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奥·阿巴多：领舞柏林爱乐乐团(1998-2002)

然而我们却被命运注定/无处栖身。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1998年2月13日，周五，克劳迪奥·阿巴多以一份简练的声明给公众扔下了一颗炸弹。彼时他正排练稍后将在菩提树下大道的柏林国家歌剧院首演的朱塞佩·威尔第《法尔斯塔夫》，在排练间隙与媒体的谈话中，他几乎捎带似的表示，不打算在2002年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合同到期后续签了。而究竟出于何种艺术或私人原因，他并没有说明。这给乐团带来了两种结果：团员可以继续与他共事四年，并从容地寻找继任者；同时，团员和公众也有足够的时间对他这一意料之外的生硬决定展开猜测。

此时阿巴多与柏林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合同期限还剩三分之一，日程上还有大批音乐会和巡演安排。1998年，赴欧洲、美国及日本的音乐会巡演已经敲定，下个乐季的中心正是主题系列“爱与死的神话”，而阿巴多要在此次活动中首次指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此时，柏林爱乐乐团刚刚向公众推出了以“我在哪儿都是个陌生人”为口号的“流浪者”系列——难道这也是阿巴多心生离别之念的座右铭？

阿巴多拒绝续约似乎与他作为指挥家应体现的艺术和身体活力相矛盾。他在2000年夏查出罹患癌症，不得不接受多次手术并在撒丁岛休养了三个月，但这些变故还为时尚早。他的放弃声明起效了，不仅巩固了阿巴多在乐团前所未有的声望，也在公众中强化了他个人的独立性。这个指挥家在世人面前表现出对个人自主性的认知，这就迥异于前任卡拉扬，他不会去期望总监职位“终身制”和权力滥用。

但公众和音乐节还是有很多疑问：阿巴多此时刚65岁，不续约是因为他觉得与乐团的关系生出嫌隙？柏林爱乐乐团方面是否对他丧失了信任，才导致他走出这一步？在柏林度过的时光里，他所获得的艺术灵感和成就比起预期是否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艺术总监肩负的计划压力与他自己的生活计划和自主需求相悖，是否让他感到太过压抑？

阿巴多自己并不想将不予续约的真实理由公之于众，只是以其略显距离的态度表示，要给私人生活留出更多时间。这位指挥家中有名的沉默寡言者所说的听起来简直有些反讽——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漫步、驾帆和滑雪。与之相对的，外界猜测看起来似乎是可信的，即他受这个意见强硬、态度自负实则损耗精力的乐团的职务所累，不得不面对许多本不想应对的与团员间形形色色的交流问题。

关于乐团成员和他们已任职七年的首席指挥间的意见分歧、甚至是反目的谣言在媒体那里部分被放大了，而团员和阿巴多对此不知所措。1997年12月，《法兰克福汇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这恼人的七年》的文章，描绘了阿巴多排练舒伯特歌剧《费拉布拉斯》的现场气氛，可以说是阿巴多与乐团间嫌隙蔓生：“排练拖拖拉拉，空气很是凝重。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歌唱演员开始做起了鬼脸……第二小提琴组中的一位突然站起，指责小号‘太吵了’。”

而内部的责任和利益差不多已成常规问题，这主要与乐团迄今两面性的法律形式相关：柏林爱乐举办演唱会和旅行演出的费用由柏林市承担，而乐团的官方名称“柏林市爱乐乐团”也标注了其为柏林市政府的下属市政机构；但其日常业务则有自己单独的法人机构，即私营的“柏林爱乐民法公司”，签约录制或电视转播以及所获收入都由乐团自己管理。由此产生利益冲突、财政和艺术争执也在所难免。这一纷争在卡拉扬时代后期就已公开激化，并被严苛的媒体公开斥责，譬如克劳斯·恩巴赫就于1991年发表了《支票奏鸣曲：古典音乐的百万游戏》一书。而对柏林爱乐乐团两面派做法日渐感到惊讶的阿巴多，很可能感觉自己成了这场摩擦中某种形式的替罪羊。直到2000年秋，也就是西蒙·拉特已经被选举为阿巴多继任时，乐团结构才通过成立了新的“柏林爱乐基金会”而得以纠正。

除此之外，阿巴多在柏林时还得忍受乐团内部的矛盾。在1996年秋的主题系列开始前，刚刚在多个欧洲音乐城市取得了巡演佳绩的乐团面临一项人事决定，要聘任一位乐团常务总经理。这一职位要求颇高，且与乐团和首席指挥利益息息相关，但自瑞士人乌尔里希·迈耶–肖尔科普夫离任后已空缺数月。最终，德国交响乐团现任经理、社会学家埃尔玛·温加滕被任命为新一任经理。起初，他对乐团、主题系列的组织及必要的合作工作运转得还是高效流畅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对阿巴多的信任关系却日渐冷淡，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不相两立的问题自然也就悬而未决。2000年年中罹患重病并经历了一次癌症手术、极其虚弱的阿巴多在回归后就请辞去，体面地告别了温加藤。

