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遇见一种理念。
——亚历桑德拉·阿巴多
自1986年辞别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后，阿巴多的艺术之路就与意大利渐行渐远。但他在柏林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时期还曾返意指挥过客座演出，他的祖国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斯卡拉这个“故居”再次欢迎他的演出。有关他的学术研究也在时时关注着他，譬如罗马第一大学的文化学者玛丽亚·维托里亚·阿帕亚就曾于2014年以阿巴多的文化自律和其在意大利开展的社会活动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
无论在柏林还是维也纳，阿巴多都没有淡化他与意大利的联系。当然了，自他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令人失望的分别后，他也刻意避开与意大利歌剧院和交响乐团的往来，取而代之转向其女亚历桑德拉从事文化政治和机构管理的意大利北部城市费拉拉，并在那儿创立了一个可以自主做音乐的个人平台。自90年代早期起，他就与欧洲室内乐团合作，在费拉拉——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内这座临波河而建的中世纪文化和大学城的社区剧院里进行演出。阿巴多在这里指挥了罗西尼的《兰斯之旅》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之后又陆续指挥马勒室内乐团和欧洲室内乐团上演了莫扎特的三部达庞蒂歌剧，即《费加罗的婚礼》《唐乔瓦尼》和《女人心》，以及之后的威尔第的《法尔斯塔夫》。拜阿巴多所赐，费拉拉在艺术上获得了复兴，并在其逝世后不久就决定，将1978年成立的社区剧院更名为“克劳迪奥·阿巴多剧院”。
2004年，阿巴多在博洛尼亚成功创建了一个新的、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交响乐团。“莫扎特乐团”这个名称旨在纪念2006年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乐团演出是历史悠久的博洛尼亚爱乐学院的一个本土特色项目，而博洛尼亚也曾是14岁的莫扎特演出过的地方。长久以来，阿巴多一直通过他与意大利艺术家和文化创业者或对文化感兴趣的经济和政界人士的关系寻找资助音乐及他自己项目的新道路。新乐团由博洛尼亚储蓄基金会负责，储蓄银行行长兼任乐团董事。
博洛尼亚莫扎特乐团与阿巴多之前建立的其他青年乐团不同，其创建者们更想建立一个小规模的琉森节日乐团，按阿巴多的愿望，他们计划邀请全欧洲有才华的青年音乐家与大型交响乐团有经验的演奏家一起在当地或旅行演出中合作。
与这个扩大版的室内交响乐团一起，阿巴多奉献了许多莫扎特作品的经典演出，其中部分直接以现场录音方式发行，譬如几部莫扎特的大型交响曲、与朱里亚诺·卡米诺拉合作的小提琴第五协奏曲、小号协奏曲及阿巴多逝世前几个月与钢琴家玛尔塔·阿格里奇在琉森合作的两首钢琴协奏曲KV503和KV466。录音完美地记录了阿巴多的晚年风格：音乐在沉思中流淌，器乐旋律强弱分明又极澄澈，近似于历史上的演出实践。重新审视下，阿巴多指挥棒下的莫扎特仿佛是那位写出《圣母悼歌》的那不勒斯的巴洛克大师乔瓦尼·巴蒂斯塔·佩尔戈莱西一般独一无二的作曲家。
在演奏了罗伯特·舒曼的第二交响曲、弗朗茨·舒伯特伟大的C大调交响曲及与小提琴独奏家伊莎贝拉·浮士德合作了贝多芬和阿尔班·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后，克劳迪奥·阿巴多麾下的莫扎特乐团已是公认可比肩那些传统大型乐团的高水平团体了。伊莎贝拉·浮士德将其与这位指挥家及莫扎特乐团的合作视为一次难得的艺术经历：“与克劳迪奥·阿巴多合作真是无上的荣光，是一把通往音乐魔法真正的钥匙。”这位演奏家写道，阿巴多在排练前邀她赴博洛尼亚，“以便一起过遍总谱”。她还仔细观察了他的工作方式：“我站在他身边，手握弓弦，研究每个细节。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他细细揣摩每个小的重音、停顿和线条。”据她说，阿巴多对乐曲的准备时间长达数月，“即使他以往已指挥过数千次了。这些曲子听起来可能是浪漫的，或许早就陈腐乏味了，但他总有特别的一套办法能让它又燃起火花”。
而与马勒室内乐团在意大利的合作中，阿巴多则选择将两部全本歌剧搬上舞台。2005年，由其子丹尼尔导演的莫扎特的《魔笛》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上演，随即又在巴登–巴登和爱丁堡举行了巡演；2008年，由年轻的电影导演克里斯·克劳斯执导的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和费拉拉上演，之后又在巴登—巴登和马德里演出。
