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古籍整理的重要性及问题解析

①本文是笔者2010年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会上发言的一部分，应小组办公室之约整理，发表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N.479（2011.1）。

一

我们的先民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等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尽人皆知；中国传统数学从公元前2、3世纪到14世纪初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公元3世纪刘徽提出的刘徽原理实际上深入到了希尔伯特1900年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的第三个问题，宋元时期更取得了近代数学大师在17、18世纪，甚至19世纪才取得的若干成就；古代的天文学、农学、中医药学也相当发达。14、15世纪之后，中国的许多学科逐渐落到了阿拉伯和欧洲的后面，而有的技术学科在世界上则一直领先到16、17世纪。一个地区的科学技术连续发达近2000年而不中断，这在古代各文化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作为科学技术成就的载体——中国科学技术典籍之丰富，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少见的。

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然而，由于历代统治者一直重文轻理，许多科技典籍几乎成为绝学，不像大多数文史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那样历代都有注疏，导致许多科技典籍中的错讹长期得不到勘正，大多数典籍没有系统整理。因此，整理科技古籍的任务比文史典籍更显得繁重、紧迫。清乾嘉以来，许多学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为我们今天的科技古籍的整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初，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除中医药学等少数学科继续发展外，数学、天文等大部分学科先后中断。此后，科技典籍的整理不仅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面，是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20世纪1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许多科学家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以现代历史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遗产，成绩斐然。20世纪有建树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如李俨、钱宝琮、刘仙洲、石声汉等无一不同时从事科学技术典籍的整理。成绩较为突出的是中医药、农学、数学与某些技术史学科典籍的整理。

二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国家和学术界对科学技术典籍的整理越来越重视，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科技古籍的影印本、校点本、校注本、今译本或者外文译本。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92年开始与河南教育出版社（后改名为大象出版社）合作，花几年的时间编纂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1]，分数学、天文、生物、物理、化学、地学、农学、医学、技术、综合等十卷，影印了540多部清末以前最重要的科技著作，大多数典籍的版本十分精善，其提要也体现了各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极大，至今是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专家与学子们的必读物。

然而，总的说来，30年来出版的科技典籍的数量比较少。科技典籍的整理状况还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科研体制上的不合理，也有认识上的偏颇。

首先，已经出版的科技典籍大多是某些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和对此感兴趣的少数出版社合作努力的成果，具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缺乏国家的统一规划。而对多数出版社而言，其负责人若是文科出身，对古代科技著作不太了解，若是理科出身，对历史上的著作不感兴趣，古代科技典籍很难列入其出版规划。

其次，有的科研机构对科技典籍的整理不够重视。比如成果分类中将古籍整理的论著在学术论著之外另列一类，言外之意，古籍整理不算学术研究，或者比学术研究低一等。实际上，科技古籍的版本研究与校勘是一项十分艰苦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凡是做过古籍校勘的人都知道，为了校勘一个字、一句话，不仅要懂得古籍校勘的基本规范、古字词的知识，还要有科学技术史的深厚功底，常常要花费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有的校勘一时解决不了，只好放下，有时要延宕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解决。

又比如，有的图书分类将科技古籍的译注著作列入科普类。实际上，这类著作的读者对象既有学者和各行各业的专业工作者，也有读古文比较困难的爱好者。对后者，科技古籍的译注确实有科普的性质。但是，对著译者而言这决不是科普活动，而是比写学术论文更艰难的学术研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撰写学术论文时对文献中自己不懂的段落，可以跳过去不引，即使是引用了某段古文献，也不见得非要把每个字每句话都要弄懂，只要明白这段文字的基本思想就够了。但是，进行古籍的今译则不然，必须将每句话，甚至每个字的意义都要弄清楚，不仅要做到“意会”，而且必须能“言传”，否则便无法下笔。而要做到能“言传”，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反复磋切。尤其是许多数学和科技著作的用字、术语在现有各种辞典中根本查不到确切、合适的词义，更需要在弄清其数学或科技涵义的基础上花气力找出恰当的释义，其艰难可想而知。在2005年7月中国科学院和法国驻华大使馆联合召开的中法对照本《九章算术》（LES NEUF CHAPITRES：Le Classique mathématique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ses commentaires）[2]发布会上，我说：“早知这么难，我就不干了！”引起哄堂大笑，这却是笔者20多年艰苦备尝之后的肺腑之言。

