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多：童年培养与音乐天赋

“我是个太过幸运的孩子，

因为我生在音乐之中。”

——克劳迪奥·阿巴多

得益于其幸运的艺术天赋，克劳迪奥·阿巴多从小就预示着会有一个富有希望的艺术人生。他的双亲都是音乐家，兄弟姐妹也都继承衣钵，从小生长在这个到处都是音乐的家庭里，在嬉戏中理解音乐“语言”、破解和领悟音乐奥秘自然就简单多了。

终其一生，克劳迪奥·阿巴多都保留着那颗赤子之心。1986年，他出版了一本写给孩子的意大利文音乐书——《充满声音的房子》。保罗·卡多尼为此书插画，阿巴多在简短的插图说明中，回忆了米兰那个从小长大的家、早年与室内乐的结缘、合奏的经历和第一次探访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印象。此外，他还极其不经意地向年轻的读者们提起，音乐是门十分严肃的艺术，并且解释了声音和旋律如何产生，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如何握持以及交响乐团和指挥如何分工作业等孩子们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他进一步描绘了歌剧和交响乐可以带给听众什么享受。他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所有音乐都应该与生活紧密相连，保持“真实”。“如果读者们未来有意于从事音乐或欣赏音乐，我想给他们一个建议：时时刻刻都要把音乐与你眼前的现实紧密关联起来，因为任何一种音乐都是你所处时代的回声和写照。”

克劳迪奥（前左）与母亲（前排中）及兄弟姐妹（马塞洛，后左；露西安娜，后右；加布里尔，前右）

克劳迪奥·阿巴多毕生的音乐实践印证了用罗伯特·舒曼在其著作《音乐之家和生活规则》中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学无止境”。他于1933年6月26日生于米兰的一个中产家庭，在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家中浓厚的音乐、艺术和科学氛围对孩子们的一生影响至深。大八岁的长兄马塞洛成为钢琴家，后任米兰朱塞佩·威尔第音乐学院院长；姐姐露西安娜会拉小提琴，在米兰里科尔迪音乐出版社工作，并创办了米兰音乐节；弟弟加布里尔则是位建筑家。

克劳迪奥与姐姐露西安娜

阿巴多之父、米凯朗琪罗·阿巴多于1900年生于皮埃蒙特省小城阿尔巴，是位小提琴家。他任教于米兰音乐学院，后来组建了一个室内乐团，而参与乐团演奏曾是儿时阿巴多的梦想。孩提时的一天，他偷偷躲在门后，透过门缝聆听观察父亲演奏了一曲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小提琴独奏乐曲“恰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语言肯定很难，但极其美妙。我静静地听了好长时间，小心翼翼地别让自己被发现，因为我害怕打破这种魔法秘境。”

父亲米凯朗琪罗是阿巴多的小提琴启蒙老师，让他接受了十分严格的训练。而钢琴交错的黑白键盘也深深吸引了少年阿巴多。出身西里西亚的母亲玛利亚·卡梅拉·萨瓦诺内于1899年生于巴勒莫，曾跟随法国修女学习，成为了一名钢琴家和钢琴教育家。她热爱文学创作，也是儿子钢琴学习的引路人。她热衷于给孩子们讲童话，而且很会自编故事，写过不少儿童故事并结集出版。“妈妈讲的那些关于她的故乡西西里和遥远波斯的故事让我深深着迷，另一个神奇的话题是音乐。我常常央求她，告诉我爸爸从事的那些音乐的所有奥秘，而她就为我勾勒出一个宛如童话般的醉人的音乐世界。”

