道主持。河道总督的下属机构分为文、武两个系列，各有3级，即道、厅、汛。文职道有专管河道事务的（如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和兼理河道事务的两种。厅为府、州级，汛为县级。武职在道级设河标副将、参将，厅级设守备，汛级设千总等。各级机构对河道实行分段管理。
永定河道 管理永定河的专门机构。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系统堤防形成后，设南岸分司和北岸分司各一员，南北两岸堤防工程各分八汛管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直隶巡抚李光地增设南北两岸同知。雍正元年（1723年）又将南岸分司和北岸同知裁去，由北岸分司来兼理南岸的事务。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将永定河分司改为河道，驻扎固安县，总理永定河事务，其沿河州县，各添设州判、县丞、主簿等员，以资分防”，除仅留南岸同知外，将分司和笔帖式都裁去。沿河各州县添设专管河道的官员以及驻河千总、把总和下属河兵，统归永定河道节制。南北两岸堤工仍各分八工守护。
都司 永定河管理的武职系统，是永定河河兵的最高首领。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设，受永定河道节制。都司是由明代的都指挥使简化而来，清制是仅次于参将的正四品武官。
千总 千总为正六品管理河道的武官（把总为正七品）。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永定河道初设4名把总。四十四年（1705年）将其中两名加千总衔。雍正四年（1726年），裁去两名千总，只留两名把总。雍正八年（1730年）将原留下的两名把总升为千总，又增补两名把总，称南北岸千总和南北岸把总，主要分管两岸河兵、巡堤、查柳等河务，分属南、北岸同知管辖。后又增设凤河东堤分防把总，属三角淀通判管。
把总 参见千总。
外委 比把总低一级的官员，也称外委把总。外委的数量较多，分工不同，如水关外委、淀河经制外委、额外外委等。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石景山水关外委，专门负责报汛工作，属石景山同知管辖。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淀河经制外委，管理疏浚船只等；四十七年（1782年）裁汰浚船后，仍负责疏浚方面的事务。额外外委的数目不定，工作不定，多为协助防汛，因防汛工作需要而设。
同知 永定河管理文职系统官员。清雍正八年（1730年）设，当年正月，允祥建议：“查石景山堤工，当永定河上游京师保障，最关重要，……请添设同知一员，专司石景山工程防护抢修之事，仍归永定河道统辖。”同知主要分管南北岸头工，卢沟桥以上堤防，常驻卢沟桥汛，下设有巡检一员，外委一员。
守备 永定河管理的武职系统官员。清乾隆四年（1739年）设，初设统管南北岸河兵。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添设北岸协备后，专管南岸。守备一职也起于明代，清制为正五品的武官。
协备 永定河管理的武职系统官员。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设，专管北岸堤工，职位略低于守备。
河兵 管理河道事务的兵士。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永定河筑堤之后，从绿营军中拨战守兵2000名为河兵，由都司统领河防，是永定河管理的主要力量。根据分工不同，有铺兵、巡柳兵、看料兵等。负责签桩下埽、搜捕獾鼠、看守料物、种植树木、填补水沟、浪窝、堆积土牛、传递公文等工作。康熙四十年（1701年）精选800名河兵，裁去其余1200名，余饷供紧急时雇募民夫之用。雍正三年（1725年）裁去200名，乾隆四年（1739年）增设600名，总共实数为1189名。嘉庆七年（1802年）增设400名，其中，食战粮河兵179名，食守粮河兵1410名。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添设100名，河兵总数1689名，除道署、防库守兵33名，都司、守备衙门听差守兵58名，其余属南北两岸各工汛驻防兵铺的堤防修守专业化队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通惠河南北两岸各工以平津下闸为界，分为4汛，各汛设置汛兵20名，另通州州同管河兵10名，州判管河兵5名。
闸户 管理维护水闸的人员，又称闸夫，大部分由军队士兵担任。每闸设闸户若干。元大德四年（1300年）曾“调军五百人于新浚河内看闸”。闸户有时也承担闸坝改建工程的施工任务。元至大四年（1311年）木闸改石闸工程中，“命闸户学为石工、木、铁、炼垩（石灰），皆习其技，岁械一闸……，一切工役取具闸户，不扰而集”。据记载，明永乐五年（1407年）“自文明门至通州置六闸，俱设官吏，告用闸户十一户”。另据《通惠河志》记载，庆丰等九闸用闸夫647名，到正德六年，减为100名。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通流闸设闸夫42名，负责管理普济、通流等闸，庆丰闸闸夫80名，负责管理大通桥（闸）、庆丰、平上、平下诸闸。
坝户 管理维护水坝的人员，又称坝夫。据《元史·王思诚传》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设运粮坝河，“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元末坝河淤积严重，管理混乱，坝夫累岁逃亡，十损四五，仅为1800余户。
粮运提举司 元代漕运管理机构，秩正五品。元初，漕运管理多仿金制设置机构，兴建漕仓等，由户部管理。中统二年（1261年）“立军储所”，不久即改为“漕运所”，至元五年（1268年）升为漕运司（秩五品），十二年改为都漕运司（秩四品）。至元十六年大开坝河后，漕运实行水陆并进的办法，始置“新运粮提举司”，管理陆运站车250辆。隶属兵部。
京畿都运使司 元代漕运管理机构，至元十九年设。其职责，据《大元海运记》记载，“自济东阿为头，并御河上下，直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坝河等处水陆趱运，接运海道粮斛及各仓收支一切公事，并隶本司管领”。将原定水陆分管的机构统一起来，以便于管理。初置司于河西务，后移于大都城内（今雍和宫大街北口）。
漕运总督 明、清两朝负责漕粮管理、运输工作的专职官员。明初曾设漕运使，永乐年间设漕运总兵官。明景泰二年（1451年）设总督漕运。嘉靖四十年（1561年）改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至万历七年（1579年）又加兼管河道。清代正式设漕运总督，下属具体管理官员为粮储道；负责监兑押运的是同知、通判。漕运总督全面负责漕运事务，常驻淮安。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漕运总督为巡抚，次年裁撤，不设漕运专官。明、清两代还设有巡漕御史一职，是一种监察性质的官员。雍正年间在通州设两名；乾隆年间在通州设一名，至道光二年（1822年）撤销了这一官职。
