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
一师是近时我们浙江最负盛名的学校，校中同人正在兢兢业业求保持这种盛名而更求进步的时候，忽然受了一个极大的打击，就是本年三月十日数百人晚餐中毒一案。这一案，病的二百十三人，死的二十四人，病的现虽治好，而死的不可复生，不能不算是空前惨劫。然而一师同人，自此案发生以来，竟能超出“当局者迷”的习惯，用科学家冷静的头脑，注全力于补救的方法，不作无谓的张惶，不起无理的猜疑，于短时期间，疗病送死，诸事办妥，遂得照常上课；固然赖官厅与社会各方面的助力很多很多，然而一师同人的适应，确是中心点。“天助自助者”，若一师同人不能自助，一师以外的人，所尽的力，不知道要减去多少效果呢。一师所以享盛名的缘故，即此也可“窥见一斑”了。
但人类的生存，是为将来，不是为已往的。若不能为将来尽力，即使已往有多大功业，从今以后，也就算宣告破产了。我现在对于一师同人，觉得对毒案上还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刑法上的报复主义，早已取消了。即杀一惩百的旧观念，也已不能成立了。犯罪学的任务，在研究罪人所以〈犯〉罪的原因，求一彻底的救济。这次毒案的罪人，现在差不多公认是毕和尚、钱阿利、俞尔衡三个人了。我们用普通心理去观察，觉得不安得很。毕、钱两人贪了几百元的预约，竟肯害这许多人吗？岂不知吃饭中毒，必先究煮饭的人，竟敢以身试法吗？这样的大恶同大愚，是情理中所能有的吗？俞尔衡因挪用自治会公款，被同学所窘，岂不知错在自己，而竟仇视全体同学吗？即使一时糊涂，有仇视的意思，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竟要害他们的生命吗？即使起了谋害的恶意，岂不知吃饭中毒，必究煮饭的人；一经讯究，断没有替主使者死守秘密的决心，肯冒这个险吗？他岂不知能筹还所亏自治会的款，诸同学必不至再有什么苛求，尽可以许酬毕、钱两人的款，移作正用，竟要作为谋害的工具吗？若说他并未预备此款，不过是欺诱毕、钱二人的手段，是他既无端要害许多同学，又要害毕、钱两人，究竟有什么目的呢？这样的大恶同大愚，又岂是情理中所能有的吗？所以这个惨案，还是一个疑案，毕、钱、俞三人究竟是否此案的真正罪人，尚待法庭判决。若三人是真正的罪人，我上面提出几个问题，已经很费研究了。万一法庭审判的结果，所谓真正罪人不是这三人，而别有主动的人，也还是可以生出许多疑问。我现在提出几个问题，是不管罪人是谁，都是免不了的。
（一）是否因现在军阀横行，往往为一个极微末的目标，为想占点地盘，或想挣点家私，或想报复个人的私怨，不惜轻启战端，盈城盈野的杀人。或克扣军饷，激成兵变，把变兵乱杀一番就完事。觉得牺牲多数生命，达一个小小利己的泄愤的目标，是到处树着模范的，所以引起普通人的传染症？
（二）是否因实业并不发展，生活程度日高，多数人不能靠正当职业图生存，强的作土匪，杀人，放火，绑票，攫取生活资料，弱的赌博，进交易所，买发财票，不管他损人利己，也不管他人己两损，姑且试他一试。几乎人人都有行险侥幸的心理，所以演出这种土匪与投机家两种心理相参杂的订贿毒人案？(www.xing528.com)
（三）是否因贫富阶级的差别，极贫的人尽力作工，还不能赡养身家。我们这些教育界的人，虽然不十分挥霍，然而“出必车，食必鱼”，“饭来开口，茶来伸手”；他们替我们拖车的、送信的、做饭的、零星服役的，都是苦人。我们不但不能替他们全体设法，就是对于直接服役的人，也不能给他充分的工食，有时还要挑剔他们，侮辱他们。他们有点觉悟了，竟像俄国阿志跋绥夫所写工人绥惠略夫的主张，以为除了他们同辈以外，都是他的仇人，都是可杀的。所以遇到一种机会，竟不惜“聚而歼之”，就是他们不得已而以身为殉，也所不惜吗？
至于社会上有这种大恶的现象，我们应什么样引导爱情，有这种大愚的人物，我们应什么样普及知识，那更是应有的责任了。
这些都是现今社会上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师的惨案，我们也应当时时注意的。但是因为一师的问题，更引起我种种感想。所以写在《毒案纪实》的上面，请一师同人想想，更望读《毒案纪实》诸君都想想。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毒案纪实》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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