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应该是在近代早期，即17、18世纪这段时间。王权统治下的“统制主义”国家的出现是具有通识意义的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1]但是，在讨论国家起源的时候，古代国家是从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内容”。[2]
因此，我们把对于“国力”有关探讨的追溯往前一直推到古代，尽管这样的探讨和我们现在所谈的“综合国力研究”无法等量齐观，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只是零散的讨论和系统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但却不能否认这样的讨论所具有的启蒙和先导意义。
近代是人类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扩张，这些影响人类历史的重要事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波及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从而影响和形成了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关系。
这些因素决定着近代的国力探讨开始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他们不仅仅更注重“综合”因素在国力考量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国力考量的出发点不仅仅是本国的基本情况，认识到“实力对比”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力比较的思维方法也开始出现。
1.古代的国力研究
古代有关“国力”的讨论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生产条件密切相关。古代出现了国力研究的重农学派、重军学派及基于战争有关因素形成的综合国力学派的萌芽。
古代国家的兴起和繁荣都和农业关系密切，农业的兴盛与否决定着国家的繁盛程度，甚至是兴衰存亡。因此，重农学派认为：要使国家强大，在争斗中立于不败，首要因素是要发展强大的农业。管子和商鞅是我国古代国力论者中重农学派的代表。管仲认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3]商鞅认为，“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尽归于兵者，强；市利尽归于农者，富。”[4]色诺芬是古希腊思想家，他也认为农业“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的重要手段。[5]
由于战争可以重新额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因此，重军学派认为：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国力强大。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6]在西方，亚历山大大帝是以军振国的身体力行者的著名代表。他把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重军学派的国力思想的根本点是认为军事力量是决定国家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力量，与重农学派一样，重军学派突出强调了国家职能的某一方面是国力的决定性要素，而忽视了对国力的多元性或综合性认识。
孙子是最早提出对于战争力量要进行综合评论的思想家，孙子是古代综合国力学的先驱。[7]《孙子兵法》是研究战争力量构成，研究综合运用战争实力的发轫之作。孙子曾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提出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8]孙子提出道、天、地、将、法是古代战争中制胜的因素，实际上是包括政治、自然（天时、地利）、经济、军事、外交、精神的各个方面，是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综合国力构成要素。[9](www.xing528.com)
2.近代的国力研究
近代的国力探讨出现了重商财政学派、国势学派、政治算术学派、重海权学派和重陆权学派。
重商财政学派从财政金融实力的角度提出强国致富论，代表人物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先驱亚当·斯密。斯密认为财政金融实力和强权政治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这种财政信贷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相对的耐久能力的尺度，并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主要因素是财政金融能力。[10]《国富论》是这种国力论的代表作品。
国势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国学者康令和阿亨瓦尔、斯勒兹。康令认为决定国家重要事项有四个因素，即国家的土地与人口（质料因素）、国体与政体（形式因素）、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动力因素）、建设国家的目的（目的因素）。阿亨瓦尔提出，在考察一个国家的强弱时，凡是能影响国家繁荣富强的事项，均可称之为“国家显著事项”。斯勒兹主张从“基本力”、“结合”、“行动”三方面来进行国情国力的考察。基本力，是指土地、人口、生产物和通货四方面的情况；结合，指国家政权如何结合这些基本力的情况；行动，是指国家政权在一定目的下实际运用这些基本力的情况。斯勒兹研究体系已具备了现代综合国力论的基本雏形。[11]
政治算术学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与《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两部著作里，配第以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一系列分析手段和计算方法，通过对荷兰、法国和英国三国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力量的分析比较，指出了英国的富强之路。《政治算术》是一本最早以数字说明事实，籍以显示社会经济原理的著作。作者首先尝试了用“数字、重量、尺度”来“表现想说的事情”。[12]配第是西方近代以较系统的数量分析手段对国情国力进行比较研究的先驱。
重海权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军战略论》提出了夺取制海权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指出夺得制海权与赢得胜利，除了依靠海军实力，还应当注重战略要素、战略价值与战略线。位置的战略价值更是受到相对位置、强度、资源的影响。而夺取制海权还与地理环境、自然环境、领土、人口、民族素质及政府机制相关。[13]马汉的海权论不仅阐述了赢得海战不仅依靠军事要素，其所认为的其他要素也是当时条件下形成一个国家国力所必需的。
重陆权学派代表人物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将从东欧到中西伯利亚平原这片内陆区称为世界“心脏地区”。在这一大片内陆区域，具有较强的国力。而除去这一“心脏地区”的世界其他地区被称为“边缘地带”。[14]另一代表人物拉采尔在1897年的《政治地理学》专著中首创国力分类的理论，对政治地理学的空间和区位分析因素进行探讨。[15]
早期的国力研究逐渐从单因素发展为多因素，而且研究也由静态的考察逐渐发展为动态的对比，为后来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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