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文集（第3卷）：论理学派别

 

思想之派别50

 

 

我于讲演之前，先说明两句话。这回讲演的性质最困难的是定个名词。起初想定“名学的方法的总论”，或“哲学史上思想的总论”，都不甚妥当。现在用的是“思想之派别”。本来名词上的分别，是并不重要。不过要知道现在所讲的，并不是从心理学上去说明各种思想，乃是论理学的派别，是哲学史的讲演，是哲学史上几大家思想派别之区别。

这一科的讲演，性质上带些专门的性质。这是没法的，因为题目关于名学的方法，这学问是专门的学问，所以不能不带些专门的性质。又是从历史上讲关于人类思想的方法，又不能不讲这种思想当时所生的因果——历史的背景，也是没法的。讲到历史，差不多是一种图画，不过容易使得吾人明白些，还不十分重要。总之，以愈能减少专门的性质愈好。这很大胆的妄想，很野心的希望，要把所有关于思想史上重要的方法和派别，缩短在数星期内讲完。所以历史上的讲演只好从略。不过说明各家派别的大旨，并不是照背书的方法细细地讲去。

现在这回的讲演概括说起来，就是说明四大派的思想方法。那四大派是：

第一派——系统派（systematizing or classifying）。这派方法，是注重整理的、分析的、类别的。亚里士多德是这派的代表。

第二派——理性派（rationalistic or deductive）。科学发生时代，生出第二派和第三派。笛卡儿是这派的代表。

第三派——经验派（empirical or sensationalistic）。此派培根先发起，然不甚重要，洛克可为这派的代表。

第四派——实验派（experimental）。第四派和第三派的区别，现在姑不讲，留待以后说明。

大概西洋的思想史，无论经几次的间断，但总可找出个不断的线索来。这线索是什么？即便是思想的派别。

那思想史的开始，大都在西历纪元前六百年。它的发生地，就在欧洲西南部地中海半岛的希腊。

吾人讲到欧洲文化的起源，关于宗教一方面，就知道犹太是中心；政治一方面，罗马是中心。但思想的来源——宗教政治基础的思想，是在希腊，是在地中海里小小的一个半岛上。

思想的方法，格外是从希腊产生的居多。现在从两千五百年以后，学校里用的名学书，还是照希腊原有的，相差不远。字句间虽有更动，大旨还是一样，不过稍为修正些，究竟依旧脱不了旧时的蹊径。所以现在讲思想方法第一个派别，不能不从希腊传来的入手。

那第一派——思想方法的起始——起于思想界发生无政府的现象。当日的思想界，极糅杂，极纷乱，就是哲学史上所说的哲人时代（日本人译做诡辩学派）。那时同时有种种的说素发生，各主一词，反复辩难，有许多还攻击现行的制度、道德，这是思想界极纷乱时代。于是苏格拉底（Socrates）出来，想要挽救这弊病，才开思想方法的路径。他想无论如何的纷乱，总可找出个条理来。——不同的中间，寻出个共同的一点；纷乱的中间，寻出个有条理的一点。

苏格拉底的主张，以为种种道德上的纷乱原因，在于知识的不足，道德所以纷乱，由于知识无标准。他所以想找出一种标准来，使得是非、真伪、善恶，都统一，行为亦统一。他以为事实的不统一，全由于知识的不统一。

他的方法，要求思想的方法统一。思想统一，社会上种种道德行为都统一了。

苏格拉底的哲学，关于思想的方法，就从统一知识入手。他以为吾人纷纷讨论，对于那讨论的条件中间，总有同的地方。没有同的一点，就不能够讨论。吾人无论如何讨论，不能不认这一点的存在，从这一点着手。

吾人讲的名学——论理学，英文是logic，希腊的原名是logos，本有谈话的意思，原意是从辩论来的。又有dialectic（辩学）一词，是从希腊dialogne一词得来。都起于社会的谈话。由于辩论，才有思想的方法。就像辩论应有什么样的条件，这是辩论第一步的着手。

苏格拉底第一步着手，以为辩论须先承认辩论的东西是同的。辩论的对象——题目——是共一的，是都应当承认的。譬如甲说：“密司脱斯密司，是很高的一个人。”乙说：“是很矮的。”那么两个人的辩论，当然先承认那辩论题目中的斯密司是同一的人。不能说是甲指的是甲地的斯密司，乙指的是乙地的斯密司。假使他们所争的是两个人，那就用不到辩论。所以必须同一的题目——对象，才可辩论，这是第一个条件。

至于第二个条件，还要那辩论的东西有一种常在的性——不变的性。哲学的术语——就是物观——客观——的永久性。要那辩论的东西有永久的存在，才可讨论。苏格拉底当时同一辈哲人辩论什么是公道，无论意见不同，但大家总需承认那物观的标准，要是不是如此，即无讨论的余地。

亚里士多德的名学——思想的方法，就从苏格拉底说素中得来。他的学说，有两项要点：（1）于不同的中间找出个同来，这便是“共相”；（2）思想、知识的关键在于界说——定义——以表白“共相”。

这两点是名学——论理学——创造起来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旨趣，有和苏格拉底不同的地方。苏格拉底注重于政治、社会、人生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注重纯粹思想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少时曾习医术，明解剖及生物学，所以他的学说得自生物学的不少。他把苏格拉底的学说应用到生物学上，他就发明个“类”（species）的观念。把一切的个体都包括在“类”的中间，从“类”再去讲个体。

“类”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来把它当做哲学的中心，思想方法下手的地方，是欧洲哲学史两千年前极重要的事。他这“类”的观念，差不多笼罩那欧洲哲学史有两千多年。这观念所以重要，就是在思想史上算得创造个新世纪。能把这一事讲明白了，那就很满意了。

在这天然界中，物体很多，举都举不尽，若使把类来讲，比较的有限些。譬如讲树，什么橡树、榆树……是很多的，现在都把它归在树的一类去讲，是比较的少些。就因为个体的事物很多，没有两个个体的物是一样的，所以把个体丢开，去找出它共同的地方。凡是树都是一样，凡是人都是一样，那么，比较简单些，比较容易辨别些。

“类”的观念，有三项重要的特别性质。

一、“全体”（whole）的观念——讲到类，都是全称的，都是代表全部的，都是以一统万的。比方是树，无论是造房屋的，无论是供燃烧的，它的用途虽不同，但都可以把一个字来包括它。

二、“共同”（common or ldentical）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最注重“法”——“法相”（form）。那个“法”是个模型，一个模型中间，做出一样的东西。讲到橡树，无论那橡树是在屋的东边或西边，它总有同一的法相。所以类是代表共同的、模范的、标准的“法”。

三、“永久存在”（permanent）的观念——“类”不但笼罩一切，不但代表共同的法相，还是有永久存在的性质——不变的性。树死了，树还存在。石坏了，石还存在。个体的事物无论如何是忽生忽灭，那“类”总是代表不生不灭——永久的存在性。

六十年前达尔文的书《物种由来》（Origin of Species）方出版的时节，思想界起个极大的纷乱。何以故？就因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太深。他是说永久不变的，现在有人说物种有由来，有变化，两千年来的思想习惯完全推翻，怪不得要起大变动了。因为欧洲向来的习惯，是主不变的。

这一种的方法——哲学——在思想史上何以占重要的位置？因为思想的知识，最初步是分类。譬如走到树林中，一草一木，都不认识，去问旁人，人家说这是什么花、什么树，归到类去，就明白了。亚里士多德重要的地方，就是发明这方法，找出共同的一点，归纳到类里去。

一切知识最初的一步是感觉，是知道这一个、那一个，但不认得这一个是什么，那一个又是什么。这种知识，不要讲够不上求高等知识，即是低等知识，凭日常耳目所接触的，于实际应用上，尚且不够。必须知道这是灯，是纸，是表，是衣服……才行。所以亚里士多德以为知识的第一步，不能专靠五官的感觉，仅知道这一个、那一个是不行的，必要知道是什么——是分类——那才可算知识。

这观念——分类的重要——在欧洲思想史上，很说不了。西洋人在政治、社会方面，注重个人；思想方面，却归纳到全称里面去。把这个、那个归纳到“什么”的类里去。这种观念在思想史上所以重要，有一个理由：

一、即因为“类”的观念，可以笼罩一切；

二、因为“类”的观念不但独立，还有系统。就是类的上面还有“种”（genus）的区别。牛都唤做牛，马都唤做马，牛、马都属于兽类，兽类都属于动物。从最高的阶级，可以逐步地推下来；从最低的阶级，可以逐步地推上去。这类有次第、有系统，是思想史上最好的分类。

