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综合国力研究的评价

综合国力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大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国际竞争历史发展的必然，发展以及协调和使用综合国力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对于世界各国都至关重要。^[37]综合国力的研究意义深远，任何国家现在的地位，取决于从前和当前的发展，而其将来的状况，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进步。只有做出正确和切合实际的判断，对现实状况有清楚和明确地认识，才能更好的谋得发展。^[38]

从综合国力的研究发展来看，综合国力的研究和综合国力的研究运用，经历了一个从单变量研究到多变量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从针对单一简单指标的研究，到综合性多指标的研究。在国力比较中，没有哪一项因素是不重要的，这是因为国家综合系统的综合作用离不开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在国力比较中，又没有哪一项因素是绝对重要的，这是因为，没有哪一项因素能够脱离整个评价整体，来决定国力的大小、国力在国际对比中的地位和状况。

单变量到多变量的变化反映着综合国力研究指标数量的变化，这也是与历史的发展和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相适应的，是综合国力研究的一种进步。在国家力量对比主要是单一经济力量对比、国家冲突主要表现为军事冲突的古代，人们对于国力的认识自然无法突破当时的历史条件，因而只能从一个角度来提出和思考国家如何在国力对比中立于不败这一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力量对比开始有更多的因素参与进来、国家冲突也不仅仅表现为军事冲突。于是综合国力的考量开始从军事力、经济力的考量逐步放宽到资源力、科技力、文教力、政治力、外交力等等。将后期这些增加的因素与从前的固有因素相比较，就会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决定国家力量对比的因素越来越多样，他们的特征也由从前的单单包括具有物质形态的“硬实力”，到既包含“硬实力”，也包含精神形态的“软实力”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可以称为综合国力研究指标质量的变化。这样的提法可以进一步探讨，但它的意思是相当明确的。综合国力研究指标质量的变化同样反映着历史的发展和人们对于国力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的增加。正是由于作为物质基础的经济的不断发展，才会有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的与之适应；正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多重推动，综合国力才会不断发展。即使是在“硬实力”内部，也是由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共同组成。如经济力，他的构成要素就既包括物质形态（工业实力、农业实力、商业实力、金融实力、交通运输实力、邮电通信实力等等），也包括精神形态（经济体制、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

一旦将“软实力”提上讨论范畴，在研究综合国力时就面临着这样的思考，与“硬实力”等等更具有物质形态的力量相比，软实力的考察够不够？是不是同传统的综合国力中侧重硬实力的考察一样，具有重要的权值和份量，或者更加技术化一些，软实力的指标设计是不是全面？是否有缺失？指标的权重是否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相适应？

我们认为：软实力的研究和比重也许应当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从上面的研究来看，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硬实力”的倾向依然存在。存在这种倾向是有道理的，因为物质力量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动力源泉。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软力量的作用正越来越不可忽视，软力量在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中正前所未有的发挥重要作用。而这样的发展和作用，可能是上述研究中并未能尽相匹配的。对于“软实力”重要性的剖析，将放在本书的下一章中。

作为从事传媒研究的研究者，我们对于增强软实力研究的重要建议是加强传媒实力的研究。提出这样的建议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传媒实力是重要的软实力。这是因为传媒不仅是国家在国际舞台扩大影响力的有力工具，也是促进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传媒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国际关系中，媒体甚至可以成为除了经济制裁、军事行动等“硬打击”之外的，进行“软打击”的有力工具。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媒的特征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从从前单纯的从事舆论导向或者信息传播，到现在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经济领域，传媒系统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是经济活动有效运作的基础之一；同时作为信息产业的一个部分，传媒业本身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在政治领域，传媒在提高政治过程中的透明度、提高政治参与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化领域，传媒承担着传播文化、促进交流的重要功能。种种现实的变化说明，在进行综合国力研究时落下和忽视传媒实力是不应当的，对于传媒实力自身，更应当有合理、科学的认识和评价，以利于传媒实力自身的增强并使其对综合国力产生作用。作为论据，本书也有专文论述传媒活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国力对比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传媒实力和软实力的辩证关系。

【注释】

[1][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2][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0页。

[3]管仲，《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4]商鞅，《商君书·算地》。

[5]曹俊杰，《管仲与色诺芬经济思想之比较》，载《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54页。

[6]荀况，《荀子·议兵》。

[7]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8]孙武，《孙子兵法》。

[9]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0]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1]国势学派的研究已经成为今天的统计科学的源头之一，有关国势学派研究的陈述，可参见相关统计科学发展历史的著述。

[12]参见[英]威廉·配第，《政治算术》，周宪文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版。[英]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周锦如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3]参见[美]马汉，《海军战略论》杨镇甲译，台湾中华文化出版社事业委员会出版，1954年版。

[14][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2008年第三次印刷，第67-69页。

[15]拉采尔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有关内容可参见有关政治地理学发展的著述。

[16][英] 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www.xing528.com)

[17][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8][德]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德国斯图亚特出版社1965年版，转引自黄朔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19][美]克莱因，《80年代世界权力趋势及美国对外政策》，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转引自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克莱因国力方程也可见[美]克莱因，纽先钟译，《世界各国国力评估》，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3页。

[20][日]日本企划厅综合计划局，《日本的综合国力》，1987年日文版，第15页。转引自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1][美]约瑟夫·奈，《仍是竞赛中的强者》，《世界箴言》月刊1990年3月号。转引自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2]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23]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4]宋瑞玉等，《综合国力度量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25][美]阿什利·泰利斯等，《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26]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7]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8]同上书，第95页。

[29]丁峰峻，《综合国力论——2000年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刍议》，载《学术界动态》1987年第6期，第8页。

[30]毕维铭，《国土整治与经济建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31]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32]于宏义、王佑棣，《综合国力测度评价》，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9年第10期，第10页。

[33]参见海平、运平、璟涛，《各国综合国力排行榜》，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34]朱喜安、肖腊珍，《综合国力对比方法研究》，载《统计与决策》1999年第1期，第14页。

[35]该项目由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统计分析室承担。参见王涌芬，《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36]参见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37]罗肇鸿、范军，《无情的较量——知识经济与综合国力》，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8][英]哈米什·麦克雷，《2020年的世界——对未来实力、文化和繁荣的展望》，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