船户 漕运船只或剥运船只的人员。据《元史·王思诚传》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设运粮坝河，“设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合每5户出一条船。元末管理混乱，船只不能更新，从初时190艘下降到68艘，船户从950户，下降到761户。明嘉靖后，通惠河各闸设剥船60只，每船4人，负责驳运。
顺直水利委员会 负责顺天府和直隶地方水利工作的行政机构。民国6年（1917年）华北地区暴雨成灾，各国驻天津的外交使团怵于后患，照会北洋政府，建议共设委员会商讨治河计划。1918年3月20日顺直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主要职责是负责海河、黄河流域的水利行政工作，主持海河的规划治理。主要工程项目有：海河裁湾、新开河建闸、北运河挽归故道、青龙湾河整理等；基础工作主要是水文测验和地形测量。1925年曾完成《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总报告书》，是海河流域最早的规划成果之一。1957年编制《海河流域规划（草案）》时曾作参考。熊希龄任会长，聘用印度工务部长为技术部长，会址设在天津市自由道（原意大利租界五马路）。
华北水利委员会 负责华北地区水利工作的行政机构。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平津，北洋政府覆灭，南京国民政府派员接受顺直水利委员会，同年9月26日，顺直水利委员会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其职责是：黄河规划治理；河北五河的规划治理；各项防涝、灌溉、航运及水利工程。1929年编制的《永定河治本计划》是海河流域最早的规划成果之一。1957年编制《海河流域规划（草案）》时曾作参考。李仪祉任主席，李书田任总务处长，须恺任技术处长，会址未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委员会撤往大后方。
张堪 字君游。东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光武初拜郎中，累官渔阳太守。大败匈奴攻入渔阳的万余骑，郡得以安宁。在职时，搏击奸猾，欢课农桑，开狐奴（今顺义区北小营一带）稻田8000余顷。百姓歌之：“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后人曾在顺义区后鲁各庄修建张堪庙。
王霸 字伯元，东汉颍阳（今河南许昌西）人。光武帝即位，累功拜上谷（蓟城西北）太守。为巩固边防，采取了多种措施。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王霸多次上书，得到批准，开辟温榆河的漕运，将广阳国物资运出居庸关。
刘靖 字文恭，沛国（今江苏沛县）相人，三国曹魏扬州刺史刘馥之子，卒于嘉平六年（公元254年）。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任征北将军，屯垦戍边镇守蓟城。为开垦屯田，“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湿水以度形势”，率军士1000余人，在今石景山南麓的湿水（永定河）建戾陵堰，并向东开车箱渠导水入高梁河，沿河渠另开支渠，“灌田岁二千顷”。百姓乃“三更种稻”，对解决古代北京的水源和农田灌溉很有成效。
刘弘 字和季，刘靖之子。元康四年（294年），以骁骑将军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有干略政事之才。翌年，山洪冲毁戾陵遏3/4。弘筹划指挥，率将士2000余修复，沿岸灌渠再次疏通。劝课农桑，宽刑省赋，为百姓所称。
裴延儁 字子平，河东闻喜人。北魏明帝时，以中书侍郎累迁幽州刺史。时范阳有督亢渠（在今河北涿县东），长50里；燕郡有旧戾陵遏，广袤30丈，皆久废毁。时水旱不调，民多饥馁，“延儁谓疏通旧迹，势必可成，乃表求营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余万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指北齐时）赖之”。
郦道元 字善长，范阳（今北京房山区、大兴区、河北涿州市一带）人，生于466年或472年，卒于527年。自幼好学，博览众书。出仕后历任北魏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郦道元将东汉桑钦作《水经》加以注释扩充，并详细叙述，成为一部水文历史地理巨著。（详见“水经注”条）
裴行方 字德备，唐永徽（650～655年）中为检校幽州都督，利用车厢渠引卢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
郭守敬 （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县）人。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和天文学家。幼年从祖父郭荣习数学、水利，又师从刘秉忠习天文与水利。元中统三年（1262年）提出兴修华北水利六事，受到元世祖赞赏，任副河渠使、都水少监，协助都水监掌管全国水利工作。成功地重开金口河，获漕运西山木石和灌溉之利。至元八年（1271年）升为都水监，负责全国水利建设，在兴修大运河、治黄、农田水利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至元十三年，都水监并入工部，任工部郎中，首次提出了“海拔”的概念。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提出了解决大都水源与通漕的引白浮泉水开凿通惠河的规划，并用一年半时间建成通惠河，实现了从余杭（今杭州）至大都（今北京）大运河的贯通。大都城内出现“舳舻蔽水”、船货云集的盛况。
孛罗帖木儿 元至正年间中书参议，至正二年正月，与都水傅佐建言，（开京师金口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输纳。“加庆善八及孛罗帖木儿，献议开西山金口”。工程于当年十月竣工后，金口高水泻而下，湍悍才流行一二时，冲坏地数里，塞之。后来追究失败的罪责，受到御史弹劾。
傅佐 元代都水监，元至正二年与孛罗帖木儿共同倡议开金口河，工程失败后被杀。
吴仲 明嘉靖六年（1527年）任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规划建议：在通州城北旧废土坝处新筑石坝一座，运船由北运河直抵石坝，然后搬运至通惠河，可直达普济闸，省去张家湾至通州搬运之艰；自石坝至大通桥计搬运5处，每处用剥船60只，日运一万石；至大通桥码头登岸，再用车运至京城东仓；晴日路干，可水陆并进，径赴京城西仓；并加强闸坝管理和治安巡防。吴仲的规划基本付诸实现后，成功地使用五六十年。
爱新觉罗·玄烨 清代皇帝，年号康熙（1662～1723年）。在位期间治理浑河水害悉心用功。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月，浑河水患，玄烨“见百姓以水藻为食，苦涩难咽”，当即派遣左都御史于成龙、河北总督王新命往“作河修治”，并敕喻“今农事方兴，不可用百姓之力”。翌年十月，他亲授疏导方法。“此河性本无定，湍急易淤沙，即淤则河身垫高，必致浅溢横决。沿河州县居民常罹其灾。今欲治之，务使河身深而且狭，束水使流，借以奔注迅下之势，则河底自然刷深，顺道安流，不致泛滥”。康熙三十九年（1701年）大雨滂沱，浑河水患，河道溃决之处狂波滚滚，黄浪如屋。他乘小船视察河淀，并查问工程情况。是年三月，他惟恐修河工地米价上涨，百姓生活受到影响，又谕“修筑永定河夫役云集，人多则需米，谷价必致腾贵，遣户部贤能司官二员，截山东、河南漕米二万石留于信安、柳岔二处，会同地方官照前稍减市价平粜。至附近信安修河诸处屯庄米面亦令粜卖，有益于民”。治理永定河水害，历时两年，使河道全线大为改观。从石景山区之麻峪村，至卢沟桥左岸堤段工程量浩大，险工堤段，均以花岗岩（豆渣石）加工成方条石砌筑，加上片石所砌石堤岸长23里。岸形如鹜，以杀水势。河堤上广植柳树，以固岸土。