阿巴多的音乐之家坐落在米兰福佳沙路，小阿巴多的艺术天赋和音乐家个性在这里得以滋养生长：直率的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志趣让他的艺术家生涯得以一直无拘无束，并能进行自由且深入的思考，这份自由和深入大概比一般意义上那些天才音乐家们更深刻、更突出。读书成为这个照片上看起来文文弱弱、总爱陷入沉思幻想、差不多算得上柔弱的小阿巴多的灵丹妙药。这时他听到了家中的留声机中传出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罗西尼、威尔第的美妙乐曲——那是源自一张张转起来沙沙作响的黑胶唱片。直到几十年后，克劳迪奥·阿巴多还记得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三张唱片：“一张是歌唱家夏里亚宾演唱的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一张是耶胡迪·梅纽因演奏的莫特扎小提琴协奏曲，还有一张是威廉·门格尔贝格指挥的贝多芬的《科里奥兰序曲》。孩提时我就听了上百遍，真是百听不厌。”穆索尔斯基的这部《鲍里斯·戈杜诺夫》在阿巴多之后的歌剧世界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这个米兰音乐之家的一位朋友——来自贝加莫的贾南德雷亚·加瓦泽尼——是位饱学聪慧的指挥家、作曲家，定期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出，同时也是阿巴多之家弦乐合奏的钢琴手。他曾回忆起阿巴多之家的好客之道：“这一家人在拉琴时是我见过的最有秩序、最有组织的。但这种秩序不是靠苦磨硬练出来的，不用事先拉弓也不用摆姿势，全凭一种本能的律动，感觉又欢喜又快活。”加瓦泽尼着重描述了女主人，阿巴多的母亲，“她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沙龙女主人，倘若早生二百年，那准是另一位安娜·玛德莲娜·巴赫了。”

克劳迪奥·阿巴多七岁时，在家人的带领下第一次造访了家乡的歌剧院，世界闻名的米兰斯拉卡歌剧院。那天正举办一场由安东尼奥·瓜尔涅里斯指挥的交响乐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中小阿巴多听到了克劳德·德彪西的三乐章管弦乐《夜曲》，其中闪亮的器乐色彩和优雅的舞蹈韵律带给他耳目一新的感官体验：“音乐特别打动我……伴着悠扬的鼓声由远而近，声势渐强，仿佛施了魔法一样……在斯卡拉歌剧院的那个夜晚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完全被那个想法迷住了，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也能与这么多音乐家同台合作，而指挥正是整场演出的操控者，仿佛像操纵提线木偶一般。”那时候他就在日记中暗下决心：“有一天我也要当指挥家。”

八岁时，在父母陪同下阿巴多观看了人生中第一部歌剧——朱塞佩·威尔第的《阿依达》。阿巴多之后在与柏林作家弗特约弗·哈格尔（阿巴多传记《倾听寂静》的作者之一）交谈时，描述了他“演出结束后独自一人站在街上，父母问我为什么不愿跟他们一起走，因为我被这部歌剧深深震撼了，这种感觉无法向他人描绘。”

之后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持续的音乐熏陶和教育比歌剧院之旅更深刻且富有成效。家庭音乐会训练了他的听觉，使他的注意力由声音外在转向音乐内涵，由声响的奇妙世界、所有乐音和乐音运动的衍生这些外在感官体验，转向室内乐这一严谨的音乐形式。学习音乐的便捷和从中获取的极大快感激励着这个年轻人献身音乐和演奏事业，特别是室内乐。

在小圈子里参与不同形式的室内乐演奏让人学会了倾听，这是一种直接又很个人化的接触音乐的方式。当察觉出声音背后的“语法”，辨认出相互穿插的音乐主题和旋律，其中的节奏和律动确实清晰“可读”，那种满足感无可比拟。克劳迪奥·阿巴多充分体会到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合奏的快乐。有一次他们甚至“异想天开”，在自家演出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演奏这部清唱剧除了指挥外，一般还得有一个交响乐团，一个合唱团和数名独唱演员。而我们只有六个人，但也没打退堂鼓，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又弹又唱。你们可以设想一下那份经历（也想想邻居那份惊喜！）。”

家庭室内乐营造的融洽氛围塑造了克劳迪奥·阿巴多的音乐观。在演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及勃拉姆斯的奏鸣曲、三重奏、四重奏和五重奏中，在参与家庭音乐会和父亲与朋友和同事演奏的音乐会中，小阿巴多“学会了”理解乐器乐音和共鸣所发出的叮叮当当的“争论”。少年时在米兰与歌剧的亲密接触，咏叹调、二重唱、合唱等歌剧形式，对他后来音乐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光是这种持续的弦乐视听学习，尤其是对德奥音乐流派的学习，就让小阿巴多领会到很多，譬如音乐是如何“运行”和呼吸的，音调结构、乐曲模式以及和谐张力是如何形成、发展的。

