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柔表演风格在戏曲中的探析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中，也是以女角为审美中心，关注女性命运，重视女角塑造，并成为中国戏曲的优良传统之一。“戏曲多写女角”“戏曲无女角不好看”“戏曲是擅长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之说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正是因为剧作家热衷并擅长描写女性，观众也偏重喜爱描写女性命运的作品，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关系更进一步决定了中国戏曲在总体文化气质上应划归阴柔化类型，而中国人在戏曲审美中也无疑存在着对阴柔之美的偏爱。

（一）小生（文）的阴柔偏向

在中国戏曲舞台中，还有一种被认为是接近女子的行当——小生（文），是用来扮演青少年、文弱男子的，他们的扮相英俊，或手拿扇子饰演风流儒雅的公子、书生，或头带纱帽，代表文职官员，一唱起来全用尖声假嗓。这些小生在扮相、唱腔和表演上都颇为女性化。

首先，在外形上，对这些小生所体现的男性美的共同确认的审美标准往往是“美如冠玉”“美丰姿”“丰仪秀美”“齿白唇红”“眉清目秀”等纤细秀美范畴的“潘安”之貌，无不带有明显的阴柔倾向。然而，无论是作品中的女主角，还是广大的观众群体，却都对这种接近于女性化的“美男子”十分欣赏。正是这个“女儿般”的美男子，让小姐顿生爱慕之心，千难万险不能阻隔，终于成为“定情”夫妻。这种对“女性美”的追求、欣赏，使得作品中的才子与佳人、男性与女性就色貌姿容来看，几乎相差无几。有时作者干脆用同一副笔墨来写才子与佳人的容貌姿态，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戏曲剧目中，男扮女装、女扮男装而不露任何破绽的故事情节屡见不鲜。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戏曲中这种男性的弱化与阴柔特征不仅仅存在于容貌和形体动作上，还表现在他们的性格与心理意识之中，也都普遍存在着弱化、软化、被动的女性化的倾向。这些阴柔特征使这些男性丧失阳刚之气，表现在爱情追求上往往缺乏主动大胆的刚毅精神，反不如女性那样泼辣、执着。在与女性形象的参照对比下，更显出柔弱的心态，这在小说戏曲中都有描写。如《西厢记》中的张生就被红娘指责为“银样邋枪头”“苗而不秀”，在困难面前往往长吁短叹，无能为力。老夫人赖婚之后，张生竟在红娘面前解下腰带要“寻个自尽”，毫无男子气概。如果没有红娘的帮助，这对有情人是成不了眷属的。这些人物往往温柔多情有余，勇敢坚毅不足。(www.xing528.com)

这种阴柔偏向还反映在对戏曲音乐的处理上，如戏曲小生唱腔的音区都较高，用假嗓演唱，音色纤细、明亮而无青壮年男性之浑厚、沉稳与磁实，并且，在中国戏曲（特别是京剧）中的诸多行当中，除了净（花脸）以外，只有在代表着暮年群体的老生与老旦的音色中才会有厚实、成熟、苍劲之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人在民族心理上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女性化”“儿童化”“母胎化”的倾向。这种性别差异观念的形成取决于社会文化，因为每一社会都会选择一定的男女性别心理特点加以肯定和强化，选择另一些加以否定，男女心理的特点与倾向都是由于他们后天学习了由社会传统所继承下来的文化模式的结果，即在这一种文化模式的暗示与默认下，认为男人应该这样或女人应该那样。所以，在此意义上，不少社会心理学家都会认为男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种个人后天习得自己所属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的过程，即为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二）“男旦”的阴柔偏向

在戏曲中，另一个类似的现象是“男旦”，作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男旦在中国由来已久。这些男旦多身材修长、相貌清秀，身行浓妆，也使用假嗓歌唱。

对于男旦这一中国戏曲音乐中的特殊行当，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此处不欲探讨其潜在的特质和魅力，也不关注其存亡与发展等戏曲界的热点问题，而意在关注、阐释该现象背后所可反映、折射出的诸多的传统文化意蕴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内涵。首先，男旦角的盛行、走红与观众群的审美意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观众与戏曲表演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所以，无论是男旦、还是小生，在他们身上所集中体现的这种阴柔化、女性化的倾向并不只是一个创作、表演主体个人心态的反映，也不仅仅是作品中人物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由来已久并可代表着相当比例人群（上至帝王达官，下至贩夫走卒，争相以此为尚）的民族心理倾向的流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文化及心理根源。如中国的民众在日常的心理中，都更愿意看到戏曲舞台上，面如桃花的吕布和燕青比豹头环眼的张飞、李逵的武艺更高，羽扇纶巾、儒雅柔和的孔明先生屡屡轻易地收服勇猛强悍的孟获……这种心理倾向与儒家思想在理想人格的构建上，重“德”不重“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人在骨子里不欣赏、也不适应自己或他人采用偏于阳刚的行为方式，而使得社会群体在性格追求中，形成一种对代表男性美“力”的远离，却对女性阴柔美的集体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