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奥·阿巴多：将音乐与社会工作相融的艺术家

今日，意大利痛失至宝。

——里卡多·夏伊

2013年8月26日，阿巴多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场音乐会，指挥了舒伯特的“未完成”和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此时的他已形容枯槁，随即返回了位于博洛尼亚的住所。这位年已八旬的指挥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9月中旬，他发布消息称，“深切致歉”将原定于10月份与琉森节日乐团合作赴日的两次巡演共四场音乐会取消。他也无力继续承担率莫扎特乐团赴伦敦和维也纳的旅行演出，身体全无好转迹象，风烛渐熄。2014年1月20日上午8:30，克劳迪奥·阿巴多在博洛尼亚小范围家庭成员的陪伴下去逝，按亲属的说法，是在“平静中”离世的。在他弥留和下葬时，小提琴家维多利亚·穆洛娃与她和阿巴多的儿子米沙也陪伴在侧，“我们仨很亲近……还一直在交谈。而且我们都落泪了。”穆洛娃不久后表示。

国际音乐界，特别是意大利公众表达了强烈的哀思。年迈的时任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在听到这位相识已久的指挥家逝世的消息后，评价阿巴多是一位“将我国伟大的音乐传统和社会工作相联系”的艺术家。国家政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里卡尔多·穆蒂和安东尼奥·帕帕诺这两位同行对阿巴多“非凡绝伦、远见卓识的精神”致以追思。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院长里卡多·夏伊则在阿巴多离世当日就断言：“今日，意大利痛失至宝。”不久后，夏伊回忆起年轻时作为阿巴多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助手与其一同讨论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乐谱、力求完美把握其中重音和断句的时光。在他脑海中，阿巴多的指挥艺术尤其鲜活灵动：“他指挥棒下发出的那种通透的韵律冲击力，直接就是思想的延续。”没有任何旁人“能像克劳迪奥一样让当代音乐听起来如此自然又必不可缺”。他尤其感谢阿巴多为其“打开了通往古斯塔夫·马勒音乐宇宙的大门”。里卡多·夏伊如许多同胞一样感受到，“意大利失去了一位绝对的坐标性人物”。

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则以一种古老的形式寄托对这位伟大指挥家的哀思——他们举办了一场没有听众、门户大开的空场音乐会，并演奏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就在阿巴多逝世后一周，时任歌剧院音乐总监的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指挥了这场演出以寄哀思。而成千上万的米兰群众在晚18点集聚斯卡拉歌剧院前的广场，静静聆听喇叭中传出的由极弱开篇的“葬礼进行曲”，街道一时间水泄不通。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曾于1957年以这首“葬礼进行曲”纪念过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10年后又同样缅怀过其继任者维克多·德·萨巴塔，之后则是指挥家贾南德雷亚·加瓦泽尼和卡洛·马利亚·朱里尼。意大利和米兰市政府在地区建筑上降半旗致哀，以纪念国家痛失这样一位卓尔不群、富有魅力的艺术家。

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空场内的克劳迪奥·阿巴多追思音乐会（2014年1月26日）

“到今年，克劳迪奥和我的交情就迎来第58年了……”祖宾·梅塔和克劳迪奥·阿巴多于50年代中期维也纳求学时相识，“克劳迪奥是个忠诚的朋友，这一点从未改变过。”当梅塔闻听阿巴多逝世的噩耗时，他回忆起在维也纳同窗的时光，并深恨不能“亲自送别”这位朋友。

意大利媒体试图在悼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指挥家阿巴多的讣告中对其音乐和社会贡献予以公正的评价。《意大利共和报》特别强调了时任斯卡拉歌剧院音乐总监的阿巴多于1972年建立了向学生和工人开放歌剧院的制度，并顺带提及他热衷足球、是AC米兰铁粉的逸事。都灵的意大利《新闻报》则发文纪念他关怀音乐后辈、总是“信任年轻人”的往事。

德国媒体的讣告强调了阿巴多的个人意义已远超指挥这个行业。音乐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博爱家，他对音乐济世救人的理想坚定不移”。阿巴多的伟大和声望建立在“对音乐的理解上，其历史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在被浮名充斥的大指挥家史上独树一帜”。很久之前人们就意识到，这位伟大指挥家的影响是在公共权力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克劳迪奥·阿巴多如一座精神和心灵的音乐发电站般向旁人散发活力。他晓得将自己在音乐中独享的快乐以极具魅力的方式与大众分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音乐魔法师。”

