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冶与全真道士的密切交往及其对他研究的重要影响

乱世堵塞了知识分子读经入仕的道路，儒家经典从个人发展的敲门砖变成了一种知识；同样，乱世本身和个人的遭遇也会使读书人反思过去的信仰，所走过的道路和作为。李冶身处金元交替的乱世，金亡后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粥饘不继，人所不堪的生活，以后又长期过着恬淡的“木石与居，麋鹿与游”的隐居生活，使他的思想与老庄和道教发生了共鸣。这类思想的阐发在他的《敬斋古今黈》[6]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李冶熟悉全真道等内丹派的气功、胎息等养生内容，并身体力行。笔者曾经指出，他与元好问的诗作唱和“无异于谈论玄机的道人”[7]。洪万生先生指出：“无论李冶与全真道士的交往是否密切，他的‘天元术’研究以及其支撑的社会条件，离不开全真教所参与、经营的学术环境。”[8]2004年，笔者撰《李冶的数学造诣与道家思想》一文，从李冶对道家的胎息法、摄养之道的实践，对“三一说”等的理解，对技与道的关系的论述，“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的数学研究方法的主张，以及从洞渊处接受勾股容圆的知识等方面，得出“李冶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或者说李冶是一位有深刻道家思想的大儒”的看法。[9]

在写本文的提纲时，笔者进一步提出：“他流落忻、崞间十几年，很可能寓居于全真道观，与全真道士的来往应该十分密切。”李冶“隐于崞山之桐川，聚书环堵中，闭关却埽”[10]，但笔者对“环堵”二字一直不甚了了。近读盖建民先生的《道教科学思想发凡》，其中关于“环堵”的解释，使笔者豁然开朗。盖先生说：

这“环堵”是何场所？现今一般不为人所知晓，其实乃是古代道门中人修炼隐居之所，是道教静室的一种。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所编撰的道教上清派经典《真诰》卷十八云：“所谓静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环堵。”[11]环堵是道人闭关修行的场所。中起一屋，筑圜墙闭之，别开小门以通饮食，便人送也。居于这种环堵之中，可以和外界隔绝，专意修行。《庄子·庚桑楚》有一段话谈及“环堵之室”，“庚桑子曰：‘弟子何异于予？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疏云：四面环各一堵，谓之环堵也，所谓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12]金元全真道士热衷坐环，将住环者称为坐环先生。《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记载了全真道士王志谨论道言论，其中多处讨论了坐环修行问题。“师云：古人学道，心若未通，不远千里求师参问。倘若针芥相投，心地明白，更无疑虑，然后或居环堵，或寄林泉，或乞市中，或立宫观，安心守道，更无变，此修真之上士也。”[13]坐环者长期居于环中，空对四壁，需要有极强的毅力和恒心，所以“人所不堪”，然而“冶处之如裕也”。由此可以窥见李冶聚书环堵安心学问的境界。[14]

可见，“环堵”是道士修行的方丈。当时北方更流行全真道。那么，李冶与全真道道士有着密切的交往，并且就在全真道观中的“环堵”中聚书苦读，是确凿无疑的。他“老大以来得‘洞渊九容’之说”，亦当在某个全真道观中。

李冶晚年在自述自己一生的思想历程时说：(www.xing528.com)

李子年二十以来，知作为文章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三十以来，知搴取声华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四十以来，知究竟名理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读《论》《孟》、六经^[2]等书读之，乃知囊诸所乐，曾夏虫之不若焉。[15]

李冶40岁是1232年，蒙古破钧州，他微服北渡，流落到忻、崞间。这之前二年，他考中了词赋科进士，在钧州（治今河南禹县）代理知事；之后二年，蒙古灭金。可见，从幼年到40余岁，李冶研读《论语》《孟子》和“六经”，作文章，究名理，成长为“经为通儒，文为名家”的大学者，并从中得到乐趣。到他50岁的时候，已经度过了约十年的艰苦生活，其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以往那些读经的乐趣，还不如夏天的虫子。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颠沛流离生活的切身体验，另一方面是身居道观中，耳濡目染的结果。当然，李冶没有皈依道教，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但是，他的思想受到道家和道教的极大影响，则是无疑的。因此，在他生活安定之后，甚至受到元主忽必烈多次召见，并在1261年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修国史，但只做了一年，便重新归隐山林。

李冶自幼喜爱数学，但前半生热衷于为文、声华、名理，他关注数学，但未见有什么作为。在李冶人生历程、思想发生这个大转变之后，也就是他40～50岁之间，所谓“老大以来”之时，他又在道观中发现了洞渊九容，遂致力于数学研究，在勾股容圆和天元术的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先后著《测圆海镜》（1248）、《益古演段》（1259），[16]成为现存最早的以天元术为主要方法的数学著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