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俊先生34年前的教诲与学术著作的严肃性

首先要谈到吴先生34年前关于现代画家对古代数学家造像问题的教诲。

钱宝琮先生主编的《中国数学史》[1]在“文化大革命”中像所有优秀的学术著作一样，受到无情的批判，有人甚至说“《中国数学史》是‘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渊薮”。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低，虽然认识不了这么深刻，但还是认为其中有许多错误观点。因此，1975年夏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在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恢复科研工作，有的同志就提出：中国数学史的史料已经搞完了，钱老的《中国数学史》的缺点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提出要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数学史》。研究所领导和学部领导小组支持这个提议，还指示我们，要吸收工农兵参加写作。为了写好这本书，要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工农兵代表不能少于三分之一，否则不批准开会。“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要广泛征求工农兵和同行对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的意见，才能写好新的《中国数学史》。

1975年秋，根据学部领导小组的指示，我们在梅荣照同志率领下，一方面到位于酒仙桥的774电子管厂与该厂工人理论小组的师傅们同劳动，同时给他们讲中国数学史，以便他们能够参加并指导新的《中国数学史》的写作；一方面走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对中国数学史感兴趣的学者和数学教师，征求对钱老《中国数学史》的意见。在我们的走访中，大多数的受访者还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对钱老的《中国数学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只有吴先生的态度完全相反。他说：

“评法批儒”中，关肇直先生组织我们学习中国数学史，对我们这些人，看古文还不如看外文容易，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找不到外文译本，所以我们主要是通过学习李俨、钱宝琮的书学习中国古代数学。我认为，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是我读到的数学史著作中最好的一部，从史料到观点都很好，我学到很多东西。唯一的缺点是用了蒋兆和给祖冲之和僧一行画的像。这些画像是现代画家的想象，不是历史文献，不应该用。一部以原始文献为依据的学术著作用了这些画像，读者会误以为那些历史事实也是想象的。

以上的文字，只是我的追忆，当然不可能一字不差，不过大意是不会错的。2007年春，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1]撰写的“前言”初稿中写了这件事^[2]，并将“前言”呈吴先生指正。吴先生立即回信云：(www.xing528.com)

你提到我反对用现代人对古代学者的臆想画像，我已不再记得此事。但我确有此意。顺便一提，我对***先生在某一著作中刊入现代画家对刘徽的[画]像，我也很不以为然。

吴先生的信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上面所记吴先生的话不虚，起码与事实相去不远。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1975年，在“四人帮”的鼓噪下，正在“批林批孔”，“左”的思潮还弥漫全国，吴先生如此高度评价钱老的《中国数学史》，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真是振聋发聩，深深地震撼了我们。这是别话。

我认为，吴先生关于学术著作不应使用今人对古代数学家的臆想的画像的教诲，维护了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可信性，是十分重要的。所以30余年来，我一直遵从吴先生的教诲，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来不用这类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