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催生《九章筭术》汇校本，郭书春数学史下册

吴先生总结发展了李俨、钱宝琮关于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方法，在1981年第一次中国数学史年会（大连）上进而提出了“古证复原”的三原则[3]：

原则之一，证明应符合当时本地区数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不能套用现代的或其他地区的数学成果与方法。

原则之二，证明应有史实史料上的依据，不能凭空臆造。

原则之三，证明应自然地导致所求证的结果或公式，而不应为了达到预知结果以致出现不合情理的人为雕琢痕迹。

这三原则实际上不仅适应于古代数学证明的恢复，也适应于整个数学史研究。看到吴先生的三原则之后，一方面感到自己前几年对《九章筭术》及其刘徽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刘徽关于《九章筭术》圆面积公式的证明以及刘徽原理的证明的研究，是符合这三原则的，同时对今后的研究方法更加明确了。20多年来，我贯彻执行这三原则，真是受益匪浅。

中国数学史界都知道，我在《九章筭术》的版本研究和校勘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出版了汇校《九章筭术》[4]及其增补版[5]。其实，我原来没有全面校勘《九章筭术》及进行版本研究的想法。有一次我根据严敦杰先生（1917—1988）的建议看了清中叶屈曾发刻的豫簪堂本《九章算术》[6]，发现其体例与微波榭本[7]不同，断定它肯定不是钱老所说的微波榭本的翻刻本，进而校雠了这两个本子，发现了很多不同，并判定戴震整理豫簪堂本比微波榭本早。由此举一反三，从1982到1984年，又校雠了南宋本[8]、汲古阁本[9]、《永乐大典》本[10]、杨辉本[11]、《四库》本[12]、各种聚珍版[13]、李潢本[14]和钱校本[15]等版本的《九章筭术》，得出在唐中叶就已有几个基本相同但有细微差别的抄本，汲古阁本尽管是南宋本的影钞本，但不完全等同于后者，《永乐大典》本与南宋本的底本在唐中叶李籍时代就已不同，戴震从《永乐大典》辑录《九章算术》的工作极为粗疏，戴震在豫簪堂本、微波榭本中作了大量修辞加工，清末福建补刊的聚珍版《九章算术》[16]根据李潢在《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中的校勘修改过，广雅本聚珍版[17]是福建补刊本的翻刻本，钱校本所用的聚珍版是广雅本，因此将李潢的不少校勘误为聚珍版原文，钱校本的底本是他评价甚低的微波榭本在清末的一个翻刻本[18]等重要结论，可见自戴震以来200余年间《九章筭术》的版本十分混乱。同时对戴震、李潢、钱宝琮的校勘进行甄别，发现他们将南宋本、《永乐大典》本的400余条不误的原文改错，也发现了不少原文确有舛错而他们的改动亦不恰当之处，还有若干漏校，得出《九章筭术》必须重校的结论。我就这些成果在所内，在中日数学史学术交流会上，作过几次报告，受到好评。但即使在这时，我还没有产生自己校勘《九章筭术》的想法。

1984年秋，我完成《评戴震对〈九章算术〉的校勘与整理》[19]一文，随即呈吴文俊、严敦杰、李学勤等先生审阅，吴先生于11月11日复示：十分同意“文末提出校勘工作方法的许多看法”，并“希望能发表你关于这几种版本不同处的全部对照表”。信末吴先生还写了加重点号的一句话：“应当向你学习！”吴先生的信给了我很大勇气，便产生了做《九章筭术》新的校勘本的想法。但是，搞成什么样子才符合吴先生的要求，我不懂，遂向李学勤先生请教，他建议用“汇校本”的形式。这就是汇校本名称的由来。后来汇校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www.xing528.com)

汇校本完成后，吴先生又于1987年11月亲自写了序言[20]，高度评价了《九章筭术》对现代数学的意义，他指出：

但由于近代计算机的出现，其所需数学的方式方法，正与《九章》传统的算法体系若合符节。《九章》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世纪中凌驾于《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至说是殆成定局，本人认为也决非过甚妄测之辞。

同时也肯定了汇校本的工作：

鉴于《九章》在数学发展历史上的已有作用以及对未来无可估量的影响，理应对各种版本细加校勘。对辗转传抄与刊印中可能出现的谬误一一指出，如Heiberg之于《原本》所为，应是一件不容回避的重要工作。郭书春同志多年来博采群书，艰苦备尝，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在此书行将出版之际，特书此以聊表庆贺之情。

这是对我巨大的支持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