当小阿巴多通过不懈的练习，终于能弹奏钢琴为父亲演奏小提琴曲伴奏时，父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他专注演奏精准、积极倾听、对音乐主动思考这些音乐的“外在面”。后来，当阿巴多回忆起父亲对他弹钢琴那近乎“无情的苛责”时，还想起了父亲对于倾听音乐、聆听彼此、更深刻地把握音乐的指点：“他提点我的关键在于，当大家一起合奏时，聆听比单纯演奏要重要得多。合奏就像一段对话，不仅要全神贯注地听，还要彼此理解，尽量抓住那些言外之意，抓住对方的感觉和想法。生活也像音乐一样，必须要具备聆听别人的能力，以便能理解他人，跟得上别人的思路。”

阿巴多一家在米兰的生活并不总是日日被管弦乐、被艺术家们所包围，他们难以逃脱那个万恶的政治年代。小阿巴多偶尔听到的大人间的谈话中，已经深深透露出恐惧。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领袖”铁幕下呻吟，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命运息息相关。社会日常充斥着反犹主义和强权的血腥滥用，战争威胁迫在眉睫。音乐大师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早已与纳粹意大利分道扬镳，导致他在1933年纳粹德国刚上台时，就逃离了拜罗伊特“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1939年9月二战刚刚爆发时，年仅六岁的阿巴多还不懂这场战争的起源和内在关联，但随着年岁渐长，他将也能感受和观察到事态发展。小阿巴多将目睹涌入米兰街头的军队，看到游击队的还击，也将亲身经历母亲帮助游击队员和犹太人流亡的行动。(www.xing528.com)

阿巴多回忆这段岁月时，提到了当年一个没有意义却危险十足的举动：10岁的阿巴多在被占领的米兰市内的家外墙上写了两个词“巴托克万岁！”那时他正学习弹奏贝拉·巴托克的钢琴组曲，“那段时间我深深地为巴托克的音乐而疯狂”。这一举动引来了德国盖世太保的调查和盘问。他们审问，“巴托克”这个名字是哪个游击队员的代号？这个人有多危险？克劳迪奥·阿巴多坚持“反纳粹”态度，在战后意大利保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标志，这种意识在那时就已经觉醒并贯彻终生。

阿巴多一生都十分尊敬母亲，并从她那里继承了对书籍和阅读的痴迷。阿巴多说，“她是个爱读书的人”，读书就像吃书一样。谈到母亲，她的音容宛在眼前：“她给我念书时又温暖又有人情味儿。尤其是她唱那些老西西里歌谣，真甜……”母亲从外祖父那儿听来了关于西西里和波斯的许多传说故事。阿巴多的外祖父伽利尔摩·萨瓦诺内出身西西里，曾在莱比锡学习，后在帕尔默任教会法规学教授，是一位考古学权威，精通纸莎草纸学和多门古代语言。

在克劳迪奥·阿巴多印象中，外祖父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是他求知和为人的榜样。直到暮年，提起外祖父时阿巴多仍是一片赞誉：“他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学习一种古代语言阿拉姆语（古代闪族人的语言），他还翻译了阿拉姆语的福音书，其中谈到了耶稣的兄弟姐妹。这可把梵蒂冈给惹恼了，把我外祖父逐出了教廷。但他对此十分自豪。我记得一起散步时他对我说：只要是对的，就该干下去。这教导从小就激励我，人什么都能做到。”克劳迪奥和哥哥马塞洛、姐姐露西安娜被允许在假期到外祖父家去做客，在那儿他们沉浸在书籍和知识王国中。阿巴多记得曾跟随外祖父去爬山，“长长的路途中，他很少讲话。但突然也会说一句‘有舍才有得’。宽宏大度能让人净化人格，提升艺术修为和内在涵养。我也一直努力朝着这个方向生活。”