“类”的观念不但可以应用在生物学上面，数学里也可应用。三角形是个类名，那么无论是直角、锐角、钝角的三角形都包括在内。三角形的种——更大的类，是平面，那么无论是长方形、圆形，都是平面。所以使得知识思想有系统，都因有了那“类”的观念。

这应用方面，每一种东西可以归纳到“类”，“类”归到“种”，更大的归到更更大。这很像中国祖宗的图像和谱系。从高祖以到曾祖、祖、父，一代代排列得很是齐整。这种知识，是有系统、有条理、有组织，才是正确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重怎样地得到这种知识。

亚里士多德一派的名学，在思想史有重大的贡献，就是重在有次第、有条件。这便是思想上极重的要点，这便是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

以上所讲是第一派的大意。下次再讲第一派的方法——怎样求到有系统、有条理的方法，叙述它详细的地方。

但是亚里士多德这“种”的学说，还有两种的缺点：

第一种的缺点，是认做“类”有永久不变的存在性；

第二种的缺点，不能有发明的功用。这个、那个，排列在祖宗图谱上，依旧不能从已知的得到未知的东西。

缺点是吾人偶然举出的。这重要的话，还须明白，就是这种方法在思想史上有积极的价值。即西洋人思想受两千年系统的分类思想所支配，所以有分类的习惯、知识，成先后本末的系统。这观念是西洋思想——希腊思想——最重要的。没这训练，或者欧洲到现在还是野蛮时代。

上次讲演提出的四派——思想方法的四大派，先讲的是第一派——希腊传下来的思想方法。这派发生得最早：创始于苏格拉底，完成于亚里士多德。

这派的起源，起于思想界、知识界纷乱无主无政府的时代。无论社会上、政治上种种情形，都起了庞杂纷乱毫不统一的恐慌。一辈有心人觉得社会、政治的纷乱，都由于知识无标准。知识一无标准，所以政治上、社会上都无系统。因此要想怎样可以求到使知识有标准的方法。什么叫做公道？什么叫做公理？什么叫做道德？都须逐件地订出条理，立出标准。知识一有标准，政治上、社会上便有条理有系统了。

所以这派的发生，就产生于社会的实际动机。要想在思想方面找出秩序、条理来，因以使得社会上、政治上种种事情，都有头绪、有系统。

亚里士多德是个医生，并且是个科学家，所以他的动机和苏格拉底不同。不过他受这种影响，这种遗风，所以他爱秩序，爱条理，要于纷乱中间找出个共相。这些态度，这些目的，都是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因此称这派叫做系统的、整理的、类别的方法。

以上把前次所讲的大略，概括说过了。现在要加几句通论的话：就是要知道希腊的思想方法，是受希腊美术的影响很大。希腊人是富于美感的人类。希腊人的所谓美，是指比例的、平均的、调和的美，他们所注重的，是分配匀称调和的美术。他们研究美术，无论建筑方面、雕刻方面，总是求得分配均匀，整齐平称。希腊美术的特异处，就是从无古怪丑恶的东西，畸形怪状的样子。这一派对于思想上受了秩序、整齐的观念，所以亚里士多德看宇宙当做件美术品，完全的美术品。把造化者当做个美术家，把天地的现象看做整齐、平均、调和的美术品。

这第一派思想方法的大概，完全是系统的。别的整理的，已经讲过。现在讲那思想方法的细则。

这派思想方法于求知识的第一步，是先下“界说”（definition），从种种个体的事物归纳到大的类去。界说的性质，是加个类名，再于底下加这一种的“差德”。先举个“类”，把东西归纳到“类”名里去，然后再从“类”推到“种”。譬如知道人的一“种”所有“类”是动物，还不够，还要举“差德”，要知道人是哪种的动物，或者说人是能造器具的动物，那么是从“类”中再下一“种”的特别“差德”了。亚里士多德最重第一步理性的知识，即是下“界说”。

这“界说”的用处，它能表示说这样东西的真性质。要是真知这东西，非举界说不可。一面举它高的类，同时举它的特别性质，那才是真知识。譬如个三角形，先下界说：“三角形是三根直线组成的一个平面形。”那平面形，便是类名，三根直线便是差德。再如直角三角形的界说是：“三角形中有一角是九十度的直角。”那三角形变做类名，那九十度的直角，便是差德了。这样下去，能知事物的真性质。但我们对于形式论理的滥调，往往看轻，实在它的本义，有重要的观念。这观念即是类的观念。因为个体事物有生死起灭的变化，但类是不变的，是有永久存在的性质。要求真知识，必得先把个体事物归纳到类中，找出它类的永久性，找出它的系统，找出它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那才能知它的性质，知它的特别性质了。

这种观念——界说的学说，他以为人的感觉，目所视的，耳所听的，鼻所嗅的……他所得到的，不过外面个体事物的形状。这一样，那一样，都不过是起个感动，耳目还决不能认识它的类——所代表的真的性质。感觉只知形状，不知真性质，这本是自然的趋势，因此他们推重理性的知识，看轻感觉一部分，都要使知识上下成系统，递分下去，好似祖宗图谱的无穷，因为他们认定这世界是理性的世界，亚里士多德所谓纯粹的心的结果。在中世时代，易为教会所利用，教会中人，采来当做基督教正宗的学说。因他看宇宙当做有理性的，是很可以做宗教家的帮助的。

这第二步是三段论法——三段式。三段论法与方才讲的有关系。因为三段论法是最完全有理性的知识，最足表示事物的关系——这物同他类他种一局和全局的关系，这方法不但表示主观的方便的方法，又可代表理性的宇宙，天然的系统，所以亚里士多德最崇拜最看重那三段论法。

譬如举个极平常极普通的例，如说：“苏格拉底要死的。”何以知道他是要死的呢？因为知道他这句话有理。何以知道这话有理呢？因为可以用三段法表示出来。所以把这句话和旁的话连成有系统的法式，如：

大前提——通则： “凡人都要死”

小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　　　　　　“所以苏格拉底要死”

再用图表示出来是：

 

提出他的类，提出他的个体，使得都成了系统，那才是合理性的法式。并不是逐件事物一样样的思想，都要这样做；不过亚里士多德以为一个命题，不是把这样有关系的组成系统，不能算合理性的法式，那么话便不能成立。凡是思想不能表出理性的法式，即假的，即错的。

总而言之，三段论法照亚里士多德说，是科学知识最完备的法式，因它可以表出这天然的系统，有理性的系统。但是我们听到三段论法，以为熟极，变做论理学上的滥调了，很讨厌它，很看轻它，甚至当它做一种脑筋的游戏。那是因我们思想和从前不同，根本观念改变的缘故。当时他们信宇宙是有理性的，有条理的，一样样可以分出来组成系统的，归纳到类里去的，类是有永久存在不变的性的。现在我们可不然了，不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系统，所以当它是玩意儿。

方才说的两件，都是把宇宙看做静的，不是动的。现在第三点是要讲变化。我们对于外物的观察，最容易见到它现状的变化：高的忽然低了，低的忽然高了，草木生长了，人老大了。变迁的现状，普通都见得到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变化不是杂乱无序的，都定有一定的方向和趋势的。每一棵树都是向它最完全的法式变去。法式是模范的法式，每样都照着它一类的最完备的法式变去。如鸡子的变化，它是逐渐变到一只鸡，是变到它本类最完全的法式实现为止。橡树子的变化，便照着它橡树最完备的法式变去。亚里士多德说气、烟、火都向上升，因他照最完全的法式——天是最完全的法式——走去。所以要知道变迁，必先知道各类完全的法式。

这变迁的方向，最完全的法式，究竟是什么？即是它的目的。这目的是变迁所向的方法，最后的因，最后的理由。这种说素，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很为重要。他以为变迁不但要知道这样变什么和怎样地变，这些是比较的不重要，那重要的便是目的。他讲的变，还是注重静的、呆板的、固定的——目的。这观念在通俗讲起来有句成语，叫做“自然不枉费工夫”。（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以为自然法总有理由，总不枉费掉工夫，这话即是说宇宙有理性的，有目的的，有所为的。这自然见解，在哲学史上是很有价值的。以后讲第二派的思想，即可知第二时代思想的革新，推翻那有所为的自然的见解。