康熙 见爱新觉罗·玄烨。
高斌（1683—1755），高佳氏，字石文，满州镶黄旗人。乾隆六年（1741年），任直隶河道总督后，对永定河进行了实地勘查，总结、应用前人治河经验，提出“上拦、中泄、下排”的治理方法，并致力于实施。上拦，即在上游宣化黑龙湾（今响水堡水库一带）、怀来之和合堡（今官厅水库附近）、宛平之沿河口（丰沙线沿河城）3处山口，“就近取石，堆叠玲珑水坝，以勒其汹暴之势”，“层层截顿，以杀其势”。并在上游兴建拦洪滞沙和引洪淤灌工程。中泄，即在中游增建两岸减水坝，扩大分洪效果。下排，即下游治理，以利行洪。高斌认为“熟筹全河机宜，惟在尾闾通畅，下不壅则上不溢。”
爱新觉罗·弘历 清代皇帝，年号乾隆（1736～1795年），重视水利，认为“直隶河道水利，关系重大”。在位期间对永定河进行较大规模治理达17次。他曾多次亲自巡察指导治理，并先后命鄂尔泰、孙嘉淦、方观承等人主持治理，采取修筑堤埝、兴建减水坝、疏浚河道及人工改道等措施，提高防洪能力，减轻了灾害损失。他还很重视河道清障等非工程措施，命令总督李卫，留心体察，让各州县“将旧有渠淀，查明造报，毋得隐匿。不得筑埂筑坝，以阻河流之故道。庶积涝不致为害，而于地方实有裨益矣”。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他命令直隶总督高斌督促民间打井灌溉。山西道御史胡潮生上奏，主张大修畿辅水利，他对此予以高度重视，说道：“畿辅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必简用得人，始能有益无弊。”遂命吏部尚书刘于义会同直隶总督高斌督率办理。不久，修复了宛平、良乡等地的旧有渠淀，并挖河、筑堤，修建涵、桥、闸等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他重视堤防种柳。乾隆七至八年（1742～1743年）京城内外河渠进行较大规模的疏挖治理，次年春，在各河两岸广植柳树，固土护岸，美化环境。
乾隆 见爱新觉罗·弘历。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举人，清朝大臣。先后在湖南、浙江、福建、陕西、甘肃、新疆等地任职。光绪六年（1880年），奉诏还京，见永定河“虽多方修浚，尚无明效”，认为“治水之要，须源流并治。下游宜令深广，以资吐故。上游宜多开沟洫，以利灌溉”。随启奏朝廷，请派本部人马去治理永定河上源（即石景山以下河段）。几经周折，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任军机大学士，调任两江总督，永定河上源的水利工程由其部将王德榜率本部军兵兴修，并派恭亲王奕忻和醇亲王奕儇督工。
王德榜（1837—1893），字朗青，湖南江华人。光绪七年（1881年），受命“教练火器健锐诸营，兼兴畿辅水利”，并被委以“奏办直隶顺天府河务”，修治永定河。率将士及石匠共2000余人实地勘察，议定在下尾店（今下苇甸）丁家滩、车子崖（野溪河滩）、水峪嘴、琉璃局（今琉璃渠）山嘴5处修建石坝。工程于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二十五日开工，次年竣工。琉璃局山嘴渠道北起城子村，南到卧龙岗，称“城龙灌渠”，一直是门头沟区主要的水利灌溉系统。1956年所修建的三家店水闸就利用了石坝作为基础。
吕佩芬清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任永定河道员，为国内较早兴办水利教育事业者。当时，他倡导并开办了“河工研究所”，为建立一支专职河工队伍，指令永定河40岁以下的所有管理和候补人员分期、分批进入该所学习、培训，每批30人，学期1年。
冯玉祥 （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中国近代军事家。重视水利，对永定河的治理做出过贡献。民国11年（1922年），冯时任北洋陆军检阅使，随军驻北京南苑。是年夏天，永定河决口，冯玉祥立即派兵抢险堵口，并在河内开挖一条河槽，减轻了洪水危害，得到百姓赞扬并立碑褒彰。1924年永定河大洪水，北岸险情迭出，8月7日冯玉祥命令四十四团团长过之纲率领所部及四十二团二营抢险，另派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驻堤督工、第八旅旅长李鸣钟不时前往检查，冯玉祥每小时巡视一次，并曾亲自参加抢险施工。洪水过后，当地老百姓为纪念冯玉祥将军的公德，将抢险时修筑的堤称为冯公堤。
《水经》 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河道水系的专著，成书约在三国初期（220～232年），著者姓名失传。它首次系统地以水道为纲，面向全国，每水独立成篇，记述其起源和流经地点，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原书单行本失传，借《水经注》流传后世。据《唐六典·注》称，《水经》所记水道有137条，现存本仅有123条，其中属黄河水系的20条、海河14条、淮河19条。各条字数繁简不等，共约7000余字。
《水经注》 6世纪20年代记述全国河道水系、水利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北魏郦道元（约466～527年）撰，成书于孝昌三年（527年）前。郦道元在历举《禹贡》、《山海经》、《水经》等有关水道的古籍优缺点后，认为上述著作极少具备有关“宣导”等水利工程的记述，他为《水经》撰证注释，充实内容，既是为了备供参考，免得材料遗失致误；同时也是为了方便读者，使其易于查阅。《水经注》不同于以前的一般古籍注释，而是以《水经》所记各水为主干，进行文献查证，并注重实地调查研究，访渎搜渠，尽可能弄清干支分合、水道迁改的来龙去脉，加以汇辑连缀。《水经注》对《水经》有不少发展：《水经》所引天下水137条，郦注引其支流扩充到1252条，实际上现存本郦注所记多达5000条以上；《水经》只有7000余字，郦注达30余万字。《水经注》现存版本约有六七十种，常用和重要的有《永乐大典》本、武英殿本、王先谦合校本等。
《河防令》 金朝政府制定并颁布实行的河防法令。金朝政府在前代治河法规的基础上，于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十二月编修制定，并于次年五月颁布实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河防法令。主要内容是明确朝廷的户工两部、分治都水监、州县负责河防的官员、沿河兼管河防的知县等部门和官员的职责；规定请示汇报制度以及遇有紧急情况如何处治等。还专条规定卢沟河（今永定河）由县官和埽官共同负责守护，汛期要派出官员监督、巡视、指挥。据《金史·刑志》记载，《河防令》共有11条，原文经金都水监刻印，载于《河防通议》书中。该书已散失。目前能见到的《河防令》条文，载于元朝人所著《河防通议》中，共有10条。其中卢沟河有专条规定。