在众多知名音乐家中，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深切怀念了阿巴多对乐团的卓越领导和音乐成就。里姆曾在90年代与阿巴多及柏林爱乐乐团共事。他认为，音乐家的名望也验证了“其自身对音乐演绎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对出个人风头或以音乐表现自我的欲望程度。克劳迪奥·阿巴多是当世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是音乐流淌的助力而绝非拦路石，不断开山辟路保持音乐的畅通。他做这些与其说刻意为之，倒不如说是本性使然。我避免使用‘谦逊’这个词，因为他的成就固然需要强大的自我，同样地，坚定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清醒认识到与更高水平间存在的差距也必不可少，但这些自不必多言。阿巴多以最充沛的灵感肆意吐纳音乐，勾勒出一个精神空间，既不一惊一乍，也极少愤懑冲动。他的音乐因细节变得饱满又富有激情，但又不完全依赖细节。对他而言一切皆可成浮云——小到十六分音符，大到整部作品的形式。如果可能的话，他的听众也可是浮云。他自己也是浮云。”

克劳迪奥·阿巴多的墓冢位于瑞士恩加丁海拔2000米的菲斯塔尔山谷，距离尼采的疗养地席斯玛莉亚不远。阿巴多在那里找到了一幢农家小屋，并将其作为在撒丁岛阿尔盖罗小城的那栋绿荫和鲜花环绕的别墅外的第二处隐居地。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小屋也成了他远离维也纳、柏林和琉森工作的疗养地。即便居住此地，他仍渴望回归更加安宁、简单、与世相隔——就像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所说的那样：“我需要绝对的孤独，不是尽我所能，而是只专注于自身。”

饰有灰色大理石板的墓穴坐落于15世纪末兴建、以湿壁画闻名的菲克斯·克拉斯塔教堂墓地，由阿巴多的四个子女，亚历桑德拉、丹尼尔、塞巴斯蒂亚诺和米沙为其父选定下葬并发表公告：“亲爱的朋友，克劳迪奥自上周六起在恩加丁小城席斯玛莉亚旁魔境般的菲斯塔尔山谷，这片他生前挚爱的美丽和宁静之处长眠。”

在柏林时，阿巴多曾屡次提及“他的”菲斯塔尔山谷，曾深思过，“何处是我家？我想，应该是我在群山中的那栋农家小屋。”那栋步行或赶马车要一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他知道，柏林作家库尔特·图霍夫斯基也曾在此住过：“他也在那间陋室住过，这简直太魔幻了。于我这里就是家之所在，我有时想，它已内化在我心中，我时刻需要它。我爱这片山峦。”这栋农家小屋供他阅读、学习和研究乐谱，是他的灵感所在。在这儿他还可以漫步，冬天滑雪。菲斯塔尔山谷带给他绝佳的幽静。“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只能用雪橇，而且近几百年间都没什么新的建筑。”阿巴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很是欣慰地表示。但对柏林爱乐乐团而言，当他们的艺术总监在山谷里享受清闲时就存在一个交流问题，因为他甚至都不用电话。“他既不接也不回复，连个临时接任人也不指派。他没有传真，手机更是想也甭想”。

阿巴多之后还从“这片风景的绝妙清幽”中获得了一种近似传奇的意义，冬季甚至还与音乐幅度相关：“我爱这雪落的声音……当然了，这只是极为细微的，甚至的确算是杂音：一阵微风，一种有声中的无声。这种情形在音乐中也同样存在：当乐谱中预先标明了‘极弱’符号，表示将渐进至‘无声’时，这种‘无声’是可以精准感受到的。”阿巴多的身后安栖之所看起来与他充溢着音乐和沉默习性的生前不无关联。毫无修饰的墓碑上简单刻着“克劳迪奥·阿巴多”的名讳，站立其前，来访者不禁想起阿巴多将路易吉·诺诺、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与“静谧”联系起来的类同性思考：“我认为，诺诺音乐中的静谧，如同马勒音乐中的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我想到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句，在结束之前——也就是死亡之前的那一瞬静谧。而诺诺的音乐也是如此，音乐在空间中循环久久渐进静默。而这份静默仍在进行，没有界限。”

阿巴多能够揭示音乐中“有声”与“无声”魔法般的互动之道，得益于他对乐谱孜孜不倦的细致研究。他在乐谱上涂涂画画，将乐音的连断、作曲的动力和节奏一一标出，这之后也会成为乐团乐手的参考。“他把所有本质性的东西都写上了，”阿巴多2013年与琉森节日乐团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的助理指挥古斯塔沃·吉梅诺如是说道，“因此在排练时他就不太需要再多做解释了。”阿巴多交流上的拘谨也由此可在他的工作技术中寻到端倪。(www.xing528.com)

