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综合治理政策比较与协同机制研究成果分析

依据Dricoll-Kraay标准差固定效应模型，本书对各项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来检测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对“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的影响，具体的分析结果如表4-10所示。

表4-10　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

续表

注释:*p＜0.1、**p＜0.05、***p＜0.01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单侧检验)。本书的因变量为“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环境年鉴》　(2008—2016年)、　《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6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部门官方网站由笔者自制。

由于本节研究涉及的研究时间较长，横截面数量和各种变量较多，为了确保研究整体的有效性，故在考虑统计显著性水平时，仅考虑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的情况，不再如4.2中考虑显著性水平为0.1%的情况。

本模型R-squared拟合的拟合优度接近40%的水平，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通过单侧检验，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模型整体在1%的置信水平下高度显著，研究是有效的。本节研究中涉及的大部分重要变量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是研究结果也显示，一部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在本模型中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的，后文会对此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下分析内容将提供具体的研究结果解释。

4.3.4.1　具体的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与政策修订和升级

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一个省份是否制定和颁布具体的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虽然会对“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产生些许影响，但是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一个省份是否根据国务院在2003年修订的《排污费征收管理办法》修订和升级本省份的排污费征收政策则会对“工业三废”的排放达标率造成重要影响，两者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现高度正相关。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在2007年至2015年，如果一个省份根据国务院的倡议修订和升级自己的排污费征收政策，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该省份的“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平均增幅达3.8%。

是否制定和颁布具体的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未表现统计显著性而修订和升级排污费征收政策体现高度显著性可以由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自身的发展特点来解释。如前文所述，排污费征收政策已经在诸多省份实施多年，利用经济手段来治理环境问题的政策缺陷和漏洞已被寻租官员和涉污企业较好地掌握。因此，是否拥有具体的排污费征收政策对于“工业三废”排放的达标率已经难以造成直接的影响(崔亚飞，刘小川，2010)。但是，国务院的修订倡议指出了原有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中的不足和漏洞，提升了其政策效果(冯涛，陈华，2009)。如果省级行政单位响应国务院的号召根据自身的情况查漏补缺，修订和升级排污费征收政策，就可以使得该政策更加具体和完善，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总体而言，作为最重要的经济类环境综合治理政策，早先的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存在较多政策漏洞，已经难以实现环境监督和治理的作用。但是在国务院的倡议和指导下，各省级行政单位修订和升级本省份的排污费征收政策还是能够带来积极效果的。修订和升级省级排污费征收政策能够加大排污费征收的力度，有效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控制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提升省级环境绩效。(www.xing528.com)

4.3.4.2　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数量

从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数量与“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在10%的置信水平上呈现正相关，但是两者的相关系数(0.000133)显示两者的关联较弱，结合相关文献和笔者进行的访谈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较好的回答。国家重点监控的污染企业是污染物排放的重点企业，也制造了大量的污染物，虽然国家和省级行政单位对这些企业的监控确实起到了控制污染物排放和保护环境的效果，但是一个省份整体的“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和省级环境绩效依然会受到其他未被监控的污染企业的影响，特别是中小违排企业的影响(石昶，陈荣，2012)。这些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会弱化国家和省份对于重点污染企业监控取得的积极的效果，使得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数量与“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之间的关系较弱。因此，虽然国家和省份对于重点污染企业的监控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也需要对未纳入监控体系的中小企业进行更多的监控，加大管理力度，利用排污费征收政策来控制这些企业的排污行为，使污染物排放达标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4.3.4.3　环境支出占比和财政分权程度

环境支出占比和财政分权程度两项指标反映的都是一个省份对于环境问题的投入意愿与重视程度。从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环境支出占比与“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在5%的置信水平上呈现正相关，且环境支出占比每增加1%，则“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会提升0.3201%。这说明省级政府对于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投入能够显著提升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和省级环境绩效。省级政府在环境支出上投入得越多，则污染物排放达标率越高，省级环境绩效越好。

但是另一项指标财政分权程度则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究其原因，是因为虽然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意味着省级和地市级行政单位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制定相关政策并征收排污费，但是财政分权程度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财政分权程度与“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的直接联系还是过弱，故未能在分析中体现统计显著性(王志刚，龚六堂，2009)。但是通过与地方环保部门官员的访谈可以发现，财政分权程度对于排污费征收和污染物排放达标率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省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需要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来有效应对排污费征收问题，不能因为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直接忽略。

4.3.4.4　群众来信来访批次

群众对环保部门的来信来访批次这一变量表现的是群众对于环境问题的诉求和对污染物排放的抵制态度。但是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群众来信来访批次对于“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的影响十分微弱(0.000115)且不存在统计显著性，这与预计假设不符。究其原因，虽然群众对环境质量有较高的诉求，也在不断抵制企业的排污行为，但是由于群众在排污费征收的利益博弈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其意愿无法被转化成为实际的效果(王华，郭红燕，2015)。在排污费征收的博弈中，政府和企业作为强势方，主导了排污费征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虽然群众拥有直接的利益，但是不具有任何话语权，也缺乏制约政府和企业的有效手段，无法采用强力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只能被迫接受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妥协结果(石昶，陈荣，2012)。所以，群众在环保部门的来信来访批次并未对“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4.3.4.5　控制变量

本节研究的四个控制变量中，年末人口数量与人均GDP两个变量在模型中并未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关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分析已在4.2中论述，此处不再进行分析。但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第二产业GDP占省份总GDP比重与“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在10%的置信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长1个单位，则“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会提升1.8967个单位；当第二产业GDP占省份总GDP比重每增加1%时，“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会下降0.41914%。

通过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于污染物排放的达标率会产生显著的积极的效果。受教育年限越长，群众特别是企业主拥有的环保知识就越多，环保意识就会越强，就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污染物排放问题，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污染物排放达标率(Hanifzadeh et al，2017)。

而第二产业GDP占省份总GDP比重的分析结果也与预计基本一致，即工业越发达的省份(第二产业GDP占比越高)“工业三废”排放综合达标率越低，省级环境绩效越差。这也印证了当前我国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描述的经济发展前期，经济发展与环境绩效成反比(Ezeah and Roberts，2012)。虽然我国在努力摆脱边发展边污染的困境，但是会排放污染物的工业行业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政府和社会都难以真正舍弃这些行业(钟茂初，张学刚，2010)。唯有当我国真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全面实现了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第二产业GDP才能够有效推动省级环境绩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