《河防一览》 古代最重要的河工专著之一。明代河工专家潘季驯的代表作，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全书共14卷，约28万字，记录了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措施。卷一反映了当时治河的历史背景，黄、淮、运三河的总形势和工程总体布置。卷二集中阐述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主张；卷三全面指出了黄、淮、运各河要害部位、主要问题及应采取的措施；卷四系统规定了堤、闸、坝等工程的修筑技术和堤防岁修、防守的严格制度。该书既全面地继承了前人治河经验的主要成果，又系统地总结了他本人长期治河的实践经验。它是“束水攻沙”论的主要代表作，又是16世纪中国河工水平、水利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其问世后的300多年中，对治河方针和河工实践一直起着指导性作用。该书现有3个版本。
《河防通议》 宋、金、元三代治理黄河的工程规范，并在施工实践中应用了300多年。原著者沈立，在宋庆历八年（1048年），搜集治河史迹，古今利弊，撰著《河防通议》，原书久已失传。现存本系元代色目人赡思（清代改译为沙克什）于元至治元年（1321年）根据当时流传的所谓“汴本”（其中包括沈立原著和宋建炎二年周俊所编《河事集》），及金代都水监所编另一《河防通议》即所谓“监本”加以整理删节改编而成，《元史·赡思传》称作《重订河防通议》。共上、下两卷约18000字，除赡思自述外，分为河议、制度、料例、功程、输运、算法6门，分别记述了河道形势、河防水汛、泥沙土脉、河工结构、材料和计算方法以及施工、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此书流传版本有《四库全书》本等。较为通行的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和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国水利珍本丛书》本。
《史记·河渠书》 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约撰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年），《河渠书》是其中的一个专篇。所述时代上及大禹治水，下及汉武帝兴修水利，内容涉及防洪、航运、灌溉等。《河渠书》首创史书的河渠水利专篇，成为以后历代史书撰述水利的典范。
《宋史·河渠志》 宋代水利专史。《宋史》系元代官修，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年），署名脱脱等撰。《河渠志》是其中一个专篇，分为5卷。与《金史》同时撰修，所含内容不涉及北京地区。
《金史·河渠志》 金代水利专史。《金史》系元代官修，成书于至正四年（1344年），署名脱脱等撰。《河渠志》是其中一个专篇，全文约8000多字。该志首列黄河38事，篇幅占1/2以上，漕渠18事，卢沟河6事，其他有滹沱、漳河等共68事。记述年代为金天眷元年至金元光元年（1138～1222年）。该志所叙黄河、海河流域史事，实与《宋史·河渠志》相表里，两志合观，代表了宋金时期全国水利的概貌。该志从未单行，历来随《金史》流传。《金史》以1973年中华书局校点本较为流行。
《元史·河渠志》 元代水利专史。明洪武二年（1369年）和三年（1370年）分两次官修成《元史》，宋濂等撰。《河渠志》是其中一个专篇，全文3万余字，分3卷。前两卷为洪武二年初修，记述元太宗七年迄至顺元年（1235～1330年）史事；后一卷为洪武三年续修，记述大德八年迄至正二十年（1304～1360年）史事。所记内容约165件事，其中涉及北京的有：通惠河5事、坝河2事、金水河3事、隆福宫前河2事、海子岸3事、双塔河2事、卢沟河2事、白浮瓮山6事、浑河9事、白河10事、御河6事，以上为初修；续修中涉及北京的只有金口河1事。该志从未单行，一直随《元史》流传。《元史》以197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为通行。
《明史·河渠志》 明代水利专史。《明史》系清代官修，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署名张廷玉等撰。《河渠志》是其中一个专篇，全文6万余字，分6卷，记述洪武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368～1644年）间水利史事，约831事。其中有关北京地区的有运河131事、蓟州河7事、昌平河3事、海运23事、桑干河25事、直省水利358事。是研究、了解14～17世纪治理黄河、京杭运河以及黄、淮、运交叉矛盾的主要文献。此志未单行，随《明史》流传。《明史》以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较流行。
《清史稿·河渠志》 清代水利史稿。《清史稿》1914年开始编修，1927年完稿。1928年排印期间有所改动，署名赵尔巽等。《河渠志》是其中一个专篇，全文6万余字，分为4卷，记述顺治元年至宣统三年（1644～1911年）水利史事，约877件，其中黄河255件、运河124件、淮河61件、永定河64件、海塘59事、直省水利296件。此志除1936年经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抽印，作为《中国水利珍本丛书》之一外，一直随《清史稿》流传。《清史稿》以1977年中华书局校点本较通行。
《顺天府志》 现存最早的北京地方志。清光绪丙戌（1886年）缪荃孙自永乐大典4650卷顺天府7～14抄出。永乐大典内顺天府共20卷，时仅存8卷，后均佚逸。缪抄题为顺天府志，今仍之。虽系残本，却保存了不少难得的珍贵资料，可供研究者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
《永定河志》 作者李逢亨，陕西平利人。嘉庆四年（1799年）由霸州州判升任永定河三角淀通判，清嘉庆六年（1801年）升永定河南岸同知，嘉庆十六年（1811年）由河间府知府升任永定河道。李逢亨在永定河任职20余年，对永定河的防汛、抢险、岁修、工程等项工作颇有经验和心得。《永定河志》是第一部全面记述永定河的专著。全志共32卷，其断限上起三国魏嘉平年间，下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32卷分8门。以“奏议”占全书之半，共16卷；其余16卷中，绘图为1卷，“集考”共3卷，“工程”共5卷，“经费”2卷，“建置”1卷，“职官”2卷，“古迹”1卷，“碑记”1卷。此外附录了李逢亨的“治河摘要”1篇，是他治理永定河20余年的心得体会。
《永定河续志》 朱其诏主编。记事起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迄光绪六年（1880年），共13卷，约20万字。
《通惠河志》 作者吴仲，江苏武进县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以御史巡按直隶，嘉靖年间疏请重浚通惠河，工成遂著此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是一部记载明代中期通惠河改建工程的专志，也是历史上记述通惠河情况的唯一一部专书。通惠河始建于元代，至明代中期改造后，只从东便门至通州行船，该书正是记述这一转折时期的情况，弥足珍贵。1992年，由段天顺、蔡蕃依据民国30年郑振铎所辑《玄览堂丛书》中影印明刻本为底本，另据明代其他文献，进行校勘，加以点校，由中国书店出版发行。