第四点，即有许多东西是并没最完全的法式去变的。譬如天气，并没最完全的界限，冬天的冷度，夏天的热度，不能一定，有时是很热的，有时是很冷的。人的身体，亦是怎样，不能说眼睛都要怎样，耳朵都要怎样，不过是人的大概终相同罢了。照亚里士多德的意思，这种“抵抗法式”不能归入科学的范围。凡是科学的知识，都是死的、呆的、静的，是“必然”（necessity）的不是“或然”（probability）的。那种也许怎么样的，是没有科学资格的。

这部分的知识，不重规则的行为变迁，是叫做经验。科学的知识的现状，是理性的知识。理性是属于科学的。那种经验的、不规则的，不能算是知识。吾人可以变迁，是必定有个趋势。橡树子有它橡树的趋势，鸡子有它鸡的趋势。亚里士多德说天上种种的星，它的变迁，都可以算得出的。三角形的角度，加起来等于两直角，那是一定的。这都是有理性的知识。人不能一定怎么长，怎么高。夏天不能一定怎么热，热到什么度数，这都是或然的，这都不配算做科学的。这种看轻经验——动的，看重理性——静的观念，是亚里士多德传给西洋思想最大的遗产。有这遗产，使哲学史发生很大的问题，究竟经验和理性占怎样的地位，因此成个很大的争论。

现在要讲第五点。这派以为知识有两种，有高的，有低的，高的为天文、算学，都是科学的知识。至于人类的直接行为——道德——社会的变迁，凡是伦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等，都没有一定的趋向，变化不测，推测不定，没最完全的法式、最后的目的——一定的方向，这是属于下层的劣等的知识。

这种区分，把人类的行为，人生实际的种种行为，都属于低的部分了。这观念发生重要的结果，很大的影响，把关于人生、政治、社会的学问，都看低了，都比不上有一定范围的趋向的天然科学。

这种意思，是以为人的行为部分——实际的方面没有最高的标准，要从这方面求到完全的知识，是做不到的。假使要求到这地步，只有从知识方面入手。行的方面是无望的。知的方面，还可以求到最完全的法式。它是把“行”的方面看做不如“知”的部分。

这层意思，是说人类的行为要使它有最高、最完全的法式，只有知识。从知识一方面，可以无求于外。行的方面，是不能够，都要依赖旁人的。哲学家得到知识以后，无求于外，是合理的生活——理性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快乐。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不但给吾人界说的学说，不但给吾人三段论法的法式，又有三种连带的影响，在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贡献。

一、变迁只有规则的变迁。从一定方向走的，可以算是知识，其余不定的，无目的的，是不在科学知识里的，科学知识是有固定的关系的。

二、经验的知识比理性的知识低，理性的知识是高的，是正当的。

三、实行的方面比较的是低，理性的生活比较的是重要。

这三种重要观念，对于思想史是发生很大的影响。

以后两种，第二派和第三派——理论派与经验派——完全是受第一派亚里士多德的反动。这两次讲演第一派的大意，目的是并不在背书本上的知识，是要讨论第一派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它历史上的背景——它影响到第二、三派是怎样的情形？

现在讲亚里士多德方法以后，要下一句断语，作个结论。有许多西洋人看了东方受古代思想的影响的支配有到两千多年，以为一定是守旧的。那是自然的趋势，不能逃免的。但这观察的人，却忘记了亚里士多德在西洋思想史上的势力——一尊的势力，一样的大，一样的长久，直到三百年前，16世纪和18世纪两世纪里很久的竞争，思想的革命，才打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中坚。

第一次讲演时，说过这回的讲演，是讲思想界四大派的派别和方法。第一派是希腊传下来的一派，以前便专讲这一派。这派是系统的（logic）。今夜和下次是讲那第二派。第二派是上次讲过的那个理性派的思想（rationalistic logic）。讲这派的前，先要说那希腊传下来的一派——亚里士多德派的logic的变迁，与这派方法的应用——希腊以后中古时代思想方法的应用。从亚里士多德以后，直到16世纪、17世纪的中间，差不多有两千多年。这两千年中，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经许多的变迁，被中古时代一辈“经院学者”（schoolmen）所利用，经过许多的变迁与应用。

这希腊的一派，亚里士多德是把思想的方法，用到人类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科学上去的。亚里士多德是个科学家——生物学家，他是要把这些方法应用到天然现象上面。所以希腊人对于天然科学的兴趣很深，不重天然科学，即重社会人生，从不曾用到那神道的、神权的、关于宗教的问题上面。待到后来，欧洲变成基督教民族。基督教从欧洲南面到西南，到北面，直普遍到一切的民族。当时的人还是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不料那种希腊的思想方法，被宗教采用，把来助它做宗教的辩论——神学上辩论的重要工具。这用法是从天然科学上的方法，用到神学、宗教上去，这是亚里士多德所不曾料想到的。

这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他的根本方法，是承认每种科学的根据是有最容易明白的、最普通的定理。如几何学的根基，简单些说是“全大于分”，那是很浅明的很简单的。其他如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都有个简单的定理做个根据。但亚里士多德所谓定理，所谓理性，是根据于人的理性的，并不属于神道的、神秘的，是从人类理性中找出的，并没有这神道、神秘的性质。

所以吾人可说，亚里士多德的logic的方法，还可算是自然的logic的方法，因为并不是超于自然现状的方法。但到中古时代，这一辈“经院学者”把这一种方法应用到超于自然现状去；应用到关于神的、天的、上帝的方面去。以他们所用的方法讲，固然都是一样，但他们所说的定理，不是几何学、物理学……里的理，是《圣经》里的话，是教皇的圣谕，是基督教中最初的神父——长老的说话。这些话把来做天经地义，把来做根据。一切事物，都以这种为基础。

方才说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自由的方法，后来被“经院学者”所利用，——以11世纪至13世纪为最盛。这三百年中，这些学者把亚里士多德自由的方法，应用到宗教的威权上去。把古代自然科学、人类社会的方法，应用到神学、宗教的范围里去，这些方法的区别，为什么要说？就因要说明今次所讲的——第二派——和以后第三派的方法，这二派都是代表一种归附到希腊自然科学和人类问题的兴趣。当时对于实际的生活，不知注意；对于超于当时的生活，才加注意。在这两派的时期，即是欧洲从前出世主义思想，归到人世主义的思想方面，发生出新的兴趣。这有许多原因。

一、中古时代，把古代的文学、美术，都不注意。当时学者却带些复古的思想，所谓“文艺复兴”时代。但所谓复古，是从古代学说中新发见新知识。

二、发现美洲，当时人方知有了西半球，使人类思想一变，眼光都变了。

三、同亚洲人的交通。当时同阿拉伯人往来。阿拉伯学者都研究天然科学——天文学、医学等，又介绍许多科学思想。

此外，如十字军的战争，同土耳其人的接触，都有关系，不能细说。总之，归附到古代注重天然界的现象，发生一种新的兴趣。

这时代所以能得发生新兴趣，因为起了新思想方法的要求。这种要求是：

1.要求使人类能得征服天然界的势力、天然界的现状，把它利用，使为人生造幸福，增长人的势力。

2.不但把现成的知识成系统，像那中古时代把古人的话做根据翻来覆去的申说，还要要求新方法，不但证明，还要发见新的真理。

这两种要求，第一种是要增进人类的势力，征服天然的势力。这一种，培根（Bacon）可算是代表。现在不细讲，以后讲第三派时再讲。第二种是要把旧知识继续连下去发见新的真理。这一种的代表，是法国人笛卡儿，恰和培根相反；培根是要征服天行，他却胆小，不过找个方法，为人类发见新的真理。这种区别，从历史上看来，是极有趣味的。培根是英国人，英国的政治是自由些，宗教革命得早，那宗教的势力比较上是减少些，人类自由是多一些，所以培根要大胆征服天然，带些政治上的性质。大陆上却是不能，那时教会很专制。当时有个科学家伽利略说，地并非不动的，地是绕着太阳转的。这话与宗教家说的相反，因此教皇便定他的罪。笛卡儿处这积威之下，也曾把他的书烧掉。这可证明事实上的关系，所以他要研究学理，找出学理的新真理。