阿巴多的去职声明与其后来跟温加藤分道扬镳并无关系。温加藤还抵制了柏林爱乐乐团一场古怪并配有争论、但被阿巴多所容忍的跨界演出安排，即与德国“蝎子”摇滚乐队在汉诺威展览会上合作一场音乐会——事实证明虽然策划颇出风头，但音乐效果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但阿巴多的去职声明终归引发了柏林爱乐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即使大获成功的旅行演出中也担忧艺术的一致性问题。1999年5月，乐团举行了一次大型环德巡演，10月又从波恩出发，作为文化大使赴莫斯科、伦敦、巴黎及华盛顿等二战中四个战胜国的首都举行巡演，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是这次名为“德国民主50年”巡演的倡导者。阿巴多在音乐会中指挥了沃尔夫冈·里姆的交响乐作品《双重深度》、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及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在美国举行的六场音乐会中三场设在纽约，阿巴多指挥了布鲁克纳和马勒的第九交响曲。

在他告别柏林的音乐会上，阿巴多以独特的节目选择让公众和乐团最后一次大吃一惊。1966年柏林爱乐乐团首次邀请时年33岁的这位来自米兰的指挥家一展风采，并聘为客座指挥。1989年10月初，又委以艺术总监这一殊荣。乐团董事彼得·里格尔鲍尔在阿巴多2002年离别后还再一次表达了乐团乐手对他的敬重：他们称赞他为“一位真正的大师，一个深爱音乐的指挥家，受激情驱动终身服务音乐、探索音乐的深层本质，也因此极度厌恶过分突出个人的行为”。阿巴多作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告别音乐会自2002年4月24至26日连演三场，节目选择也与他的文化世界观相称，如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古斯塔夫·马勒、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艺术涉及面之广泛与其个人见解相得益彰。在音乐会的第二部分，阿巴多再次震撼了听众。了解这位指挥家不擅交际和表达的人肯定吓了一跳，因为看起来一直被重病所困的阿巴多，竟通过音乐语言吐露了他的艺术理解、美学和道德信念。(www.xing528.com)

音乐会以荷尔德林的诗句开场：“然而我们却被命运注定/无处栖身……”当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和许佩里翁的《命运之歌》这部合唱团和乐队的声乐作品响起时，阿巴多早就已被深深感动。“一位希腊隐士”，荷尔德林为此诗取的标题让阿巴多对这位前辈的生活体验感同身受。荷尔德林是威尼斯作曲家路易吉·诺诺晚年作品的诗学来源，也是阿巴多自与诺诺合作以来最钟爱的德国诗人。阿巴多曾在谈话中这样说，“路易吉·诺诺有一次问我，最喜欢《普罗米修斯》的哪一部分。我只说了一个词：荷尔德林。这位诗人是我的一个重大发现，因为我之前对他知之甚少。之后我把能找到关于他的资料和他所创作的诗歌全部读了。”在告别音乐会上指挥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也算是为阿巴多对荷尔德林的崇敬盖章认证了。

接下来的五首古斯塔夫·马勒根据弗里德里希·吕克特诗作所作的套曲则展示了克劳迪奥·阿巴多的诗意世界观和马勒对其巨大的吸引力。马勒是他心目中由晚期浪漫主义向20世纪现代音乐过渡的最后一位大师，表现了不断追寻那早已被遗弃的美。《午夜》中对理想的梦幻体验和《我呼吸菩提树的馥郁芳香》中的亲近自然陷入一种内心的分裂，而《我告别了尘世》又引诱听众探寻那份孤寂。套曲的第二首《如果你爱美人》则对19世纪末现实世界的虚幻价值提出了深切的质疑：诗中主角唱道，“假如你爱美人……假如你爱青春……假如你爱珠宝……”。伴随着音乐逐渐振奋，诗人在最后一节呼喊出：“假如你渴望爱情……哦，请来爱我！永远爱我，如同我永远爱你！”这首谱于1901年的歌曲是马勒唯一一首纯纯的“情歌”，准备献给他当时还在苦苦追求的阿尔玛·辛德勒。

