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史的贫矿及郭书春数学史自选集下册

我是1964年8月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最初没有分配到我们所，而是《新建设》杂志社。这是“文革”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文史哲经刊物，当时中宣部指示要把这个刊物办成1949年前《东方杂志》那样，不仅有文史哲经，还要有数理化、文艺作品和美术创作等。于是从当年分配的大学毕业生中要来四个学理科的。待到我们搞了一期“四清”，然后“劳动实习”，1965年底回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反映不好，《新建设》不加理科了，所以金秋鹏和我就调到咱们所，“文革”后郑锡煌也调到咱们所。

我对数学史基本上还没有入门，就发生了十年动乱。恶梦醒来，重新搞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我自己的畏难情绪非常严重。是不是继续搞中国数学史，怎么搞，一点数也没有。我是怎样克服畏难情绪，走上研究中国数学史的道路的呢？简单说来就是我今天演讲的这个标题：认真研读原始文献。这可以说是我30年工作的一个主要体会，也是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

大家知道，由于李俨（1892—1963）、钱宝琮（1892—1974）、严敦杰（1917—1988）等前辈的开创性、奠基性工作与数学史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中国数学史是“文革”前研究基础最为深厚的科学史学科。这对于后来者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有利的一面很明显，就是我们的研究起点比较高，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很快掌握中国数学史比较系统的知识。记得1992年春我受命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1]，它是这套丛书的开篇之作，《通汇》的编纂体例、格式等都是《数学卷》确定的。我们很快就拿出一个版本相当精当的选编书目，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编纂完成，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是整个《通汇》中社会反映最好的卷帙之一。为什么会编得这么好，这么快，领导为什么找《数学卷》打头炮？根本原因是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基础比较好。当时条件比较成熟的，一个是数学，一个是天文。《天文卷》不愿上，只好数学上。这之前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就批准我7月份去巴黎继续中法对照本《九章算术》[2]的翻译工作^[1]，但为了编《数学卷》，我只好推迟半年多再出国。我是1992年3月份接受任务，到1993年1月4号下午离京，那天上午我给副主编王渝生交待工作时，绝大多数稿件编委会都已加工完毕。

编纂中有两个插曲。一个是，我们拟定了选编书目及其版本之后，另一卷的主编找到《通汇》编委会负责人说，《数学卷》的版本要求这样高，我们没法编了。编委会负责人竟然要求我降低版本的选取，我当然拒绝了。当这位负责人再次要我降低版本时，我答曰：“请你问问这个学科有没有李钱二老？如果有，他拿不出我们这样好的版本书目，他就没有资格当主编；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理由要求我们《数学卷》降低版本要求。我们既然编书，当然要尽可能找好的版本给读者。否则，我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李钱二老。”

还有一个是，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叙》中，写了要感谢李钱二老：“谨向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数学史界的前辈表示崇高敬意，他们为中国数学史学科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他们的丰富藏书，为《数学卷》的编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等我看校样的时候，发现编辑把这几句话给删掉了。我问他怎么给删掉了？他说：你是主编，没有必要写别人。我很生气，说：“这几句话必须恢复，没有二老的工作，《数学卷》不可能编得这么快。不写这几句话，我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你们会陷我于不义。”30年来的工作，使我深深感到中国数学史学科基础的深厚所带来的好处。

不过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国数学史这座殿堂已经相当完备，所以也带来继续研究的困难。1965年底我一到研究所，所里的负责人黄炜同志就告诉我，以钱老的《中国数学史》出版为标志，中国数学史基本上搞完了。因此所领导和钱老是要我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同志刘子央搞世界数学史。不久发生了“文革”，这个设想没有实现。“文革”期间，特别是“文革”后期，观点稍微变了点，就是说史料方面钱老、李老已经搞完了，问题就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当时计划另写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统帅的《中国数学史》。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这个计划胎死腹中。