今夜和下次都是讲笛卡儿的学说思想，照上回一样：第一次讲他对于哲学的根本观念，下次讲他的方法。

笛卡儿的哲学，对于自然界的根本观念有两种：一种叫做“积”（extension），一种叫做“动”（motion）。“积”是容积，占地位的，占空间的地位的。一切的物质都是“积”，都是容积，都是占地位的。在空间的区别，有什么大小、长短、高下，这形状都算做“积”。一切物质的变迁都是“动”。“积”占的地位有变迁即是“动”。“动”便是“积”地位的变迁，便是一切变迁的因。这两种观念是对于自然界的重要观念，为什么是重要？因把一切万物都可以用数量表出，都可以用算学算出。科学能够用数量表出，算学算出，方才有把握。他发明算学的方法——解析几何——他因这种新方法可以表示变迁，所以他把一切科学的知识，都看做数量的知识，要是数量的知识才可算是科学的知识。但数量是并不独立，不过是一切科学知识的钥匙的关键。一切科学的门径，全靠它才可找出。

这样正式的讲演——一切物质都是“积”，物质变迁都是“动”，专讲法式上的表示，是没甚意思的。最好从根本观念上，引申出四条结论，把这四条结论和古代科学的结论比较讲，便易明白了。

这第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打破古代阶级的区分——一代高一代、一代低一代这样的分类——把古代科学方法的分类看做固定的、不变的、祖宗谱式的，现在一齐推翻，一扫而光，把一切万物都归到“积”，一切变迁都叫做“动”，都看做数量的关系。把那天然界的阶级，那高高在上的星辰和低低在下的尘土，都是一样平等的东西，都是积，它的变迁都是动。

古代的思想，把万物的性质都看做不同。矿物有矿物的道理，星辰有星辰的道理。这些把万物看做不同性的，现在都看做同性质，把古代神秘的区别都没有了。就像人身的呼吸和血的流通，从前看得很怪，现在却都讲做“积”，都讲做“动”。血的循环和抽气筒的抽水是一样的理，呼吸的流通，同风的往来是一样的理，都是动，都是数量的关系。把那不同性的观念打破，无论生物、矿物，都是一样去观察。

近时从笛卡儿以来，科学进步，固有许多人不赞成那太简单的说素——一切万物都一样解说——近世虽觉笛卡儿立说的不合，但笛卡儿却有极不可埋没的大功。古代科学，把天然界分做无数固定的、烦琐的、彼此不相交通的区别，使得人的心力受大大的亏，笛卡儿把来一齐打破，打破这知识界的封建制度——阶级制度——这样的大革命，便是不可埋没的大功。笛卡儿的方法还有件大功。他把这样的东西——“积”与“动”——去解说万物，有大用处。这些极平常的东西，人人都明白。他把人人所懂得的东西，打破古代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黑暗。从黑暗趋向到光明，从神秘趋向到人生实用上，这是思想界的一大建白。

这第二个重要的结论：是古代亚里士多德信那“最后的因”——目的，他以为物质的变迁都是向着那最后最完全的目的进行。笛卡儿便打破这种观察，以为“动”并没有最后的因、最后的目的。一切物质的变迁都是动，都是空间关系的变化。这样使吾人便宜不少，不必求那不可知的因。并且这“最后的因”的说素，后来被宗教中人去利用，牵合附会上去，那格外坏了。笛卡儿提出这二种“积”和“动”，打破古代神秘的固定的因，这在实际实用上，是很重要的。

吾人举个例，古代亚里士多德一辈讲人身的构造，他们信那最后的因，便以为人身的构造，每种都有个目的。他们观察人身，以为人身活的时候，身体是热的，过热了便病，太冷了便死，所以他以为所以生活，是冷热调剂平均的缘故。根究那冷热的来源，以为身体的构造，有一种是专门供给冷的，有一种是专门供给热的。心脏是供给适当的热度，脑髓是供给适当的冷度。这固是极端的例，是很荒谬的。但是深信那最后的因，一定要生出很大的危险。要造出个目的来，便不能不有这种荒谬的说素。

笛卡儿却不然。他讲一切的动——变迁，是并无目的的，只要看前面的一部是怎样。他是完全注重前因的关系。从前因看到后果，把前因来解说后果。人身的构造，用不到最后的因。他讲人身的变化都是“动”；血动、呼吸动，都是动，完全是“动”的作用，并没有目的的。天然现象，都可以用这观念解释。从主动发生旁动，以至无穷，只有前因后果的关系。现在试验“物质不灭”，如木烧做灰，把它的灰和它的热气加合起来，可以证明重量是一样的。这是后来的试验。笛卡儿先说物质每种动，都是容积的变迁。容积永在，数量不变，把这数量的关系去讲天然界的现象，便打破“最后的目的”的观念。

第三个重要的结论，却是算学的重要。亚里士多德讲科学，是注重在类别，注重在性质的区别。至于数量的区别，他看做不甚重要，以为是偶然的性质。譬如菊花虽有大小，那菊花的性质，总是存在。三角形虽有长短，那三角形的性质，总是存在。笛卡儿则注重数量，以为一切万物都是“积”，积的变化都是“动”，都可以数，都可以量。那可以数、可以量的，才是科学。不能数、不能量的，都不能算做科学。他打破古代注重性质的类，这亦是思想界重要的贡献。

吾人要知道，研究近世科学发达历史的人，颇多有反对笛卡儿的错误的。但无论如何，近世科学对于笛卡儿，很有得他利益的。笛卡儿极提倡数量的重要——一切科学都要可以数、可以量的——从此以后，学科才注重数量的研究，表示式子。这种数量的方法，都是从笛卡儿以后格外注重的。古来讲真理的，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怎样是正确？怎样是不正确？都无一定的标准。从笛卡儿注重数量以后，真理才有标准。数量正确，才是真理。所谓真理，即是数量的正确。

方才讲过笛卡儿以为算学是一切科学的钥匙。这种注重数学，全根据于数量的观念。还有重要的方法是从数学得来的。数学上做一门算学，是从最简单的定理、数量的符号做下去，用不着五官的感觉，完全是理性的作用，应用几条定理，找出答数。这种用数量符号，合上公式，找出的答数，自然是对的。笛卡儿思想的根本方法，就想从最简单定理入手。

笛卡儿应用这数学的理性作用，从简单的定理，可以找出答数。后来应用起来，普通的简单定理连拢起来，可以变做复杂的定理，创造新颖的定理。从没有的变做有，这都用不着观察，完全是理性的作用。他因此看做一切科学都是如此。从这基本定义连贯起来，一条条连下去，也会引申演绎出许多新的定理。从没有的变做有，从不曾发见的去发见它，都用不到五官的观察，只要从理性的作用看那公理、那定理有无错误便是了。这所以称做理性派的名学。

吾人差不多用不到说，在笛卡儿以后，从科学历史上观来，这主张妄想把这简单的定理应用到天然界种种现象上去，是错的。便在当时起个大争论，一方面笛卡儿这一派注重数量的关系——理性的作用，一方面大科学家牛顿（Newton）注重观察、实验官能的感觉，他是大算学家却比较不注重数学的理性作用，因此起大争论，后来是经验派战胜。但我们不能埋没笛卡儿大功。明明白白指出数量的研究，在科学上是占极重要的地位。

这第四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笛卡儿把官能感觉不注重，看做不可靠的求知识的法门。因他注重数量的关系，而官能的感觉（声、色、味、嗅、触）偏引我们注重性质上的区别。不注重数量，不注重数量的是最容易使吾人上当的门径。

照古代讲，这感觉使吾人觉到这重、轻的性，红、白的性。这每样的性，都是五官感到的性的区别。笛卡儿讲却没有所谓重、轻、红、白的性，都是外物所起的动在吾人心理上所起一种变化，并不是外物有什么性的区别。

所以笛卡儿以为官能的观察，仅不过起一种感觉，并不能够供给我人可靠的知识。我人应进一步求数量的区别，不可受官能的欺骗。他看做官能所起的知识，是不可靠的知识。

笛卡儿这种的攻击官能感觉，很有重要的关系。古代科学根据的知识，是重在性的区别——重、轻、红、白、香、臭等——而不重数量，所以他要打破古代科学，推翻官能的感觉，而不知在后世发生很多重要的影响：

1.理性派和经验派的纷争，引起真知是概念是全称的知识的立说。

2.后世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执。笛卡儿极承认数量的大小，但不曾否定外物的存在。唯心派却趋于极端，以为一切万物都由心造，完全从心起的。这种纷争，亦是因此起的。

下次再讲笛卡儿这派思想的方法。现在吾人应注重的，总之笛卡儿对于思想界有两项重大的贡献：（1）打破古代科学荒谬的观念；（2）物质观念代古代类种的区别。古代分类的方法，是静的区别，现在笛卡儿是讲物质动的关系。