由于这些原因，目前对科技典籍整理的评价机制不尽合理。不仅有关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如此，即使是相当的负责机构、职能部门，也是如此。“文革”后公布的第一个稿酬标准，古籍整理的作品的稿酬只有学术论著的五分之二，其对两者评价的偏颇可想而知。

第三，科研管理方式不利于古籍整理事业的开展。目前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通用的方法是头一年末要制定第二年的科研计划，做什么课题，写出或发表几篇论文，年终要按计划检查。离开了计划写别的即使有建树的论文，考核中也不被承认。这种管理方式显然不利于古籍的整理。我们知道，要认真校勘一部古籍，没有几年的工夫，是不行的。我20世纪80年代在校勘《九章筭术》时是自由选题，研究所认可。那时没有一年完成几篇论文的要求，所以笔者有条件能够花几年的时间校雠了近20个《九章筭术》的不同版本，恢复被戴震等人改错的南宋本、《永乐大典》本的不误原文450余条，重新校勘了原文确有讹误而戴震等人的改动亦不当者100余条，新校原文有误而被前人漏校者近100条。[3]写到这里，笔者很庆幸是在80年代校勘《九章筭术》的，那时尽管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在科研机构，却基本上是自由研究。要是现在，尽管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科研机构却基本上是计划研究，要花几年的时间校勘《九章筭术》，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开始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九章筭术》的版本会那么混乱，前人的版本研究会有那么多问题，更想不到戴震等人会有那么多错校。

第四，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利于科技古籍的整理。众所周知，整理科学技术史典籍需要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来做，而他们大多是理工科出身，文史知识先天不足，要达到能够校勘科技古籍的程度，需要补文史尤其是古籍整理的课，何况整理一部古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急功近利是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的。有不少科技著作的校注、今译、英译粗制滥造，除了作者水平不够，态度不端正外，急功近利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有的作者以己意对古文随意删节，或者曲解、曲译古文，有的出版社不负责任，校对不精，贻害读者。这个问题即使是研究基础相当好的学科，比如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的校注、今译、英译中也相当严重。笔者将另文讨论这个问题。

第五，科技古籍整理的经费捉襟见肘。由于科技古籍大多藏于国家图书馆等中心图书馆，使用这些古籍的费用相当高。而科学技术史是一个文理交叉学科，其古籍当然也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都不会支持这类项目。各科研机构或高等学校的理工科院系一般也不会为此投入很多财力。这种情况决定了科技古籍研究的经费来源的相当困难。

因此，目前从事科技古籍整理的多是已经退休的不再为提职称、为年终考核劳神的老科学技术史工作者，他们一般是不计名利，全凭兴趣或一个科学技术史工作者的责任心在工作。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从事科技古籍整理不能说没有，但确实是凤毛麟角。他们大多是在某些出版社的支持下才能工作。

因此，目前提出的科技古籍整理项目比较少。比如各出版社提出的2011—2020的古籍整理规划的项目中，科技古籍的整理不足二十分之一，而且有分量的课题不多，且不说其中还包括从事文科研究的学者整理与科技有关的著作中的诗词的项目，有的与其说是科技古籍项目，莫若说是文科项目。显然，这与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崇高地位，与科技古籍在我国整个古籍中所占的分量是极不相称的。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三

笔者建议，古籍整理小组对科技古籍的整理在规划、资助等方面应该有所倾斜，并且或者直接或者协同感兴趣的一些出版社，有计划地提出关于科技典籍整理的影印、简牍释读、校点、校注、今译、汉英（或其他外文）对照等某些重大课题，在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中招标，吸引学养深厚、学风严谨的学者完成这些课题。