《畿辅水利议》 作者林则徐，1838年前后，林则徐向道光皇帝呈一份关于开发畿辅（包括今北京地区和河北、天津部分地区）水利的建议书。书中认为，在畿辅之地兴修水利，开治水田，就地取粮，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可达到“漕弊不禁自除”之目的，是“上以利国，下以利民”的良策。林则徐认为，兴修畿辅水利，是“洵经国之远图，尤救时之切务”，主张要充分利用畿辅的水利资源，“有一水即当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当享一水之利”。他大力倡导兴修水利，开治水田，重点是要搞好农田渠系建设。他要求先从京师附近开始，把北京郊区开治水田作为“样板”，“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普享乐利，而营田之能事毕矣”。但是，尽管《畿辅水利议》信而有证，言之凿凿，但甫经提出，就已破产了，因为在当时腐败的清王朝是不可能实行的。
《畿辅安澜志》 清代畿辅地区（今京、津、冀地区）所经河流各自成篇的水利著作。王履泰编辑，嘉庆十三年（1808年）成书。除凡例、目录外，按河流编为56卷，其中涉及北京地区的有22卷，即永定河10卷、桑干河2卷、洋河2卷、榆河1卷、白河、北运河4卷、潮河1卷、蓟运河2卷。各河据资料内容设有原委、故道、附载（支流等）、堤防、工汛、桥渡、修治（疏浚等）、经费、水利（灌溉等）等11项。由于各河资料多寡不等，栏目相应增减。这部书至少经过赵一清、载震、王履泰3人的编辑。此书版本有嘉庆十三年武英殿聚珍本，光绪二十七年（1894年）增刻本。
《畿辅河道水利丛书》 清代吴邦庆（1766～1848年）编辑的有关畿辅地区（今京、津、冀地区）河道水利的专业性丛书。道光四年（1824年）成书。丛书包括《直隶河渠志》、《陈学士文钞》、《潞水客谈》、《怡贤亲王疏钞》、《水利营田图说》、《畿辅水利辑览》、《泽农要录》、《畿辅水道管见》、《畿辅水利私议》等9部分，大都辑自《畿辅通志》、《畿辅安澜志》等古籍中。《泽农要录》为吴邦庆撰写的水稻专著，《畿辅水道管见》和《畿辅水利私议》阐述了吴邦庆对治理畿辅地区河道和兴修水利的主张。丛书除道光四年刻本外，较为通行的有1964年农业出版社的点校本，但失误较多。
《漕运全书》 清代水运南粮北上的规章法制专书。雍正十二年（1734年）官修，在原有《漕运议单》基础上，搜罗大小事例，创制条款，整编成书，因篇幅浩繁，未行刊刻，实际流传很少。乾隆三十年（1765年）左右，漕运总督杨锡绂派人将《漕运全书》中例案逐条校核，删繁就简，增补缺略，用3年时间成书20卷，近50万字，名曰《漕运则例纂》，实际是《全书》简编本。书中分17类，113款编排事例，其中有关北京的有：大通河考、白河考、会通河考，河闸禁例、挑浚事例等，此书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由漕运总督衙门刊行。
《漕河图志》 我国最早的一部运河专志。成书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王琼编辑。全书共8卷，保留了早期京杭运河珍贵的历史史料。内容主要有：长江以北运河全图，运河各段的原流，运河沿线及入运各河沿河州县管理机构、工程设施，陂湖和支流等。此外简要记述运河夫役、工料、经费、禁例和官制变更。航运方面记载了漕运粮数、消耗粮数、漕仓设置及漕运方式等情况。其中的文征部分汇集了有关运河工程沿革、管理的奏议、碑记、诗赋。
《帝京景物略》 明刘侗、于奕正著。1963年北京出版社据明崇祯八年（1635年）刻本点校铅印。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1963年本重印。刘侗，字同人，号格庵，湖北麻城人，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于奕正，字司直，宛平（今北京市）人，崇祯初秀才。全书共8卷，列129目，每篇末均附景物诗。各卷依次为：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西城内、西城外、西山上、西山下、畿辅名迹。内容丰富，描绘细腻，资料翔实。作者称“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舂；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问；字一未详，动色争执；历春徂夏，铢铢两两而帙成”。此书是研究明代北京城郊景物、名胜古迹、名人轶事、风习节令等方面的主要资料。
《日下旧闻》 清朱彝尊编撰，朱昆田补遗。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秀水朱氏六峰阁刻本。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博学鸿儒科，以布衣入选，授翰林院检讨，为“海内三布衣”之一。“日下”指京城，此处指北京。全书共42卷，分为13门，即：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垌、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并以“石鼓考”终。所抄群书合计1637种，每条材料均注明出处，体例严谨。
《日下旧闻考》 清于敏中、英廉等总裁，窦光鼐、朱筠等总纂。198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乾隆年间内府刻本点校铅印。“日下”指北京。此书奉敕编撰，刻印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主要是对朱彝尊《日下旧闻》删繁补缺，援古证今，详加考核。全书160卷，分15门，依次为：星土、世纪、形胜、国朝宫室、宫室、京城总记、皇城、城市、官署、国朝苑囿、郊埛、京畿、户版、风俗、物产、边障、存疑、杂缀。其内容、篇幅及资料价值均超过《日下旧闻》。是迄今所见清代所编最为宏富的北京地区文献汇集，对研究北京地方史志有重要史料价值。
《天府广记》 清孙承泽撰著。1962年北京出版社据北京图书馆藏抄本点校铅印。孙承泽（1593—1676），字耳伯，号北海，亦号退谷，顺天府上林采育（今北京市大兴区）人，崇祯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部御史。顺治十年（1653年）以老病告休，潜心著述，此书即退休后写成。“天府”指北京。全书共44卷，用志乘之体，凡有关北京的历史、地理、衙署、宫苑、人物、掌故，以及明代中央各级部署、典章制度等无不备载。其中第36卷，专门记述了北京地区的川渠、漕渠和水利。
《春明梦余录》 记述北京地理、历史沿革、变迁的史籍。清孙承泽撰著。光绪八年（1882年）据孔氏万卷藏版刊刻。“春明”为京都别称，此指北京。全书凡70卷，详细记述了清代以前历代王朝在北京的建置、北京城之地理位置；记述了明代以来城池的演变、京师和顺天府所辖之地和武备，描述了宫殿制度。此外，还记述了皇家园林、京师名胜、古迹、寺庙庵院、碑刻铭记、山川渠壑、岩麓崇岭等。对研究清代以前北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历史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长安客话》 明代专门记载北京的地方文献，作者蒋一葵，江苏武进人，曾任京师西城指挥使。“长安”是封建时代皇都的通称，作者在京城做官时曾经到处走荒台断碑，访问古迹，又在稗官野史中留心搜集有关北京古迹、形胜、奇事的记载和诗篇。编书时通过实地访问和参证文献记录两种方法，范围遍及当时的皇都、郊垌、畿辅和关镇，相当于今北京市郊及邻近的一些县市，可供研究北京地方史和地理沿革做参考。北京出版社1960年出版，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全书8卷，其中有的卷记述了皇城禁苑、山河等。