在第一、二次所讲希腊思想的方法论，同希腊人的宇宙观，很有重要的关系。希腊人看宇宙，当做有阶级的、有系统的、从高到下的、从重要到不重要的。有这种阶级的封建制度的宇宙观，所以他的方法论亦相类似的：是注重界说的，注重分类的，注重系统的，注重三段论法的。在第三次讲演，讲过这种的宇宙观被第二派的笛卡儿完全推翻。笛卡儿看这宇宙，不是阶级的，是平等的；不是复杂的，是一致的；一切的万物都是“积”，都是容积；一切的变迁，都由于“动”。这样把“积”、“动”两个观念解释宇宙万物，这种宇宙观，应当发生别一种的方法论。这方法论，是和这平等的宇宙观相合的。

笛卡儿的方法论，有两项重要的观念：（1）“直觉”（intuition）；（2）“演绎”（deduction）。笛卡儿用这两个字，同平常一般哲学家所讲的意义不同，所以必定先要把这两字义解释一番。现在先讲第一个“直觉”。许多哲学家把直觉看做同理性相反的东西，看做比理性高，理性所不能知道的，直觉能知道它，甚至用直觉观念要得到神秘的、神妙不测的知识。但笛卡儿却和它相反。笛卡儿不但不把理性和直觉看做相反，并且把直觉看做理性的一种作用，是直接可以知道的，直接可以捉住的，是最容易最简单最清楚这一部分的知识，是理性作用最容易看出的。凡是直接可以知道，不用间接去推求，这种理性的作用，谓之“直觉”。

这种见解，把直觉不看似比理性高，是理性最简易的一种作用。根据这个见解，去观察一切事物，一定要有两个条件，就是对于事物一定要有两种性质：（1）“明白”（clear）；（2）“分明”（distinct）。履行了这两个条件，才可算直觉的知识。观察事物，能明白，能分明，才可算是真知识，才可算直觉能观察得到。

吾人举个最浅的例，证明所谓“明白”和“分明”这两个条件。譬如观察事物，在黑暗的地方，光线不好，便一定不能观察得“明白”和“分明”；在日光底下，光线强的地方，可以看得“明白”，看得“分明”。这个例不能形容笛卡儿的意思，因为笛卡儿的意思，即使在日光之下，光线充足的地方，这时所见的感觉，亦未见能“明白”，能“分明”。

笛卡儿所要找的所谓“明白”和“分明”，并非平常五官感觉所谓的“明白”和“分明”。他所谓“明白”和“分明”的对象——知识，一定很简单，很容易，是浅而易见的，能自生明了的，一经观察，自能把意义、把性质都可以捉住，这是绝对的正确。人家看是这样，自己看也是这样，没有争论的余地。这样大家公认，没有争论，所以能得一见便明。平常五官的感觉，未见能有这种绝对的一定的知识，亦不见得彼此一致，无疑惑的余地，无讨论的余地。

所以笛卡儿所要找的，并非五官感觉所谓的“明白”和“分明”，他所谓的“明白”和“分明”，是把最简易最明显的知识，做知识学问的根据、基础。至于讲五官感觉所以不可靠，吾人可举个例。譬如这是张桌子，在实际上看，确是不错，平常实际应用上，亦未尝无用，但真要讲学问，要求“明白”和“分明”，这还是不可靠。为什么？因为官能的感觉容易错误。譬如画家画一张桌子，画得很像，远远望去，便真当它是张桌子，走近一摸，才知道这是一幅画。又如有神经病的人，明明没有桌子，他却当做有桌子。又如梦里，明明见的是桌子，却并不是桌子。这是第一层理由，因为官能的感觉易于错误，所以是不可靠的。

第一理由是感觉易于错误。第二个理由更为重要。譬如看张桌子，吾人就使知道这是桌子，但这种的感觉不能使吾人知道这桌子所包含种种的意义，种种的分子。看了这一面，不见那一面；见了这桌子的颜色，还不明它是什么的缘故。所以单说这是桌子，这知识不能算“明白”和“分明”。因这桌子所含的意义很杂，科学家尚不能懂得。所以从这两项理由讲求，所谓“明白”和“分明”，是（1）要不会错误，是大家公认的；（2）这知识很简单，很容易，所含意义一览而尽，完全没有疑义的。

所以，笛卡儿对于感觉的知识——感觉所得的影响，都看做不可靠的。即使认得，也不过觉得如此，觉得是黑的、白的……你便算是认得了。实在懂得么？不懂。讲不出所以不同的地方，为什么黑？为什么白？都不知了。这不能算正确的知识。总之，笛卡儿对于官能的感觉所得到的知识，都不信仰，都以为靠不住。

究竟世上可有真能符合笛卡儿的两条件？可有真能“明白”、“分明”的东西？——是不会错误、大家公认的，是简单容易、所含意义一览无余的。笛卡儿说是有的。在何处？在数学的知识里面，是有可以符合这两项条件的。一种是“数”（number），一种是“形”（form），这两种。算学里的数目和几何学里的形——确能做到“明白”和“分明”的两个条件。

譬如讲一个“99”，这数目很清楚，很分明，它可以分做99个“1”，吾人一看就知，永不会错的。“1”的数目和别的数目不同的地方，亦一看就明白的。同“2”、同“3”、同“100”都不同。比“100”少“99”，比“3”少“2”，比“2”少“1”。它所含的意义同别的数目都不会含混的。所以这“数”是决计不会错的。

“数”是这样，“形”亦是这样。譬如复杂的形式，固然是不容易明了，但这“形”都可分到极简单的，使它明显。“形”的观念，从复杂可以归到简单的“点的观念”。那“点的观念”是很简单的、很明白的了。从点的关系到线，从线的关系到面，从简单到复杂，复杂的仍可以归到简单，这种也可称是“明白”，称是“分明”。

所以笛卡儿要找到“明白”、“分明”的知识——真是可靠的知识，做到这步，先得推翻扫荡知识界、思想界的垃圾——一切蒙蔽聪明的东西。凡从前种种的思想和知识，都要把这标准去“疑”（doubt）它。是明白么？是分明么？这么一来，把以前种种的信仰、规条、习惯、思想界的垃圾，完全扫除，完全推翻，就完全是“疑”。扫尽以后，才可得到“明白”、“分明”的知识。他那方法的规则是：

1.不曾真知道是真的，不要当做真；

2.下判断的时候，不要潦草，不要有成见；

3.下判断的时候，除了真是认得“明白”、“分明”的东西之外，不能把旁的东西加入判断里面去。

笛卡儿自己著一部书，讲他自己“疑”的历史，怎样推翻扫荡知识、思想界的垃圾。他记他以前的学校教育。他入最有名的学校，受过了完全的教育，待到毕业以后，把这标准——“明白”、“分明”的标准即真知识的标准——去试验他所受过的教育，没一件能经得起这种试验的。只有一项是能经得起这试验，便是“算学”。其余无论哲学、科学，都经不起这试验。哲学、科学在两千年来从没有一定的学说，这一派以为是的，那一派以为非的，终免不了旁人的攻击。他对于学校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疑”。他再到各国去旅行，这个经验，使他“疑”的观念格外地重。没有一国的思想、风俗、习惯、法令，和别一国是相同的。这一国以为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一国以为是迷信；那一国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国又看做迷信。旅行的结果，见得世人没一定公认的理，所以这一来除算学之外，没有一样经得起疑的试验的。

他应用这种标准去试验一切的思想，疑到万无可疑的地位，才能相信。物质方面都不可靠，只有数学的“数”，形学的“形”，数量是明白的，分明的。精神方面也都靠不住，后来只有一个地方万无可疑，这个便是“我”。“我”在这儿疑，“我”是有的。“我”起了意识作用。“我”这观念万无可疑。在精神方面，把“我”做基础，从“我”方面去找出知识；物质方面，把“数量”做基础，从“数量”方面去找出知识。

以上所讲，都是笛卡儿第一项的观念——直觉。现在要讲那第二项的“演绎”是什么。他所讲的“演绎”，和平常名学书上所讲的不同。他是把最容易最简单的基本观念做基础。所谓“演绎”，便是把基本观念一个个地建筑起来；把“明白”、“分明”的观念，依着天然的顺序，一步步地做去。算学、几何，都是如此，一步步都要分明，都要有一定的次序。这样有顺序的构造，从简单容易的，渐渐到更复杂繁难的，谓之“演绎”。(www.xing528.com)