我认为，当前有以下几项不同层次的工作应该重视。

1.科技简牍的整理出版

随着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开展，田野考古取得前所未有的发现。尤其可喜的是，在山东的银雀山，湖南的马王堆，湖北的睡虎地、张家山等地出土了若干战国、秦、汉时期的医书、历书、算书等科学技术的简牍。这些简牍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某些空白，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不可多得的资料，也使西方一部分科学史家否认《周髀筭经》《九章筭术》等著作编定于汉代的谬论，不攻自破，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文物工作者为整理、释读、注释这些简牍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有些已经出版，有些还没有出版。由于整理者大多不是科学技术史工作者，错释、错校在所难免。因此，释读、注释、校勘并出版不久前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是科技古籍整理的紧迫任务。

2.科技典籍的影印(www.xing528.com)

但是，战国、秦汉简牍的数量毕竟比较少，而传本科技古籍浩如烟海。这是科学技术史研究最广泛的原始文献。而远离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研究者要读这些古籍必须花费相当多的财力和时间。影印其善本或尽可能好的版本，将为科学技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文献。20世纪90年代影印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尽管影响很大，但一方面这只是浩瀚的古代科技典籍中的一少部分，尤其是明末至清末的典籍影印只是当时产生的典籍的极少一部分；另一方面，有的版本选取并不合适，其中某些著作的提要也有不恰当之处。因此，有计划地影印尚未影印或虽已影印但版本选取不当的科技古籍，仍然是科技古籍整理的基础工作。当然，影印之前要先进行缜密的版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选取最可靠的影印底本。

3.科技典籍的校点

传本科技古籍与其他古籍一样，没有标点，古籍流传中自会出现若干错讹，比如戴震看到的《九章筭术》刘徽注有的连续百余字讹舛而不可句读。清乾嘉以来，对科技典籍的校勘取得极大成绩。但是，或因句读有误，或因不懂得某些字词的古音古义，或因不理解其中的科学内容，或因对古籍的篇章结构认识偏颇，或因不懂科学发展的历程，或因对古代的用字惯例、语法现象不理解等原因，错校甚至改掉不误原文的情况也相当严重。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标点校勘了某些数学、天文学、农学、医学等典籍，但数量不多。以数学典籍为例，截至到目前为止，只是校点出版了汉唐《算经十书》，元《测圆海镜》《四元玉鉴》等，明《筭学宝鉴》《筭法统宗》等及个别清朝著作，对南宋和元、明其他著作，及大量的清朝重要数学著作则没有校点（清朝数学著作太多，有些价值不大，当然没有必要校点）。同时，也应指出，有的典籍的校勘从底本的选取到校勘都有可指责之处。还应指出，对古籍的校勘，是力求存真复原，因而是一个不断深化、推进的过程。因此，古籍的每一次出版，即使是严谨的校勘，也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此可见，请学养深厚的学者校点出版清末以前重要的科技典籍仍然是科技古籍整理的首要任务。

4.科技典籍的注释

由于古今汉语的变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由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除少数学科之外中断已达百年以上，这就使许多古代的科学技术术语无法与现代科学技术一一对应，有的甚至根本就无法对应。而今之读书人，接受的基本上是西学教育，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典籍不仅对一般读书人如读天书，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同的学科中人亦难以互相理解。因此，以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术语、公式、符号准确地注释古代科学技术典籍，不仅对广大读者，对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入门者是必要的，即使对许多专业工作者也是必要的。这应该是科技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5.科技典籍的今译

对科技古籍整理的现代汉语翻译，即今译，一直有争论。笔者也深深感到，将古汉语译为现代汉语，无论怎么雕琢，意思没有变，但韵味失去了。但这毕竟是社会的需要，而且对科技典籍来说，人们更关注其中的科学内容，而不像文学作品那样更注重其韵味，我们还是应该做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九章筭术译注》[4]，印了2 300册，3个月即脱销，只好在2010年4月便第2次印刷^[1]，可见科技古籍的今译还是很受社会欢迎的。古籍今译当然要遵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不过，科技的今译有自己的特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上一个概念、一种思想从萌芽、发展到完备，往往要经历十分曲折的历程。现在在课堂上几分钟就可以讲明白的概念，在历史上有时要经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演进。我认为，不能以某一概念成熟时的形态翻译其萌芽状态。因此，在科技典籍的今译中应该以信、达为主而力争雅。

