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史》的最佳读物-钱老给郭书春的推荐

1965年12月，我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报到，那时，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钱宝琮先生主编的《中国数学史》[1]出版不久，领导告诉我，这部书的出版，说明中国数学史基本上搞完了。不过十年动乱中钱老的《中国数学史》自然难逃被批判的噩运，报刊上有的文章甚至说“《中国数学史》是‘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渊薮”。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低，认识不到这是“‘封资修’的渊薮”，但还是认为其中有许多错误观点。因此，1975年我们一恢复科研工作，有的同志就提出：中国数学史的史料已经搞完了，钱老的《中国数学史》的缺点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因此，要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数学史》。这一提议得到研究所领导和学部领导小组的支持，认为中国数学史学科研究基础好，经过“文化大革命”和“评法批儒”的“洗礼”，有条件重新写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数学史》。学部领导小组还指示我们，要吸收工农兵参加写作。为了写好这本书，要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工农兵代表不能少于三分之一，否则不批准开会。还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要广泛征求工农兵和同行对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的意见，才能写好新的《中国数学史》。

根据学部领导小组的指示，我们在梅荣照同志率领下，一方面到位于酒仙桥的774电子管厂与该厂工人理论小组的师傅们同劳动，同时给他们讲中国数学史，以便他们能够参加并指导《中国数学史》的写作；一方面走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对中国数学史感兴趣的学者和数学教师，征求对钱老《中国数学史》的意见。在我们的走访中，大多数的受访者还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对钱老的《中国数学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只有吴先生的态度完全相反。他说：

“评法批儒”中，关肇直先生组织我们学习中国数学史，对我们这些人，看古文还不如看外文容易，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找不到外文译本，所以我们主要是通过学习李俨、钱宝琮的书学习中国古代数学。我认为，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是我读到的数学史著作中最好的一部，从史料到观点都很好，我学到很多东西。唯一的缺点是用了蒋兆和给祖冲之和僧一行的画像。这些画像是现代画家的想象，不是历史文献，不应该用。一部以原始文献为依据的学术著作用了这些画像，读者会误以为那些历史事实也是想象的。

以上的文字，只是我的追忆，当然不可能一字不差，不过大意是不会错的。2007年春，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2]撰写的“前言”初稿中写了这件事^[1]，并将“前言”呈吴先生指正。吴先生立即回信云：

你提到我反对用现代人对古代学者的臆想画像，我已不再记得此事。但我确有此意。顺便一提，我对***先生在某一著作中刊入现代画家对刘徽的[画]像，我也很不以为然。(www.xing528.com)

吴先生的信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上面所记不虚。

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彻底否定“十七年”（十年动乱时期的术语，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被称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或修正主义黑线占主导地位的“十七年”）的“左”的思潮还弥漫全国，我们也深受其毒，钱老还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的当时，吴先生如此高度评价钱老的《中国数学史》，确实出乎我们的意外，真是振聋发聩，深深地震撼了我们。

吴先生对钱老的《中国数学史》的高度评价，说明他在“文化革命”结束前就在中国数学史领域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态度的反映，真正具有不为当时政治气候所左右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