平常名学内所谓演绎法，是三段论法。就是“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要死”这一种的三段法，所以要格外注意，笛卡儿所谓的“演绎”不是这一种。他要一步步地步步得到“明白”、“分明”的知识。有个比喻，像把一块块的砖堆成顶桥，那一块块的砖代表那“明白”、“分明”最简单的观念。处处要懂得堆的作用，这样把简单的分子、原子做基础，逐渐造起来。这种方法，是笛卡儿所说的“演绎”。

笛卡儿对这方法的信仰心很重，他以为用这方法，照算学的理按步就班地做去，可以找出许多的知识。无穷知识的希望尽在这基本知识上面。平常天然界的种种现象，容易使得吾人糊涂，如雷、电、光、热，以及动植物的生长，都是很复杂的理由，使吾人莫名其妙。但照演绎的方法，先找出极简单的地方，做基本知识，从明白简单的再推到繁难复杂的，由简而繁就明白了。步步清楚，就全部亦清楚了。

笛卡儿当真从最简单的数理观念做基本，要在这上头建筑种种科学，这妄想未免太谬。现在他建筑的屋子，固是倒了，但它的基础还在。他把天然界的现象归到数理里。“凡用数理可以讲的，是真知识”，这都永远存在。现在物理学里讲颜色也要讲数量、色彩的不同，由于颜色在光中转动的数量不同。有这数量的关系，才知道色的真相。他这数理的观念，是永远存在。

吾人现在把这两大部的大意都明白了。现在加几句笛卡儿哲学方法的价值，并不是批评，也并不是攻击，是指出这方法在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

那第一层，是笛卡儿的方法提出“明白”、“分明”的标准，去评判一切的知识在思想史的大贡献，就是“化繁为简”的大功用。从古代以来，直到笛卡儿的时候，人类思想结了许多的荒谬、迷信、遗传，差不多挑了一副重担，笛卡儿把来快刀割断，推翻那担子，繁缛的便化成简易了。

这消极方面说来，笛卡儿的方法有解放人类思想的大功。积极方面，养成人对于人类思想起新的信仰。以前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作用，看做分类的，系统的，不能创造的。笛卡儿一步步求真理，是动的思想观念，使人觉得思想能力有创造真理的活动的能力，这是在思想史上的大功。

还有一种亦很重要。笛卡儿的方法注重“明白”、“分明”，这一种的趋势亦很重要。法国民族的习惯，以及法国人的文学、美学，都受这一种注重“明白”、“分明”方法的影响。固然这是法国人的国民性，但自笛卡儿以后，把这精神提出，作有意识的说明，自此以后，使这趋势益为明显。所以笛卡儿的思想，与法国的文学、美学以及宗教，都有关系，都要注重“明白”、“分明”；反之，即是反对含糊、混沌的观念。笛卡儿很避人家的注意，甚至他著的书，以不合教皇意旨，便把它烧掉，不知他那种方法。在无形之中，这影响已很大了。

那第二层，是笛卡儿的方法所以称为理性派，因他注重在理性的观念（conception），比较看轻经验的方面，把理性的概念做重要思想的基础。

这种概念——理性的概念做思想的基础，它进行的方法是“演绎”，一步步照顺序地建筑。研究一项事物，不必从这事物着手，从理性这方面着手，一步步地建筑。理性方面构造成的顺序，自然会同天然界的顺序一样。反之，天然界的顺序，自然会符合理性的顺序。“理在心中不在外物”这观念——十分注重理性构造顺序的观念，是特别的。后来经验派就同他成反对的地位。笛卡儿已趋极端了。后来一辈人更趋极端。譬如说一件笑话，不必讲那一则、这一则的笑话，只把笑话的概念十分明白，自然会笑。这一辈注重理性的概念竟到这般田地。

第三层，是笛卡儿的哲学方法可算提倡知识、思想界的个人主义。他是注重理性，那理性是人人所同有的。所以各人不同的缘故，就因许多人被教育、成见、迷信、谬说所弄坏了，蒙蔽了。他自己正确判断的能力，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天然是人人共有的，是平等的。

笛卡儿说：比如造一个城市，这有许多人住着的，是杂乱的，是没有条例的。假使是一个人去安排的，有条理有次序，整齐严肃了。所以他说：人类思想界最好自己替自己打算，自己为自己计划。他一句，你一句，死人的意思，活人的意思，都是不可靠的。他希望人人能打算，能怀疑，把成见谬说一齐刷新，把自己理性建筑起来，人人能如此，社会便好了。

笛卡儿自己很守旧、很胆小、很怕事的，但他不知这方法，这思想，这“疑”的态度，这扫荡的精神，便是革命的方法。他是很老成的一个人，但可算做法国大革命的始祖。后来法国大革命的首领也说：“我人把社会制度要刷新他，要把理性来做根据。”这般影响，笛卡儿却没有想到，但这是很自然的结果。革命以后，法国人在大礼拜堂内造一个“理性之神”。现在在这些文学书里，常还见“理性”和“人道”这两个字，是常连用的。这观念便代表理性是人类共有，这思想便是受到笛卡儿的遗风。

今晚同下次的讲演，这两回是讲第三派的哲学方法。logic这派上次讲过，算是“经验派”。这派是以洛克做代表。讲洛克之前，先须略讲那培根。培根生在笛卡儿之前五十年光景。培根时代是英女王伊丽莎白时代，伊丽莎白和英国大诗人莎士比亚同时。这个时代，是英国种种情形的扩张时代，无论经济方面、文学方面，都是十分发展。培根又是个政治家、法律家——是有名的律师，也曾做过司法总长，并不是专门的思想家。他的兴趣，是实际上的兴趣。当16世纪末、17世纪初，美洲发现不到一百年，正是欧洲人眼界初次扩充时代。不但政治方面、社会方面方在发展，即思想方面也是这样，想要找个新方法——适宜于这发展和扩张的时代的新方法。

培根觉得那时代是个新世纪，所以要找个方法，找个可以造成这新世纪的方法，可以引进这新世纪的方法。他的时代——16世纪末、17世纪初——是打破种种迷信的时代，所以他的兴趣渐渐从天上归到地上，从神学归到人学，从“超于自然界”归到自然界。这种兴趣所要找的方法，不是天堂的方法，是实地应用上找新世纪的方法，是要使得人类能有管理自然界的能力，利用自然界去造成人类的幸福，这是征服天行的兴趣。培根有句格言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他以为知识是要能征服天行，要能为人类造幸福。

笛卡儿以前讲过是理性派的代表，他的兴趣完全注重于学理上的研究，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实际的事情，比较是不看重些。但笛卡儿很受培根的影响，他有些话，竟和培根一样。笛卡儿说：“推翻从前玄想的哲学，把实用哲学去代它。这实用的哲学，可知道花、空气、星象、天体的作用。靠实用的哲学，知道天然界种种的作用，吾人便可利用天然界的力，供人类的幸福。吾人是做天然界的主人翁，自然界的业主。”这话竟与培根相同，也想征服天行，使人类做天然界的主人翁。

培根的一生，是要找出新方法，找出根据经验的新方法。他所极端反对、攻击最力的，便是古代亚里士多德的logic——三段论法的logic。因为这旧时的方法有两项极大的缺点。

一、这是辩学上的方法，不是思想上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不过足以使我的主张、立说胜过别人的主张、立说。这种人同人的争胜，究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需要找出新的方法，使人类足以征服天行，才行。

二、这方法是把从前知道的知识整理起来，还没有什么大用，依旧不能因这分类的方法，整理的方法，使得有些发明。吾人所要找的，是找人类能得新知识的方法。

培根以为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所以有以上两项重大的缺点，他的根本错误，在当做天然界种种的秩序，自然会合到人类理性的秩序，他不从事实着手，不根据观察的经验，这是极大的错误。所以培根主张一切方法，都要根据事实，观察要清楚，记载要明白，从事实里找出理性来，条件来，次序来。吾人应当观察天然界种种事实，去找出道理来。

培根把旧时的方法——从理性着手去配合事实的方法，作为演绎法；他这种新的方法——从观察事物着手找出理性的方法，作为归纳法。我人受到培根的影响，数百年来才知道科学方法应注重归纳法，可见这种影响的大。但培根却并没抹杀理性，不过把理性做后来的手续。应先观察事实，再用理性，用理性去组织事实，用理性去找出道理来。他有一段文章很有价值。他说旧方法偏重理性，还是没用，这是悬空抽象，由肚子吐出来的，是蜘蛛的方法。至于偏重事实，把种种东西堆积起来的，也没系统，这和蚂蚁一样，但知积聚东西，不能用理性去分配安排，这是蚂蚁的方法。要照他自己的方法，像蜜蜂一般，采取了种种的材料，制造过，融化过，去变做蜜糖。所以要从事实组织过，整理过，再找出精彩的结果，这是蜜蜂的方法，是培根的方法。