外祖父伽利尔摩·萨瓦诺内，科学家、徒步旅行家

彼得·汉德克在2017年秋将部分日记捐赠给位于马尔巴赫的文学档案馆时曾表示，阅读的核心就是神秘性。一言以蔽之：“阅读塑造神秘感。”克劳迪奥·阿巴多数年都在思考阅读的激情和他阅读世界文学的经历体会，并将想法付诸文字。1996年，在担任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多年后，他创作并出版了《读者的热情》一书。书中，他有意识地提及了阅读和文学倾向的理性与感性、个人性与社会性：“每个热爱文学的人都是在另辟新径，而且经常长路漫漫。我认为，每个人的人生其实大同小异，也就是说，阅读与个人的遭遇和境况息息相关。”阿巴多成功地将文学体验融入了艺术思考和活动，而他的世界观也借助在文学世界中拓展的“阅读漫游”得以不断丰富。

“在我的记忆中，曾有许多与作者、不同的文学种类和文化流派邂逅的时光。文学在我人格发展和艺术成长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好像一种认知能力，一双关键时刻的援手。”阿巴多说，他总是手不释卷，“抓住学习和运动的每一刻空闲阅读”。

在母亲从小给他灌输的儿童文学之后，少年阿巴多开始着迷于被誉为意大利的“卡尔·迈”的埃米利奥·萨尔加里的探险小说。阿巴多说，他阅读的首批文学作品主要是俄罗斯经典文学，日日沉浸在索罗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著作里。他格外欣赏果戈理精妙的反讽精神。之后他还阅读了里尔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并“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几乎是在同一时候，少年阿巴多开始涉足法国文学，他研读巴尔扎克、福楼拜和莫泊桑的作品，也探究波德莱尔和阿波利奈尔的现代派诗歌。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巨著则是他很多年后才能深入了解的。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亚历山大·曼佐尼那部著名的《约婚夫妇》。正是他的教父、勃拉姆斯密友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学生、小提琴家恩里克·波罗带他认识了曼佐尼这位振奋人心的时代巨匠。

“我很幸运，遇见的人和事，在文学中都能再现。”阿巴多因此特别感谢来自西西里的母亲，在自家的图书馆里把以西西里为家的诗人路易·皮兰德娄和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乔万尼·维尔加的作品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让他很早就有了途径，日后能够感受到朱塞佩·托马齐·迪·兰佩杜萨的《豹》中的西西里文化。

如同同一世代的其他知识分子，阿巴多这位年轻的音乐学生在战后立即发现了切萨雷·帕韦泽，一位凭借叙述性日记《生活工具书》奠定反法西斯主义和存在主义这两大意大利战后文学基调的作家。而通过阅读帕维斯，一位曾写过关于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博士论文、并出版过关于美国文学的著作的作家，阿巴多得以一览安德森、福克纳和海明威等美国当代作家。出于好奇，他还尝试去读了先锋主义文学高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和《德达鲁斯自传》。但明显伊塔洛·卡尔维诺那描述神秘梦幻世界的小说更易读，这类书——譬如来自的里雅斯特的厌世派幽默作家伊塔洛·斯韦沃的怀疑现代主义小说深深地吸引了他。之后年轻的阿巴多开始阅读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讽刺巨著《堂吉诃德》以及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即使是萨尔曼·卢亚迪或塔哈尔·本·杰隆这些远在异域的作家，之后也进入到他的视线。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求学的阿巴多近距离感受到了维也纳学派那种略显古怪的矛盾性。他在艾利亚斯·卡内蒂的自传《眼睛游戏》中体会到维也纳人身上存在的这种天性。而罗伯特·穆齐尔的探险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则将他的视野引到大洋洲的卡卡尼亚国。回顾他的阅读生涯时，阿巴多提到，年轻时他曾对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作品“抱以极大关注”。吸引他的首先是书中对“无与伦比”的田园风光的描绘，此外汉德克《无欲的悲歌》中关于母亲逝世的片段也深深打动了他。

阿巴多的读者经历还与音乐息息相关。许多音乐家的作品都帮助他加深与音乐的联系。欣赏布鲁诺·马德纳的歌剧《许佩里翁》，特别是路易吉·诺诺的《普罗米修斯》（又称“听觉悲剧”）会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冲动，要更好地去理解荷尔德林的作品。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阅读克莱斯特、歌德、卡夫卡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中。阅读席勒的戏剧也有助于阿巴多更好地把握威尔第的历史歌剧《唐卡洛》中的悲剧尺度。