《宸垣识略》 清吴长元辑撰。1964年北京出版社据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刻本及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等标点铅印。吴长元，字太初，浙江仁和人。乾隆年间客居京师十余载，以著述自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此书据《日下旧闻》及《日下旧闻考》两书增删编辑而成，共16卷，依次记述天文、形胜、水利、建制、大内、皇城、内城、外城、苑囿、郊埛、识余。采掇大纲，事详语略。书首有《城池全图》、《大内图》、《皇城图》、《内城图》等19幅。
《潞水客谈》 明代论述北方水利的著作，又名《西北水利议》。作者徐贞明（？—1590），字孺东，江西省贵溪县人。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进京任工科给事期间，给朝廷上水利、军班二议，提出兴修北方水利和改变征兵办法的建议。《潞水客谈》以舟上与客人一问一答的谈话形式，更为详尽地阐述他在水利议中表述的兴修水利、发展北方特别是京畿和京东地区农业生产，改变南粮北调的思想。全书分4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感叹自己《水利议》的不幸遭遇；第二部分提出14条理由阐明兴修水利势在必行。第三部分具体阐述京东“兴水利尤易易也”。第四部分是在北方和京东兴修水利所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
《行水金鉴》 记述水道兴废、洪旱灾情、水政河工、治水理水等的资料性工具书。全书分正编《行水金鉴》、续编《续行水金鉴》、再续编《再续行水金鉴》3部，纪事时间跨度约4000余年。《行水金鉴》纪事上起《禹贡》，下至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包括河、淮、汉、江、济、运6条河流，由清人傅泽洪主编，郑元庆编辑，成书于雍正三年（1725年）。《续行水金鉴》上接正编，下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包括河、淮、运、永定、江5水，由清人黎世序总裁、愈正燮等修编。《再续行水金鉴》上接续编，下迄宣统（1911年），包括河、淮、运、永定、江5水，由郑肇经主持，武同举、赵世承编，始编于民国25年（1936年），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工作停顿。全书以时间为经，按年月日次序编排为编年体；以江河为纬，凡水利大事无不备载，但重河防之修守管理而疏略农田水利不纪，前后详略不一。《行水金鉴》约130万字，体例仿自编年史，稍近于水利史而实为志，剪裁编辑之工较多。《续行水金鉴》约220万字，更近于志，为江河志之一体，多取当时官署的案牍加以整编。《再续行水金鉴》约700万字，纯属于志。《行水金鉴》与《续行水金鉴》合为一书，早已刊印。1942年由《再续行水金鉴》其初稿中抽印“江水”、“淮水”、“河水”3部分。1946年南京水利实验处征集全稿，开始增删补正，后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大力汇总，至1953年《再续行水金鉴》成稿。由于经费不足，一直未能付印。其中《再续行水金鉴·永定河编》于1991年由中国书店出版。
《再续行水金鉴·永定河编》 《再续行水金鉴》书稿中永定河编的独立成书。该书纪事上起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下迄清宣统三年（1911年），共92年，逐年记载永定河之事，书后另附4个附编，全书约36万字。由朱更翎主持，程鹏举负责整编，书前由姚汉源作序，后有朱更翎书跋。在编排形式上与《再续行水金鉴》原稿有所不同，如改直排为横排、按通行的划分段落方式进行分段及改用新式标点符号和简体字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北京市水利局资助下，于1991年由中国书店出版。
《晴雨录》 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系统降水记录。它记载了自清雍正二年（1724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京地区的降水情况，从头至尾共180年，但中间缺漏6年，实为174年。《晴雨录》以传统的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12个时辰的计时法为计时标准，按时记载降雨情况，周而复始，昼夜不断，能给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降水情况系列，为认识这180年北京地区的降水规律提供了实测根据。但受其限制，对其进行定量的分析有一定困难。
《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 《二十五史》中有关水利内容汇集与注释的书。作者周魁一、郑连第、郭涛、蔡蕃、谭徐明、蒋超等，1990年由中国书店出版。在《史记》、《汉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都有水利专篇，在《新唐书·地理志》中也按地域记录了唐代主要水利工程。这些内容基本概括了我国长达2000年的水利建设的重要史实。它对于历史、地理、农业、经济、水利研究工作者都是必读的基础资料，有着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编者将《二十五史》中有关水利的8篇专志汇集在一起，对文献中的水利技术内容、专用名词、专业管理机构等做了简要的注释，并提供了必要的参考文献。
《永定河治本计划》 民国期间制定的治理永定河的计划。民国18年（1929年）永定河发生大洪水，“金门闸上游堤防决口七十余丈，被淹者十余村，其后陆续扩大至一百八十丈”。此次洪水主要来自官厅山峡，“其最大洪水流量数倍于官厅以上”，与民国13年（1924年）大部来自官厅以上情况完全不同。根据此新情况，在修正原顺直河道治理计划的基础上，重新制定治理永定河的计划。民国13年（1924年）拟定出《永定河治本计划大纲》，其内容包括建筑官厅水库、建筑太子墓水库、约束河身、开挖引道、修培堤防等。民国22年（1933年）正式出版了《永定河治本计划》，全书共分卷一、卷二、附图卷一、附图卷二共4本。但因种种原因该计划未能实施。
《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 该书系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研究专业研究生蔡蕃的毕业论文。作者在大量历史文献与现代文献资料基础上，经过野外实地踏勘，从水利科技角度出发，对历史上北京的漕运和城市供水排水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澄清了一些历史疑难问题，为合理开发利用北京地区水资源，提供了历史借鉴。全书共5章：第一章北京地区水资源概况；第二章北京水资源历代开发和漕运概述；第三章通惠河工程；第四章通惠河的管理；第五章历代城市供水与排水。并附录了北京水利大事年表。1987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水利史专家姚汉源为其作序。