的里雅斯特出版家、文学教授克劳迪奥·马格利斯曾称他的同胞克劳迪奥·阿巴多是一个“莫扎特般敏捷的人”。这肯定不是因为阿巴多于2004年创立了莫扎特乐团，倒不如说看到了一个为人克制的音乐家，虽步伐轻盈却不乏意志力和自信。阿巴多身形清癯，患病后更是如苦行僧般瘦削，不属于以往那些在指挥台上挥斥方遒的英雄类型。他的愿望和意图都是内在的，对外表现时则像被加了弱音处理似的压低了。与他人谈话时，就像个孩子一样圆睁着满怀期待的大眼睛上下打量对方。小提琴演奏家科尔加·巴列夏这样描述道：“阿巴多到老仍是少年。他总是很好奇，对新鲜事物和观念持开放态度。我相信，这是个很重要的性格特征。”

克劳迪奥·阿巴多所具备的节奏感也赋予了其工作乐器——指挥棒一种个人特色。面对指挥棒这个臆想中对音乐和乐手拥有无上指挥权的象征工具，他在上台时绝不明晃晃地握在手中，而是暗藏在袖中，待站到指挥台前，临近起首时才迅速又隐秘地抽出。他的严肃和客观性不容被任何自我表现冲淡。对这位现实主义的指挥家而言，在这一关键时刻，他的任务仅仅是为音乐服务。

有时，阿巴多也会在聚精会神和疏离之外流露出许多幽默感。这一点不仅被他的同窗祖宾·梅塔所提及，也被于1975年与他一起合作将威尔第的《假面舞会》搬上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舞台的演员、导演奥托·申克所证实。

“我们的合作有个传统，克劳迪奥总会在排练中留一个比较难的小乐段让我自己指挥，玩玩票。他费神地跟我细细讲解这个段落，手把手地传授打击技术和过渡部分的处理。我跟他在休息时练习了几天，然后他就说，鉴于我已经练习得很好了，请我指挥一下，他要在音乐厅里听听乐队的效果。当我突然出现在指挥台上时，整个乐队都呆住了。真是运气，我把过渡部分技术上发挥得相当纯熟。之后我就停下来了，因为再往后我也不会了。克劳迪奥重回指挥席，乐团还向我特别鼓掌祝贺，这些滑头乐手们还在他指挥时故意演奏错了那个乐段。我听到乐队如此表现时，就冲着克劳迪奥喊：‘克劳迪奥，别担心，等会儿休息时咱们再一起排一遍。’”

在相伴数十年的记者回忆中，作为一个内心安定、但与此同时又富有好奇心的艺术家，克劳迪奥·阿巴多年岁渐长益发坚定。在一切演奏、有时则是由交际任务引发的高压下，他都能镇定自若，唯一为之所动的只有音乐。在他盛年及病愈后那些岁月里执棒柏林爱乐乐团和琉森音乐会，并在指挥过一曲曲贝多芬、布鲁克纳或马勒的交响曲后精疲力竭时，展现出来的也只是一个有稍许疲惫但泰然自若、绝不神经过敏的艺术家形象。

克劳迪奥·阿巴多深谙谨慎之道，这足可以让人卸下心中的防备。他在音乐会后仅有寥寥几句交谈——阿巴多对访客十分关注，而不是单纯形式上的礼貌客气。他总是用他那和缓的声音和标志性的研究似的目光欢迎来自米兰、慕尼黑、柏林、维也纳或博洛尼亚的同行和朋友。罗伯托·贝尼尼、布鲁诺·甘茨等相熟的演员和艺术赞助人、企业家罗兰·贝格都算是他休息室的“盟友”。阿巴多的慷慨显得周到又真诚，赢得了来客的关注。

这个北意大利人身上公认地拥有一种近乎与生俱来的优雅，也缺少一些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东西——在阿巴多身上，找不到那些所谓的典型意大利“特色”，如丰富的手势、活泼爱沟通的性子等，就像阿尔卑斯山麓北部对“意大利人”偏好的陈词滥调一样。在其倾情沉思和演绎音乐时，一切巧言令色、亢奋偾张或自怜自艾都与这位艺术家格格不入。有些人明白，生性内向的阿巴多自孩提时就嗜书如命，他在家中文学世界里激情四射，但也不会忽视现实生活。

阿巴多的特性在某些方面与其故乡米兰很是相称。在地理和精神上远离意大利南部、闲适的罗马和热情如火的那不勒斯，富于创新的米兰作为伦巴第大区的中心，展示的则是意大利经济资本的现代职业伦理，一个时尚和设计之都，充满音乐和艺术气息，剧院、博物馆和画廊林立。出身在这里的市民音乐家庭，受到遥远的巴勒莫那位西西里外祖父治学精神的言传身教，阿巴多学习和艺术工作的生活态度和责任感则以发展成型。在这里，他开始接触社会和政治，也学会了对所有艺术门类平等相待、一视同仁。