西蒙·拉特（左）与克劳迪奥·阿巴多（右）在维也纳（2002年5月13日）

阿巴多的柏林告别音乐会中还探寻了人性的深不可测。在勃拉姆斯和马勒的音乐之后，舞台布景换成了电影院–音乐会礼堂的形式，演出席上悬升起一块巨大的银幕，在音乐厅其他位置看来似乎是等待一场不同寻常的终章。阿巴多指挥了在西欧知者甚少的，由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为格里高利·柯静采夫的莎士比亚电影《李尔王》所作的配乐。阿巴多之前对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一直甚少关注，他和路易吉·诺诺也一直认为他缺少与时代相符的现代性，但现在却突然投身他晚年的电影音乐作品中。阿巴多大概也想起朱塞佩·威尔第毕生都想创作一部《李尔王》歌剧，但可惜并没有实现。肖斯塔科维奇在1941年就已为柯静采夫的列宁格勒版《李尔王》戏剧谱过曲，但直到1970年才为其后表现主义风格浓郁的同名黑白影片配乐。此次音乐会上，两版《李尔王》配乐都上演了。

维也纳告别音乐会后的凯旋（2002年5月13日）

在此次告别音乐会上，阿巴多把柏林爱乐所有的音乐会惯例都抛诸脑后，在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李尔王》音乐时将柯静采夫那部恶魔般的电影画面在多块银幕上放映，同时显示的还有克劳斯–彼得·格罗斯缩略过的文本，并播放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部分俄文译文。肖斯塔科维奇详细规定了他莎士比亚乐谱中的音乐重点和作为配乐的交响乐特点——这也是阿巴多所关注的，并强调指出“作曲家可没义务充当音乐的插画家”。这首为管弦乐队和合唱团所作的怪诞的乐诗，其歌曲和激进的节奏中充斥着老国王和臣民的悲剧及莎士比亚戏剧中人性的灾难，阿巴多和柏林爱乐乐团将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的控诉和荒芜以一种先古的冲击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无可比拟。

这真是指挥家“超越交响乐”的告别呀！阿巴多的告别音乐会中，他的艺术和现实生活主题比比皆是，譬如他对文学、戏剧和电影的热爱，对俄罗斯音乐的偏好，对神话和历史的兴趣等等。这是一个没有自我肯定姿态的音乐家，一个在灵魂间漫游的大使的告别终章。

告别音乐会收获了大批对克劳迪奥·阿巴多的音乐和文化工作的赞扬。几日后，他又获得了政界的社会认可，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邀请阿巴多、柏林爱乐乐团及部分工作人员和朋友赴总统府，为其颁发德意志联邦功勋十字勋章。乐团圆号演奏家兼主持人克劳斯·瓦伦多夫在致辞中概括了这位年近70的指挥家的特点：“亲爱的克劳迪奥，你从不追慕盛名，但盛名自不负你。”

在柏林的终章还有许多未竟的余波：阿巴多和柏林爱乐乐团启程赴意大利和维也纳巡演。5月1日，他们在阿巴多母系先祖的故乡巴勒莫举行欧洲音乐会，阿巴多指挥了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德沃夏克的作品，并加演了威尔第歌剧《西西里晚祷》序曲。在接下来的那不勒斯、佛罗伦萨、费拉拉、布雷西亚和都灵的音乐会中，轮番上演了马勒第七交响曲、勋伯格的交响诗《佩利阿斯与梅丽桑德》以及马勒的《吕克特歌曲》。

5月12日和13日，在维也纳音乐协会大厅举办的两场音乐会是阿巴多以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身份指挥的最后两场演出，也算是乐团的“阿巴多时代”的收官之作。他指挥演出了个人非常喜爱的表现主义音乐童话，勋伯格的交响诗《佩利阿斯与梅丽桑德》、马勒的《吕克特歌曲》和第七交响曲。马勒交响曲结束后，维也纳的音乐朋友为这位在维也纳求学时就与马勒和勋伯格深深结缘、30年后又重返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的指挥家送上了史无前例的欢呼：数千束玫瑰花掷向舞台形成花海。当柏林爱乐乐团已谢幕良久时，维也纳的观众仍在为音乐家和指挥鼓掌欢呼，阿巴多虽过去引发争议，但此时却给维也纳无限感动。他最后只能挤出一条道路，但还是频频致谢，接受合影和拥抱。

但阿巴多自己的演出季远没有结束。就在同月，他在巴黎指挥欧洲室内乐团演出并庆祝了该团成立20周年。之后又赴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与导演彼得·斯坦合作了威尔第的歌剧《西蒙·博格涅拉》。之后便是率古斯塔夫·马勒青年交响乐团进行巡演，举办音乐会及两场《帕西法尔》演出——一场在爱丁堡，上演了彼得·斯坦导演的全景版；另一场则是琉森音乐节上的纯音乐版。

克劳迪奥·阿巴多在柏林的最后几年是在病痛、自由选曲和提早宣布告别中度过的。他的声望由此提高，乐团的演奏也更具艺术性。尽管与乐团存在种种误解和分歧，并可能最终导致了他的去职，但柏林爱乐乐团的“阿巴多时代”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