《北京志·水利志》 记述北京地区水利历史沿革的资料性工具书。编写工作始于1995年，由高振奎、六振达任名誉主编，李永善、刘炳树任主编，刘延恺、王祝三任副主编。该志是在1980年开始撰写的《北京水利志稿》的基础上编写的，上限起自东周、秦汉，下限记录到1995年，全书共分8篇30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水事活动内容。将1996～1999年北京水利要事记略、历史上北京地区水灾旱灾简述年表均列入附录。前后参加编撰的人员达300人。该书于2000年1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志·供水志供热志燃气志》 记述北京地区供水、供热、燃气历史沿革的资料性工具书。其中供水志的编修工作开始于1991年6月，市地方志编委会最初将其列为《城市基础设施志》中的一篇，1993年调整为供水志。由曾享麟任主编，赵斌须任常务副主编，周景印任执行主编。全书共8章。书后增补了1991～1995年北京市供水发展概要。该书于2003年1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志·道桥志排水志》 记述北京地区道桥、排水历史沿革的资料性工具书。其中排水志的编修工作开始于1991年10月，由北京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史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写。记述范围是北京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8个行政区域内，市管、区管的雨水、污水管道、泵站、污水处理厂，以及此范围外由市管的雨水、污水管道、泵站、污水处理厂。记述下限至1990年，志后附有1991～1995年的部分补充资料。排水志计3篇10章31节及附录。该书于2002年2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志·园林绿化志》 记述北京地区园林、绿化历史沿革的资料性工具书。根据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的统一部署，北京市园林局从1984年开始修志的基础工作，1991年正式开展编撰工作，先后经历4届编委会，主编徐德权，执行主编李临淮。专业编志人员最多时达200余人。全书分6篇18章。书后附记为1991～199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发展概要。该书于2000年9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水旱灾害》 《中国水旱灾害》系列专著之一。本书以灾害为主题，广泛搜集大量史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有关资料，科学、全面地分析了北京地区水旱灾害的成因、特点、发生规律及发展趋势，为有关部门的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提供了真实、系统、科学、实用的资料。并在认真总结防灾、减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21世纪北京城市发展的要求，提出了防治水旱灾害的对策和措施。该书由北京市水利局编著，主编钱登高，于1999年10月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水惠京华》 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集中多位水利专家编写的一部水利专著，北京市水利局局长颜昌远主编。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以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史实为主线，反映50年来北京水利建设在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下篇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对21世纪北京水利进行展望。该书于1999年9月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北京的水利》 一部全面介绍北京市水利事业发展概况的水利科普读物，颜昌远主编。书中通过大量史料、数字和实例反映历史上北京水利的发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水利建设的成就，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首都北京的防洪、抗旱、节水、污水处理和水源保护技术的发展及水利规划设想，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资料性和可读性。该书于1997年3月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燕京八景 北京地区的8处景观。金、元、明、清各代八景的称谓和内容略有不同。金代称燕京八景；元代称燕山八景；明代称燕台八景、京师八景、北京八景；清代称燕京八景，亦有称京畿八景、宛平八景的。
金代燕京八景 燕京八景之名始见于金《明昌遗事》。金代的“燕京八景”是：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道陵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元代燕山八景 元代《折桂令·燕山八景》中，将“道陵夕照”改为“金台夕照”，“西山积雪”改为“西山晴雪”。《元一统志》中将“太液秋风”改为“太液秋波”，“西山积雪”改为“西山霁雪”。于是，元代的燕山八景是：太液秋波、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飞雨、西山霁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明代燕台八景 太液睛波、琼岛春云、道陵夕照、蓟门烟树、西山霁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清代燕京八景 清代康熙年间：太液睛波、琼岛春云、道陵夕照、蓟门烟树、西山霁雪、玉泉流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清代乾隆十六年：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玉泉垂虹 燕京八景之一。后曾名“玉泉飞虹”、“玉泉流虹”。玉泉山有3个石洞，一在山西南，下有泉，深浅莫测；一在山南，泉水流出，“鸣若杂珮，色如素”；一在山根，有泉涌出，其味甘洌，门刻玉泉二字。因其山泉逶迤曲折，宛然其流若虹，故名“玉泉垂虹”。清乾隆帝改名“玉泉趵突”，他认为“泉喷跃而出，雪涌涛翻，济南趵突也不过是也，向题八景者，目以垂虹，失其实矣”。因此予以更名。
