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10日）
得天津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君曰：“我已辞职。”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纷纷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此举虽参与者有十三校之学生，而主动者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之举动，悉由校长暗中指挥，故四日之举，其责全在蔡某，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画，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毁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以噢咻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
询以此后作何计画？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日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我以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我自民国元年以来，常举以告人。惟提倡美育，必须先输入欧洲之美学及美术史，而至今尚未有注意及此者，我不能不承其乏。”
“我自问颇有研究学问之资格，而不耐〈烦〉剧，办事实非所长。自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校务已日不暇给，而校外各方面之牵帅，又多为半官僚性质之国立大学校长所义不容辞者，忽而开会，忽而演说，忽而征文征序，忽而担任募捐，忽而为会长，忽而为董事，忽而为干事，忽而穿常礼服，忽而穿大礼服，甲处答应，则乙、丙不便推却，一次答应，则二、三次更不便推却，以我所最不耐烦之事，而纷至沓来，又迫以不得不承认，终日忙于应付。不特无暇著书，且无暇读书，而校务亦不免废弛，此我平日所最疚心者。今既有适当之机会可以辞职，此后对于一切学校、一切集会，统统脱离关系，已有一启事在各报馆宣布矣。”(www.xing528.com)
我友曰：“这能保去职后学生不起骚动乎？”蔡君曰：“殆不至有何等举动。我尚有一消息，适忘告君。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职，我一人之不体面，犹为小事，而学生〈或〉不免起一骚动。我之急于提出辞呈，此亦其旁因也。今我自行辞职，而继任者又为年高德劭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友曰：“君能保此后学生对于外交问题不再有何等运动乎？”蔡君曰：“是或难免。然我在七、八等日，已屡与学生之干事部说过，大意谓：‘学生爱国之表示，在四日已淋漓尽致，无可复加。此后可安心用功，让一般国民积极进行。若学生中实有迫于爱国之热诚，情不自已者，不妨于校外以国民之资格自由参加，万不可再用学生名义，尤不可再以学校为集会之机关。’我希望学生尚忆吾言也。”（其他问答语从略）
北京《晨报》19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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