博洛尼亚莫扎特乐团成为克劳迪奥·阿巴多晚年在琉森节日乐团之外的第二个音乐故土——一个不仅在艺术上非常特别的乐团。较之琉森，阿巴多将音乐具体植根于社会的愿望在博洛尼亚获得了更热烈的反响。因为莫扎特乐团自身也积极投身社会工作，发起了名为“塔米诺”和“帕帕盖诺”的两项长期项目，以期通过音乐治疗对抗意大利文化的分崩离析。“塔米诺”项目旨在乐团音乐家的协作下，对博洛尼亚医院的儿童及其家属进行音乐抚慰，让他们参与音乐互动。“帕帕盖诺”项目内容涉及乐团和音乐会，自2005年起为监狱犯人演奏音乐，向他们做音乐演讲并展开交流。
就此，博洛尼亚莫扎特乐团与之后的“克劳迪奥·阿巴多基金会”及由亚历桑德拉·阿巴多领导的“莫扎特14协会”一样，成为音乐教育工作的实践典范，并在阿巴多身后继续运转。亚历桑德拉·阿巴多直到今天始终坚信这份信念源自其父克劳迪奥·阿巴多的力量：“罗伯特·萨维亚诺曾说，遇见克劳迪奥·阿巴多就是遇见一种理念。如果此言不虚，那么也该相信，这种理念不灭，会在他人的期待中经受岁月流逝，不断充盈新的生命。”
在意大利从事莫扎特乐团的文化目标和音乐事务是这位指挥家晚年除琉森内容外的主要工作。他们搞了很多颇有个性的项目，譬如某一天，阿巴多和莫扎特乐团及知名演员罗伯托·贝尼尼竟现身一家博洛尼亚的体育场，打算在那里上演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童话《彼得与狼》，由贝尼尼担任朗诵；还有一次，阿巴多邀请了数百名儿童到其埃克托·柏辽兹《感恩赞》演出现场，并在舞台上观看；他还在80岁生日前率乐团赴法兰克福、巴登–巴登和慕尼黑举行了长达半年的巡回演出，而且曲目全都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
2012年10月7日对阿巴多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他率莫扎特乐团再次来到阔别三年有余的阿布罗佐大区拉奎拉市。此地曾在2009年大地震中毁于一旦，而阿巴多在灾难后几周内就在当地的一个多功能厅内举办音乐会，指挥上演了舒伯特的第四交响曲“悲剧”和莫扎特的g小调交响曲。如今，他在一座全新的、临时饰以木饰的音乐会礼堂内，在约250名听众面前为这座由建筑师朋友伦佐·皮亚诺应他邀请设计的礼堂举行了开幕音乐会，并演奏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时任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专程从罗马赶到这个偏远的省会出席音乐会，音乐会全程进行了电视直播。很明显，这也证明了受这个国家财政削减威胁的文化能够与政治找到一条更好的结合之道。
自阿巴多在1986年迫于无效的官僚主义和时时准备罢工的工会压力，在失望和恼怒下离开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以来，剧院多年来一定期待着这位曾任职良久的音乐总监的回归。但此后阿巴多只在故乡举办过两次客座演出，即1989年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1993年与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与此同时，他曾多次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都灵、佛罗伦萨、费拉拉和罗马演出。阿巴多曾屡次许诺要重返米兰，与斯卡拉爱乐乐团合作，而直到2010年6月，他的计划才因一笔不同寻常的酬劳而看似可以成行：他指挥上演马勒的《复活交响曲》，出场费则是在他这个被空气污染所困的故乡种下九万棵树，这真是对这位心系大自然的艺术家的绝好礼物。但事实证明，这个成本高昂的项目实际上是不可行的。阿巴多结交已久的建筑师伦佐·皮亚诺退而求其次又制定了一个为内城栽种三千棵树的方案，但这一计划和其他的提议也都没有落地。指挥家于是因病谢绝了相关的两场音乐会。(www.xing528.com)
直到两年后的2012年10月30日，阔别26年之久的克劳迪奥·阿巴多又站在了米兰斯卡拉爱乐乐团的指挥席上，这也是他30年前仿照维也纳爱乐乐团缔造的团体。时任斯卡拉歌剧院经理斯蒂芬尼·利斯奈尔为这场音乐会进行了持续数年的不懈努力，而阿巴多也为这份冒险回报了一次不同寻常的音乐会：在演奏古斯塔夫·马勒的第六交响曲“悲剧”时，他引入博洛尼亚莫扎特乐团，使斯卡拉爱乐乐团的演奏员达到150人左右。自青年时就与阿巴多交好的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此时担任斯卡拉的音乐总监，他为音乐会开场演奏了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米兰的听众享受了情感迸发的一夜：歌剧院礼堂内落座的有阿巴多年轻的指挥家同仁，譬如埃萨-佩卡·萨洛宁和里卡多·夏伊，他支持多年的、在米兰斯卡拉的前助手丹尼尔·哈丁和委内瑞拉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以及莫扎特乐团首席客座指挥迭戈·马瑟斯。斯卡拉爱乐乐团向阿巴多赠送了一座由雕塑家阿纳尔多·波莫多罗创作的雕像，标志着米兰音乐界和意大利媒体为这位即将年届八旬、业已出神入化的指挥家送上了一份由鲜花、欢呼声和掌声组成的敬重、赞赏和荣耀。“从第一眼就知道，这个夜晚无与伦比”，《意大利晚邮报》对阿巴多的回归这样总结道，“阿巴多和巴伦博伊姆在舞台上并肩称王，在同一场音乐会里如此神奇地交融统一，真可以载入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史册。”