比少年时代更全面细致地阅读俄罗斯文学，也是出自阿巴多更好地理解穆索尔斯基《鲍里斯·戈杜诺夫》中历史深度的想法。在柏林时他勉力钻研格奥尔格·毕希纳的作品——尤其是《沃采克》片段，也是为了正确地演绎阿尔班·贝尔格的同名歌剧总谱。他研究诗人和歌剧脚本作者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是为了分析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而研究象征主义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语言和诗歌艺术，则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和了解克劳德·德彪西的抒情心理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还在实科中学读书时，阿巴多就觉察到文学的语言风格中蕴含着突出的音乐性、韵律和音调，课堂指定的但丁·阿利吉耶里、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等意大利经典作家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阿巴多之后阅读的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和葡萄牙作家荷西·萨拉马戈的作品同样具备这个特点。而在波希米亚-美国钢琴家鲁道夫·塞尔金的建议下，阿巴多在约翰内斯·乌茨迪尔的《消失的爱人》、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和《圣洁酒徒的传奇》中了解到布拉格这座城市的文学精神。说起塞尔金，阿巴多曾与他在芝加哥进行过一场颇具意义的深夜长谈，之后还在伦敦合作录制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在饱览群书的同时，阿巴多仍渴望涉猎更多的作者的著作和文学流派。而且一直强调，自己绝不是文学专家，他能当个“略知一二的读者”就十分满足了。他所保有的，不过是好奇心而已。每每随着阅读涌现出“更多的新想法和新梦想”总能让他开心不已。事实上，无尽的好奇心引发的新想法和新梦想也推动阿巴多在音乐之路上日益前行，不断研究上演舒伯特的歌剧《费拉布拉斯》、穆索尔斯基的《霍万兴纳》以及当代作曲家如路易吉·诺诺、乔治·里盖蒂、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库塔格·捷尔吉及沃尔夫冈·里姆等人的作品。

在阅读时，阿巴多还对文化与政治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希望，“文化宝藏应该对所有人开放”。他认为，“凡是深耕文化的国度，也是繁荣昌盛的国度；凡是人文、经济和自然资源深植于文化发展的民族，也必然是能够创造财富的民族”，无一例外。作为佐证，阿巴多以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为例，那里就是文学艺术繁荣之地。他总结道：“不是财富带来了文化，而恰恰相反，是文化带来了财富，同时也会创造财富。”

在阿巴多早期的文化体验中，电影艺术、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饱受争议的新现实主义也占据重要一席。他在影院观赏了路奇诺·维斯康蒂的《沉沦》和《大地在波动》、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米兰的奇迹》和《偷自行车的人》以及罗伯特·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在一战后和二战中那段时光里，阿巴多这位正在长大的米兰音乐人对在这些电影中展现出的贴近真实、社会性和道德矛盾深有触动，对那些在“小人物”环境中贡献了感人表演的专业和业余演员印象深刻。安娜·麦兰妮、肖瓦娜·曼加诺、维托里奥·加斯曼、爱德华多·德·菲利波及托托等演员的电影都是他必到影院观看的。

除了学习音乐理论并时常在家中与音乐好友搞搞联欢，以及在学校的学习，阿巴多每日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钢琴练习上。此外他还去上私人的作曲课，并从15岁起在米兰的教堂担任弥撒的管风琴伴奏。他的发展日益明显地体现出向内而非向外的趋向：阿巴多很早就开始学习演奏和视听练耳，这都是所谓“内部”的活动。他性情安静又爱好幻想，心中自有秘境又惯于沉默，这点在他周边环境中肯定显得很突出。沉默寡言的特性并没有随着长大而消失，反而成了成年后指挥家阿巴多“内向型”的标志。还在孩童时，阿巴多便已能在哄闹的人群中——这对意大利人是司空见惯的——埋头于安静的书籍世界，以此逃脱终日无休止的饶舌调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