瑞士演员布鲁诺·甘茨曾多次在阿巴多的柏林爱乐乐团主题系列中配乐诗朗诵，作为朋友之一，他对这个意大利人评价甚高：“在我看来，克劳迪奥就是意大利绅士的化身；但他身上某些特质，譬如内敛、自尊而不自亢，在意大利也不多见。至于为人保持严谨清醒，那就不必说了。”

克劳迪奥·阿巴多从来不曾被冠以“首领”的称谓，也不倾慕成为言论领袖。可能会令人吃惊的是，凡是大型歌剧院或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必被人认为有某种程度的指手画脚、权力操控和自我为中心的习气。而阿巴多的艺术决断则是借助坚忍不拔的执行力达成，举止率直却不免沉默内敛。因此他在音乐会结束后不喜站在中央接受欢呼喝彩，正如柏林爱乐乐团双簧管独奏家阿尔布莱希特·迈耶回忆的那样：“阿巴多从不将掌声归于自身。他只是看起来有些抗拒地、在听众面前猛地鞠个躬——因为他更情愿把掌声让给他的乐手们。”

当年那个躲进音乐和书籍的瘦弱男孩已经养成了内敛和疏离的性格习惯，并保持了终生。这个年轻的音乐家、乐队指挥一开始还必须与音乐演绎中血脉偾张和心醉神迷的感觉作斗争。提到这一点，还必须引用当时一位米兰乐评家对他的记录：“真的，现在我已经能更开放地接受情感投入了。”观察者那时还补充道：“阿巴多对音乐的态度从来都不是凭直觉，而是凭逻辑，本质上说是靠归纳逻辑决定的。”那时的阿巴多处理音乐瞬间的冲动时还略显羞涩，但在其盛年及晚年时期就已经侧重于转化成音乐自身的传播力了。阿巴多对工作冲突的厌恶并不偶然。一位对他持相当批评意见的伦敦观察者、乐评家诺曼·莱布雷希特认为，“无论在音乐还是个人方面”，阿巴多都“甘愿凌驾于物质束缚之上，高居知识分子脾气的云端”，这一点倒让人想起了他的榜样威廉·富特文格勒。

“他完全生活在音乐中，为它奔波，为它奋斗；音乐就是他的灵感、他的良知。日常现实他并不关心，索性丢给具体干事的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院长克劳斯·赫尔穆特·德雷斯曾这样描述他的音乐总监克劳迪奥·阿巴多。在某些情况下，阿巴多的态度显得犹豫不决。他并不是个“心理学家”，譬如他会“当下就信誓旦旦，但他其实并不希望听者那么较真地让他履行诺言”。结论就是：“他的天真就是他的魅力所在”。

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阿巴多谨慎待人的特点仍是十分醒目的。2012年8月19日，皮埃尔·布列兹和克劳迪奥·阿巴多这两位天才音乐家在琉森接受了瑞士文化记者彼得·哈格曼和本书作者的联合采访——琉森音乐节打算将访谈内容整理成书庆祝布列兹和阿巴多领导下的琉森节日乐团和琉森节日学院创办10周年，并骄傲地对这两个机构冠以“琉森之光”的名号。阿巴多根深蒂固的自省态度从一开始就显露无遗。在他看来，重点并不是“他的”琉森节日乐团，而是“皮埃尔·布列兹及其学院所创造的光辉业绩，那才是音乐节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为音乐节输送了大批年轻音乐家。这至关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年轻人在这里可以一起演奏音乐”。克劳迪奥·阿巴多将之后谈话的主体留给了87岁高龄、能言善辩的皮埃尔·布列兹，对其独到见解发出毫不掩饰的欣赏——当然，他也并不避言他的琉森节日乐团的优势和能力。阿巴多提到了他一手创建的众多青年乐团，还突如其来地想到了威廉·富特文格勒，回忆起他在米兰的青年时代以及拜当时初识的富特文格勒所赐，在听觉提升层面对音乐创作过程内外感知的一种新印象：“我现在还对斯卡拉歌剧院排练时的那种非凡的张力记忆犹新。就算在战壕里，那种难以置信的张力仍然存在。”

阿巴多在他那本儿童音乐书籍《充满声音的房子》中写道，他经常被问及“应该怎么听音乐”，他告诉年轻的读者们，这个问题总是让他感到不知所措，因为对他而言，虽然“听音乐是很自然的，但讲些什么出来就很难了”。而且他深信，“我们每个人都能从音乐中发现带有浓重个人色彩的与众不同之处，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经历或感觉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