而阿巴多自己则在这些日子里想到了他的出身和他在维也纳、伦敦和柏林等音乐大都市任乐团总监的生活经历。这位沉默寡言的艺术家在一次报纸采访中对这段回忆畅所欲言：“在这里，我周身充斥着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呵！就好似这些年在另一个世界似的。”与此同时，他也承受了一个家庭噩耗，姐姐露西安娜·佩斯塔洛扎在音乐会前数日刚刚过世。她不仅与他保持密切联系，还一起借历经数年的系列音乐会——“我们时代的音乐”和“米兰音乐”为当代音乐在意大利的发展传播铺平了道路。
逝世前三年，露西安娜·佩斯塔洛扎在一次报纸采访中讲述了她与克劳迪奥在“阿巴多音乐之家”的青少年时光，弟弟社会责任心的萌芽仍历历在目：“这份责任感来自我们的父母。母亲在我们居住的米兰社区深受爱戴，她会为印度和南美的儿童募集衣物，父亲则承担了打包邮寄的工作。”她高度评价了其弟为米兰募集九万棵树的想法，认为这一定会让城市更加绿树成荫、健康宜居。
回顾意大利及其文化财富，不仅带给阿巴多无限热忱，也使他产生了思考和疑问：作为曾任伦敦、维也纳和柏林大型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指挥家，虽然他更亲近意大利的艺术和文化，期间也在博洛尼亚安家并于2009年获颁该市荣誉市民，但意大利文化政策的缺位和音乐文化方面的损失令他受伤颇深。他总在力所能及处给予批判性的鼓励，譬如2009年3月在那不勒斯，他曾在圣卡洛剧院指挥莫扎特乐团专为作家和黑手党批评家罗伯特·萨维亚诺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并在谈话中肯定地表示，“因为他写了《格莫拉》一书，证明终于有人有勇气吐露真相，我对这份勇气深表钦佩”。2012年，阿巴多还在瑞士一家日报采访中流露出对意大利的失望之情，这个国家“虽是文化大国，但非常混乱无度。这当然与其历史有关，因为这个共和国非常年轻，只有150年的历史，各地区治理差异相当巨大”。阿巴多深知意大利文化的问题就在于“愚昧和无知，这在政府中也同样存在。我们的一些部长既不知文化为何物，也不甚明了学校存在的意义。”他还对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之流的政客进行了批评，指责他们贪图经济利益而一味容忍对意大利文化的摧残破坏。
在意大利之外，阿巴多还经历了如何应对一切无知，那就是借由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系统教育的力量。他“十分赞赏荷塞·安东尼奥·阿布吕尔及其在委内瑞拉创建的‘音乐救助体系’，这是一个为全委内瑞拉30万少年儿童提供音乐学校和乐团的网络”。在这个榜样鼓舞下，意大利也出现了效仿者，阿巴多对此十分乐于伸出援手：“有些地区步子已经迈得很大了，但有些还需要时间。首要的是南部地区，那里处境困难却正是最关键的地方。青少年们需要有个前景。”
阿巴多之前很久就表露过对这一“过去数十年中最伟大的、富有革命性的理念”和他自己对青少年音乐教育的想法。位于托斯卡纳地区佛罗伦萨附近的菲耶索莱音乐学校曾邀请了荷塞·安东尼奥·阿布吕尔到访，这位委内瑞拉音乐家将成百上千青少年“从贫困和街头暴力中拯救出来，过上手持乐器而非枪支的日子”，而且“当他们在乐团演奏时，尽可以放飞心灵，不受任何时间或工会条款的约束限制”。阿巴多坚持他的想法，认为应在意大利的每个地区发展一个拥有委内瑞拉 “音乐救助体系”的城市。
“音乐救助体系”指的是针对委内瑞拉音乐学校和青年乐团的一项颇具创造性的音乐和社会政治项目“系统”，由音乐家、教育家荷塞·安东尼奥·阿布吕尔于1975年创立，并由此发展成立了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乐团，这一创举获得了举世瞩目和赞赏。深受克劳迪奥·阿巴多和西蒙·拉特关怀的年轻小提琴家、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就是这一音乐教育体系的受益者。即使是阿巴多这位数十年如一日扶持音乐后辈、创建许多青年乐团的先驱，也感到必须学习阿布吕尔的创举。1999年，阿巴多借率古斯塔夫·马勒青年交响乐团赴美国和南美巡演之际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当他深入了解了 “音乐救助体系”的音乐工作情况后，他就如后来的西蒙·拉特和祖宾·梅塔一般希望立即与这个体系的创始人阿布吕尔进行合作。2004年冬，阿巴多再次访问加拉加斯，这次他带来了首屈一指的马勒室内乐团。从此他开始定期访问拉丁美洲。