但培根对于科学方法的贡献，并不是他归纳方法的重要。他没有说出方法来，因为他当时的科学知识很浅，所以不能有具体的明白的主张，他不过知道这经验的重要，他是英国经验派的大运动家。他这种运动的背景亦不可不知。英国哲学至今三百多年间，多是受经验派的影响；至于大陆哲学至今三百多年间，比较是趋向理性派一方面。所以讲培根只可作为英国经验派大运动的背景。

1688年，这一年是英国历史上很大的纪念，是英国大革命的一年，把很专制的皇朝推翻了，造成个新朝代，比较是开明些、受人民拥戴些。洛克他最重要的著作，差不多都在这一年的前后出版，他的哲学，可谓英国大革命的哲学。培根要征服天行，洛克却没有这样野心。他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他提倡使得个人都有自由思想、自由观察的能力。怎样能使人和人的关系加深？怎样使得人和人彼此互相敬爱、互相忍耐、互相容得？同时又能有团结力抵抗不正当的势力，去保护自由，造成一种自由的国民？他的影响，不仅深深印入英国的自由主义；即美国独立之战〔时〕法国的思想界，也很受他许多影响，所以他可称是英国、美国、法国的革命哲学家。

17世纪吾人知道很多战争的事实。17世纪中叶，又是革命很长久的时期，不但是英国，即大陆上也是长期战争的时代。他这原因，一大半是带些宗教的性质——不仅仅关及政治——是宗教的战争。这战争的起因，是由于人的信仰不同、意见不同的缘故。这多少年的血战，多是带宗教的性质。不过这种运动，往往牵到政法上面去，所以看来也似与政治问题有关系了。实在根本都由于人类信仰意见的不同。洛克受了这时代的影响，因此他要研究究竟所谓信仰，所谓意见，是怎样的造出——发生？是用人的心思能力可以解决的，还是不可以解决的？这超出人类的思想，究竟可以用人的思想去解决么？这种意见、这种信仰所以引起种种误会的讨论，它的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洛克他研究意见、信仰究竟在人的思想能力范围的中间，还是在思想能力范围以外的？那先要知道思想能力范围的限制，哪一步能知道，哪一步不能知道，先知道知识是个什么东西。洛克说：“知识是从正确的经验来的。”这答案和培根相同。但培根不曾细细研究细细分析究竟什么是经验。洛克却从心理学方面研究经验究竟是怎么样，他的影响所以大，就在能从心理方面说明经验是什么。

吾人可以说洛克的名学方法，他的根据是心理学的方法；换句话来说，就是他的名学根据于他的心理学。平常觉得有信仰和不信仰，这不能算什么，应当研究何以起这信仰？这信仰是什么？心的作用是怎样？怎样把信仰引起来？明白了才可解决这问题。然而要知道这一层，非先把心的官能作用和算账一般地考察不可。明白究竟哪一部是心的能力所做得到的，哪一部是做不到的，才可讲到应信仰和不应信仰。否则如暴君一样，是命令的态度，或专制的手段，是自由的人类所不应该的。

现在讲到这一层：究竟信仰和不信仰，从心理方面的研究是怎样？他的答案把经验分做两种：

1.外观，研究外面的事物；

2.内审，自己观察自己里面心的作用——感情和思想。

他说只有这两种的经验，便是外观和内审。

以上这两种：内审的根据，又根据于外观；先从外观的意象，把心反审心的作用。只有这两条路，是可以算这经验的解决，可以把来做个标准，试验一切的信仰和意见。假如我有个立说讲得很圆满很中听，可以自成一说。吾人若问这思想是从何处得来的？可否分析到后来，使成〔为〕很明了很简单很正确的经验？如其不然，是靠不住，没根据，不是可靠的知识。

洛克也是个文学家。他说无论一切思想，玄之又玄，飞到天上，腾到云上，无论怎样的高超，总是根据于事实，根据于低低在下的事实；要是没根据，总靠不住，他的立脚地总是站不住。这话对于一种玄想的表示不信用的态度，这是英人普通思想的共同性质，洛克可说是代表了。所以洛克又可说一方面是承上，一方面是启下。承上的方面，是有定性的发挥；启下的方面，是使得以后思想的发展格外容易。

洛克自己说，他重要的书，就是《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他这书是讨论知识。著这书的动机，起于一辈朋友的讨论，到后来讨论不下去，发生了许多困难，许多莫名其妙的困难。他因此推想究竟困难在何处？恐怕还是人心的困难。究竟人心能力的限度，不曾明白，哪一步能知，哪一步不能知，自然莫怪讨论不下去了。

所以他著这书的目的，是要找出人心知识的限度范围。超出范围以外，心的能力便不中用，这些过了限度的推想，便是妄想。他最攻击武断、妄想、一切不根据观察经验的学说。他以为凡是学说，都要有经验做根据。他这一派的哲学方法，是完全要打破一切妄想——飞到范围以外去的妄想。他说：心的知识，不用一切都知道，只要知道一切东西，实用上可以应用就够了。譬如说行为的规则是什么？不必知道人生种种的行为，只需知道它里面的光明——心——好似一支蜡烛，它的光虽不甚强，但应用上已很够了，可以用不到存什么奢望。

今天不过讲洛克哲学方法的背景的大要，不能细细讲他的方法，这一层留到下次再讲。但以前所讲的，还不完全，要求完全，须得再讲洛克所最反对的所最攻击的。他最反对攻击的，有两项：第一项是先天的知识——这种天生的知识，便是不学而知的知识。洛克根据于经验，自然不承认天生的知识。但洛克的反对，还有特别的原因。他以为天生的知识，是一切种种武断、迷信、荒谬学说的护身符。这种知识，本来是现成的，用不到去思想，用不到去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禁止你的研究、观察、思想。所以天生的知识，是造成天经地义的条件，是种种威权所凭借，用来限制思想自由的。

吾人方才讲过这时期的战争，不论是英国，是大陆，大半的原因，都起于宗教的信仰意见的不同，但是无论在政治方面，宗教方面，都可以利用这种天生的知识，说是种种的规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用不到人批评的，更用不到人研究的，所以洛克要打破这种天生的思想，打破这种不用研究、不用考察的思想。

吾人可以说洛克的哲学同他政治、社会的学说，都相连贯的。他提倡自由主义的哲学，反对某种信仰、某种观念是天生的，就因于一辈有势力的，要制定某种学说某种信仰是天生的，使得他们可以安稳，使得他们可以享受特别权利。洛克要攻击这一辈人，要恢复人的自由权。他以为这思想的自由是根本的自由，这个自由得不到，其余种种自由都是不稳的，都是假的，都是没有根据的。

洛克第二项最攻击的是语言文字的滥用。语言文字乱用的害处，可说是种种武断、迷信、糊涂、荒谬学说的第二个护身符。

有许多荒谬学说所以能存在，完全是文字做保障。没意思的文字，看似冠冕堂皇，实在这种空文的文字用不到研究。他说仆人做的事情，件件都很清楚的；凡是法令，都很不清楚，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莫名其妙的。

最要紧的，是平常道德、宗教的观念——道德上、宗教上的名词——他说宗教、道德上的文字，都成了具文。许多学者的书，都是在这些空文字上争论，费了许多的时间，费了许多的精力，有用都变做无用。他所以要改良语言文字，〔因为〕去了文字的障碍，社会上才有标准；宗教、道德都用明明白白的意思，才使社会有所依归，宗教、道德有价值有用处。

至于他的方法，待下次续讲。

最初的两次讲演，是讲亚里士多德的logic——整理派的logic；第三、第四次的讲演，是讲笛卡儿——代表理性派的logic；第五次的讲演，是讲经验派的logic，这一派的代表是洛克——17世纪末的洛克。他讲到知识的来源，以为完全由经验得来，所谓先天的知识——良知——种种生成的供给，对于人类用空泛的语言文字表示种种很复杂很空泛的意思，往往容易〔引〕起人误会，使人不能了解他的意思。这些都是上一次所讲过的。这一次便是讲这一派的方法——求知识的方法。