玉泉飞虹 参见玉泉垂虹。
玉泉流虹 参见玉泉垂虹。
玉泉趵突 参见玉泉垂虹。
琼岛春阴 燕京八景之一。金、元代称琼岛春阴，明代称琼岛春云，清乾隆年间又改为琼岛春阴。北海白塔山上立有该景石碑。《燕京八景图》云：“山上常有云气浮空，氤氲五彩，郁郁纷纷，变化翕忽，莫测其妙，故曰琼岛春云。”
太液秋风 燕京八景之一。金代称太液秋风，元代称太液秋波，明代称太液晴波，清乾隆年间在中海。水云榭建“太液秋风”青白石插屏一座。《燕京八景图》云：“天气晴朗，日月滉漾，而波澜涟漪清澈可爱，故曰太液晴波。”
西山积雪 燕京八景之一。泛指西山一带雪景，元代称西山积雪、西山霁雪，清代称西山晴雪。乾隆时于香山立碑：“香山每当冬雪初霁，香炉诸峰，连云接日，千岩万壑披上银装，京郊平原遍地玉屑。”
西山晴雪 见西山积雪。
西山霁雪 见西山积雪。
卢沟晓月 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拂晓的晨景，斜月低垂，晨霭苍茫；西山诸峰，笼罩轻烟；古桑干河，晓雾蒙蒙。如同一幅月色迷离的画境。乾隆题写“卢沟晓月”碑立于卢沟桥头。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后，永定河下游河道断流，景观不存。2000年在卢沟桥建橡胶坝一座，形成水面，再现卢沟晓月景观。
卢沟即永定河，古来交通要津。金世宗1189年下令建桥，1192年（明昌三年）落成，命名广利桥。桥如长虹，11个拱券门，4个华表，望柱上雕有大小石狮485个。桥长266m，宽9m。古时交通不太方便，京城距此约是半天的路程。送别京门，打尖住宿，来日早行。鸡鸣上路，尚见明月当空，大地似银，“卢沟桥上月如霜”。于是“晓月”的意境名传遐迩。
长河观柳 长河是从颐和园昆明湖至什刹海的一段河道，曾是古高梁河故道。河道两岸广植柳树，间种桃树，柳丝倒垂河面，形成优美的河道景观。自金代开始，历代皇帝、后妃沿长河乘船到玉泉山、颐和园一带游幸；京城百姓春季到此踏青观柳。“天坛看松”与“长河观柳”成为京城南北的两大自然景观。1998年京城水系治理中保护了“长河观柳”景观。
颐和慧海 颐和园全园面积290.13hm2，其中水面213.30hm2，湖光山色，浑然一体，命名为颐和慧海。1986年北京风景名胜评选活动中评出十六景点之一。
十渡浮峦 在房山区拒马河畔，重山峻岭，河流曲折傍山流淌。沿河有10个渡口供行人往来，沿山傍河而行，见水中山峦倒映，胜似桂林山水。命名为十渡浮峦。1986年北京风景名胜评选活动中评出十六景点之一。
高梁河之战 辽国与宋朝在高梁河附近进行的一场战役。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保宁十一年（公元979年），辽国与宋朝在幽州西北高梁河一带进行了一场决定宋、辽南北分立的重要战役，双方兵力均在10万人以上。史称“高梁河之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辽史·景宗记》均有记载。宋先败辽军，辽军退清河以北；后辽军三路南攻宋军，会战于高梁河，宋军大败而逃。据考证，高梁河大战的主战场当在今德胜门至索家坟一带。
高亮赶水 民间传说故事。相传明代刘伯温奉命修建北京城时，挖了龙脉，龙公作怪要把北京城的水收回。龙公一家扮作小贩混进城里，令龙子把甜水吸干，龙女把苦水吸干，分别装入水篓放在车上，拉着出了西直门。刘伯温知道后非常着急，命青年将领高亮前去追赶。高亮手持扎枪，出西直门直追到玉泉山下才赶上，匆忙中高亮一枪刺中了苦水篓，苦水哗哗流淌下来，而甜水篓却已钻进了玉泉山。当高亮沿原路回城时，被龙公发来的大水吞没。从此，北京城里的地下水都是苦水，只玉泉山才有甜水。人们为纪念高亮赶水，在高亮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桥，称高亮桥，桥下的河叫高亮河。
永定河神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皇帝玄烨敕建石景山下游卢沟桥畔的惠济祠，封永定河神为“安流广惠永定河神”，以求治理后的永定河得以平安。该祠已荒废，现石景山区三家店龙王庙内仍存有永定河神像。
龙王庙 老百姓企盼消除旱灾，焚香朝拜“龙王”祈雨的处所。北京的河流两岸曾建有许多龙王庙，仅北京境内永定河沿河两岸就有几十座。有些龙王庙曾作为当地群众“水利会”组织的办公地点，如石景山区三家店龙王庙曾存有民国初年“水利会”的水费账本。现保存完好并列入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海淀区温泉镇画眉山龙王庙、颐和园南湖岛龙王庙、密云县太师屯白龙潭龙王庙、房山区大石河黑龙潭龙王庙和西山八大处龙王庙等。
河灯 宋、元、明、清时期，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有燃放河灯（也称荷灯）的习俗。人们把扎制成荷花、鲤鱼、龙、宫灯等各种形状的灯，点燃后放入河中随水漂流。燃放河灯源于南北朝时期以来僧寺、道观举行的“盂兰盆会”、“中元斋醮”等宗教活动，后来成为民间扫墓、祭祖的一项内容。北京地区民间过节放荷灯颇为习尚。《帝京景物略》记载：“七月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
冰灯 加工冰块做成装饰的灯。古代北京城在元宵夜有制作、点燃、悬挂冰灯的习俗。明清时期一些诗人还写了不少诗歌咏诵冰灯。明朝诗人周大枢咏道：“五枝丛里总称妍，径尺能消几夜阑。对日冰晶谁取火？生花银烛自禁寒。共燃始觉琉璃避，但挂还将雨雹看。无奈阳和消作泪，向人筵上解悲欢。”1987年延庆县古城水库首次从哈尔滨市将冰灯艺术引进北京，举办“龙庆峡冰灯艺术节”，此后每年举办一次，成为冬季深受群众喜爱的旅游项目。
冰床 亦称冰车，是旧时北京人冬季冰上娱乐、交通运输的一种工具。一般木质床（车）
架，下用铁条辅底，以便滑行，靠人拖或牲畜拉动。据明代刘若愚《酌中志》载：“冬至冰冻，可拉拖床，一人在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燕京岁时记》载，冰床“长五尺，宽及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人。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壶中，亦快事也”。民国时期，护城河上有拉冰床为业者，内城宣武门到崇文门一段，生意红火。人们到大栅栏购物，多乘坐这种方便实惠又快捷有趣的冰床往来。
洗象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一项水中活动。当年在宣武门西城墙北有专供皇家玩赏的大象房，每年农历六月初九日是洗象日，这一天，官校用旗鼓迎象，驯象师们赶着成群的大象，来到宣武门外的护城河里洗濯，大象在水中玩耍，岸边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至今宣武门大街西还保留有象来街的名称。《北京文史资料》记载，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北京内城专门设立内外象房和演象所，“阴历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濠内洗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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