6.科技典籍的外文翻译

科技古籍的外文翻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中国科技古籍的外文译本，但是一来数量非常少，二来大都是外国的汉学家做的，鲜有中国人参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兴趣越来越大，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看法逐步消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走向客观、公正，来华学习、交流的学生、学者络绎不绝。一些不能阅读汉语的人也迫切需要读到中国科技古籍的外文译本。中法对照本《九章算术》[5]2004年10月在巴黎出版，定价150欧元（当时折合人民币2 000多元），谁知3个月即脱销，2005年8月便重印。近年法文在学术界已失去当年的风光，尚且如此，可见国外学者对中国科技古籍译本需要之夥。近几十年外文翻译的重要方式是中外科学史家合作进行。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主动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在中法科技合作协议内合作翻译《九章筭术》。国际数学史学会前主席、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终身教授Joseph Dauben（道本周）在80年代后期联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新加坡大学的5位学者，向美国人文基金会申请了一个将中国汉唐的《算经十书》译成英文的课题。道本周、徐义保与笔者合作的汉英对照《九章筭术》（纳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大中华文库》）明年可望出版^[2]。

以上各项工作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应该有重点地支持某些科技典籍整理或可以将科技典籍整理纳入其中的项目。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提出的《中国科学技术经典校注集成》，计划分门别类校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拟组织国内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术有专攻的学者从事这一课题。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本是20世纪80年代的课题，后因故夭折，近年在山东有关方面支持下重新上马，已出版几部，反映良好。该社计划出版近20部，显然太少。例如数学典籍才做了一部，有必要做的起码还有《海岛筭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益古演段》《详解九章筭法》《筭学启蒙》《四元玉鉴》等，此外《数术记遗》《孙子筭经》《张丘建筭经》《缉古筭经》等也值得做。这是含有版本研究、校勘、注释、今译四种内容的综合性科技古籍整理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大中华文库》将一些中国古代名著译成英文，资助一些出版社出版汉英对照本。本来是针对文史经典的，后来增加了2部数学著作《九章筭术》与《四元玉鉴》。后者已于2006年出版^[3]。建议将这一课题增加古代科技名著的分量，比如每一学科可以列入2～5部。现在的年轻人英语都比老一代好，海外交流广泛，有条件将这一工作做得更好。建议积极支持以上3个课题，将其扩大，组织全国的优秀专家加盟，使之长期做下去。

科技古籍的整理正可谓任重而道远。走远路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不怕慢，就怕站。如果每年能就各科科技古籍的校点、译注、今译、英译等方面做一二部，改变过去那种打打停停的被动状况，坚持10年、20年，被整理的科技古籍就会相当可观，从而彻底改变科技古籍的整理不尽如人意的局面，并且将中国科学技术史各个学科的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任继愈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10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1997.

[2][法]K.Chemla（林力娜）et[中]Guo Shuchun（郭书春）：LES NEUF CHAPITRES：Le Classique mathématique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ses commentaires（中法对照本《九章算術》），DUNOD Editeur（巴黎）.2004.10，2005.8.

[3]郭书春.汇校《九章筭术》增补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台北：九章出版社，2004.*郭书春汇校.九章筭术新校.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4.

[4]郭书春.九章筭术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010，2013，2014，2015，2017.

【注释】

[1]*截止到2017年2月，已第6次印刷。笔者即将对其修订。

[2]*汉英对照本《九章筭术》（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郭书春校订、今译，J.Dauben、徐义保英译）已于2013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3]汉英对照《四元玉鉴》（Jade Mirror of the Four Unknowns，[元]朱世杰著，郭书春今译，陈在新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