因此，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从“文革”前到“文革”后，中国数学史界的主流舆论就是：中国数学史已经搞完，没有什么可搞了，是“贫矿”。钱老留下了几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觉得钱老那么高的才能，那么深的功底都解决不了，我们更解决不了。中国数学史中明清数学的研究比较薄弱，所谓“明”不明，“清”不清。但这个时期中国数学已经落后了，搞起来没意思。所以当时某些在“文革”前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已经十几年、七八年的学者在数学史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改行。不过许多先生在国内外出现《九章筭术》和刘徽热之后，重新回到数学史队伍，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是后话。我当时思想上的畏难情绪也特别严重。“没有什么可搞”的看法虽不正确，并已经被此后近30年的数学史研究的实践所否定，然而，在中国数学史领域，尤其是汉、魏、南北朝、隋、唐、两宋、金、元数学，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确实所剩极少。因此中国数学史的研究难度也比其他学科大，尤其是宋元以前，虽说不见得是“没有可搞的了”，但到底有什么可搞的，确实没有把握。不像有的学科，只要耕耘，必有收获。(www.xing528.com)

我是笨人，笨人自有笨办法，这就是认真研读原始文献。

在我尝到研读原著的甜头，决心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之后，大约在1980年前后，为了集中精力和时间搞研究，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准，自己画地为牢，立了两条规矩：

一是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论文，决不参加学术会议。这需要经得起诱惑。因为开学术会议的地点多是风景如画的好地方，而且那时没有学术经费的限制。有一次纪念李善兰的会，可以看钱塘大潮，别人动员我去，因为没有满意的论文，婉拒了。我一直恪守这个规矩，以至于我是先到巴黎后到的上海，到了两趟台北后才到的桂林。

二是十年内一般不搞科普。当时工资低，搞科普不仅可以很快出名，而且有稿费补贴家用，可谓名利双收。而中国数学史方面，有李钱二老的大量著述，搞科普比其他学科要容易得多。说句笑话，我是咱们所职工中倒数第二个买电视机的。当时家庭生活也比较困难，但我是下了狠心的。1979年有一个科普协会的人来找我，动员我好久，希望我写科普文章。我说对不起，我这个决心在晋升研究员之前绝不改变。

现在检讨起来，第一个规矩到现在我还认为是对的，我现在还坚持。第二个规矩，搞不搞科普，我觉得一个科研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当然要放到科研上，但科普还是应该搞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根据我本人的情况。我23岁大学毕业，因为“文革”，到了真正工作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如再不集中精力搞业务的话，那么这一辈子可能就白过了，所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觉得科普是应该由专家来做的。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要我做期节目，拿了几本参考书，我翻了一下，别的学科我不敢讲，但是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的，几乎没有一条没有错误。许多科普读物，不是专家来搞，抄来抄去，抄的人对自己写的什么东西都不负责任，还不是误人子弟？所以对第二条规矩，我觉得不是绝对的，这个只对我本人适用。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因为中国数学史这个学科，特别是汉、唐、宋、元数学的研究基础比较好，那么我30年来的工作，主要落脚在对前人已经研究的工作的辨正上。因此，为了说明一些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涉及一些学者的论著，包括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者李俨、钱宝琮等学者的论著，并在若干问题的辨正中阐述研究数学史乃至科学史的某些方法。刚才讲过，我对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前辈一直怀着非常景仰的感情。实际上，我提议召开了“纪念李俨、钱宝琮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起并主持了“纪念严敦杰逝世1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还主持编纂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便是明证；同时，在我编纂的他们的著作的“前言”[3]、“后记”[4]中，以及我自己的著述的“叙”[1]和“后记”[5]中，都表达了这种感情。他们的论著博大精深，我至今受益无穷。对所提到的同辈人，我也一直十分推崇。在与友人的谈话中，乃至在给博士生、硕士生的授课中，也多次表达过。我一直认为，这里谈到的自己的点滴体会，是受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前辈的著述以及他们的思想、方法长期熏陶的结果，尤其是严敦杰先生耳提面命的结果，是他们的思想、方法的延续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