阿巴多每年总是在冬季在委内瑞拉举行旅行演出并与当地青年音乐家合作，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的一片师者仁心，同时也可视作因健康原因对欧洲寒冷冬天的“逃离”。在拉美的事业成了他晚年又一项艺术使命，但此外也是他迄今为止事业生涯的延续——他乐于看到他70年代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音乐政治实践在那里以另一种形式发展，就像他与路易吉·诺诺和毛里奇奥·波利尼所追求的那个古典音乐民主化的目标一样。同时，对委内瑞拉青年音乐人才的关注也延续了他一贯热心致力青年乐团发展的行为。
在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乐团小提琴部有一个天分奇高的委内瑞拉少年，颇受阿巴多关注。这个名叫迭戈·马瑟斯的年轻人成为他在加拉加斯的助理指挥，随即又担任了博洛尼亚莫扎特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马瑟斯在一篇随笔中忆及阿巴多与“音乐救助体系”的合作，回想起阿巴多认真细致地与年轻的乐手们一起进行音乐会排练，为莫扎特、贝多芬和马勒的交响曲、柴科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勃拉姆斯和舒曼的独奏协奏曲及阿尔班·贝尔格的“璐璐”组曲做准备。阿巴多每次指挥瓦格纳的《唐豪瑟》序曲和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时，都有大约450名“体系”内的音乐家在舞台上。
“每个与他合作的乐曲，”迭戈·马瑟斯回忆道，“都是一次真正的音乐节……排练中阿巴多首要强调的就是，乐手要学会互相倾听。‘互相倾听，倾听彼此’，这是他反复重申的呼吁。”阿巴多也传递了他对于室内乐和交响乐诞生的根本信念。在这个加拉加斯乐团里，丝毫没有官僚主义的障碍，有的只是巨大的弹性和共同的信念——“实现艺术上的至善至美”。
正如迭戈·马瑟斯写道的那样，克劳迪奥·阿巴多和荷塞·安东尼奥·阿布吕尔乐于一起讨论，“他们一起飞往属于他们的雄心勃勃，几乎可以说是乌托邦的美梦之中，在创造的海洋中徜徉”。他们最希望引导所有的拉美青少年心向音乐，就像阿布吕尔那句名言一样：“音乐当以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为己任。”阿巴多和阿布吕尔“甚至梦想着创建一个大型的国际青年乐团，将所有已实现的重要经验传播到地球上每一个偏远角落。他们的希冀是在全世界实现‘音乐救助体系’”。
虽然有繁重的欧洲音乐会和国际巡演任务，但他仍坚持率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乐团举行旅行演出，譬如2007年就举行了拉美巡演。同年，他还在哈瓦那举行了音乐会，他曾率马勒室内乐团于2004/2005冬乐季造访此地，并获得了古巴国家文化勋章。2006年，他邀请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乐团参加在意大利的音乐会巡演；2010年，他又将这支乐团及多位指挥带到了琉森音乐节：他亲自指挥了阿尔班·贝尔格的“璐璐”组曲和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此时已是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乐团首席指挥的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也指挥了一场音乐会。就连当时年仅26岁的迭戈·马瑟斯也登台指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
时间流逝，阿巴多在意大利的音乐会上指挥了越来越多的乐团。阿巴多天性内敛，意大利人对“他们伟大的”指挥家的欢呼喝彩和爱国自豪感可能对他也是一种激励。其中堪称范例的音乐会有2001年率柏林爱乐乐团在罗马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贝多芬音乐节，曲目涵盖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和四首钢琴协奏曲；2005年，他的意大利同胞们则目睹他率琉森节日乐团再度在罗马举办多场音乐会，上演布鲁克纳和马勒的第七交响曲。在其晚年，阿巴多更是多次率“他自己的”乐团，如莫扎特乐团、欧洲室内乐团及马勒室内乐团等，走遍了意大利大大小小的音乐城市。克劳迪奥·阿巴多对音乐的兴致和好奇都随着他所创建的乐团更替而时听时新，而这些乐团的音乐火焰似乎也可以无拘无束地熊熊燃烧——唯一的限制条件就是阿巴多的身体状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