洛克这一派的方法论的起点，就是他对于人类以为有“天生的能力”。上次讲洛克反对先天的知识，以为人心很像一张白纸，并不是天生有什么良知，所有一切知识材料都是从观察得来：一方面是观察外面的事物，一方面是观察内心的作用。须经观察才可以得到知识，这是洛克的主张。但洛克虽以为人是没有先天的知识，同时却又主张人有先天的能力，这个能力，即是求知识的能力，即是定人的知识的方法。凡是一切经验，均根据这天然的能力来的。现在讲这天然的能力，第一步先要明了天然的能力是几种怎样的能力。

人心的能力，照洛克讲起来，说是有三种的能力。

（一）组合的作用。这组合的作用，换句话说，便是联合的作用，亦即是加的作用。把几种简单的观念加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复杂的观念，这便是组合的作用。譬如五官，那官能的感觉，只可供给吾人散漫的知识，这一种，那一种，是极杂乱的，所以单靠官能的感觉，是不济事的。像眼睛的看颜色，只知道红的、白的……耳的听声音，只知道高的、低的……手的触觉，只知道粗的、细的……单是这些官能的感觉总没有用。吾人要知道这一张是桌子，那心便有加的作用，把眼、耳、手的感觉，加在一块，组合起来才知道这是一张桌子。这便叫做“组合”（complexion）；这便是总合的结果。

（二）比较的作用。这一个意象同那一个意象比较；这一个感觉同那一个感觉比较，这便是比较的作用。那比较的作用，于空间性是可使同时存在。譬如桌子上有茶壶、茶杯、墨水瓶，心的比较可使这几种的意象同时存在。又于时间性是有先后的关系。譬如先看这一样，再看那一样，这亦是心的比较作用。于因果上是可以使得明了前因后果的关系，用手打一下桌子，有这个因，就可知道能得到发出声音的这个果。这都是很简单的，并不和人家讲因果讲得极神秘的一般。人的心因为有比较的作用，所以能看出时间的先后因果的关系。这并不希罕。不过是比较的作用罢了。

（三）抽象的作用。抽象的作用，即是把许多意象中抽出一个意象来。譬如说桌子高，把其余的意象都丢了，单抽出高的观念。许多人中间抽出个人性，许多树中间抽出个树性，至于普通的观念是没有什么高性、人性、树性，只有心的抽象作用，是把复杂的组合中丢去其余的意象，单抽出一个意象来。这一节很是重要，就是他不承认“类”法，一切普通名词、普通的观念都没有存在，都是人心抽象的结果。

这一种态度，不承认普通的观念，不承认它们有实际的存在，这个态度在哲学史上极其重要。洛克以前几个重要的哲学家均重视这个普通的观念，以为全称的普通的是最为重要。如希腊古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诸氏，都以为个体不重要的，个体须靠全称才有意思。即笛卡儿一班大陆派也是这般主张。现在到洛克却相反了：只有个体的东西是真的，全称的都是人心为方便起见抽出来的。这种见解不独在思想方面是开个新纪元，并且影响到社会上去，承认个人是真的，社会、国家均是人造的，均是为方便起见才发生的；所谓法律，所谓道德，都是普通的东西，全称的东西，都是人造的东西，只有个人有实际的存在。

方才讲的都是洛克方法论普通的起点。从这一点提出方法，这便是分析的方法。洛克以为许多复杂的意象，都是从简单的意象联合起来的。所以要知道复杂观念的真假，是没有法的，只有把这观念分析为各部分，分析到极简单的地方，才可知道它的底蕴；要找出它的缘起，找出它简单的各分子，才可知道观念是错了，错在什么地方。

譬如吾人举几个例：哲学上许多繁复的观念，什么时间的观念，空间的观念，或是物质的观念和心灵的观念，伦理学上又有什么公理、人道，政治上什么主权……等种种的观念，都是很繁复的。洛克以为一般学者用许多复杂抽象的名字，把人心弄糊涂了，弄不清了，所以他的方法要用极简的分析方法，使得一些常识的人都可以明白的。他以为把这繁复的观念解剖起来，究竟这个观念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把这观念完全的意义都明白了——它所由来的缘起亦懂得了，自然明白，不致糊涂了。

照洛克讲，无论怎样复杂的意思，都可这样地分析起来。譬如一个很精致的屋子，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分析开来，什么砖哪，石哪，钢哪，铁哪，就可以研究，明了它的分子，知道它一步步地造成，那屋子的构造和内容，自然明白了。意思亦是一样，无论怎样繁复，终可以分析开来，分析了便可找出它错或假的分子了。从前所以容易受欺，就是被大名词震骇住了，不去分析，倘使分析，可以知它底蕴，明它真相，和屋子一样，吾人便不致受欺了。

这方法吾人要留心两项重要的地方。

一是批评的方法。这方法要批评种种观念，对于社会上许多复杂不易解决的抽象名词，都要分析开来，分成许多小分子，然后观察它的真伪，明了它的底蕴，这便是批评的结果。

二是历史的方法。这方法注重了分析解剖，因此连带兼及到历史的关系，看它发生了的原由（genetic），讲它的所由来，从复杂的中间看它的组织，再每部研究它的所由来，这是历史的方法。

我人讲他方法很简单，很难使人知道他在历史上的重要。但是吾人要知道洛克是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初年，这个时期在西洋史上是新旧过渡的时代。新文化发生了，这一种自由运动，差不多有到两百年的势力；但是一方面在欧洲一千多年中古时代的旧思想旧迷信，还是很占势力。这是自由主义和中古文化正在冲突的时候，新思潮已有了根据，旧势力还没有排除；自从洛克出世——这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产生了，才供给新思潮运动一种重要的武器。这个武器是什么？便是分析的方法。应用这个方法，把旧制度、旧思想、旧迷信分析起来，研究它何以能成这种制度、思想、迷信，便容易明白它的错处，所以这是破除迷信重要的武器。

洛克死后，他的学说在18世纪的影响最大，影响到法国人的思想亦很大。18世纪是破坏时代——理性的时代，对于旧制度、旧思想、旧迷信竭力的破坏。18世纪人把中古时代称做“黑暗时代”（dark ages），自己是“启明时代”（英语是enlightenment，法语是eclaissment，德语是aniklarung）。从黑暗的到放光明。这个时代，把洛克的方法应用得很多。不但学说思想上应用他的方法，即是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应用亦很多。关于种种的制度，都要分析起来，求个究竟，明了它的底蕴，那它的真伪就易明白了。把从前很腐败的东西一切看破，看破以后就容易扫荡了。所以这时代洛克的学说很有影响。

方才讲是第一步——洛克分析的方法应用到种种观念上定观念的效用；第二步是求知识的方法。现在先讲知识的定义：洛克说知识是认清两个意思是否相合（agreement），是否不相合（disagreement），这是一种知识简单的定义，很容易看出。譬如现在说肯定的话“杯是白的”，便要看杯和白是否相符合。说否定的话“杯不是黑的”，吾人便要看杯和黑是否不相符合。所以他说：“知识是找出两个意象是否相合，是否不相合。”

譬如我举个例：“政府的威权和个人的自由有何关系？”那是不容易明白的。再简单说：“这一个屋子比这张桌子要长多少？”那还是一样地不容易明白，一样讲不出来。但是有法子，吾人先求屋子的长是多少尺，桌子的长是多少尺，分到简单的尺数，那屋子比桌子究竟长多少，便容易知道了。用这同样的比例到知识上去：把每一个复杂的观念，分成简单的分子，那简单的观念，人人便容易知道了，明白了。总而言之，洛克想把复杂的东西解剖起来，使得平常人都可用常识去观察，都能懂得明白，这是他方法论重要的一点。

知识的方面已讲过，现在讲理论（reason）。理论的方法，他又和笛卡儿、亚里士多德的推理不同。他以为知识是比较两个观念相合不相合，理论是比较两个观念以上至无数观念。理论的要点，第一是不可凌躐次序，要一步步地推论。譬如有二十个意思，不能从第一、第二个前提，忽跳到第二十个断案；假使如此，旁人就难明了了。必定〔先〕要〔将〕第一和第二〔作〕比较，〔着〕合不合，再依次递推到第二和第三，第三和第四……直比较第十九和第二十，都要没有错——没有不合的地方，好似链子一般可以贯串的。这样照历史的方法一步步找出来，可使人人都懂得。总之，复杂化简单，繁难化容易，要使人人都容易了解的。

吾人可以用洛克自己举的例，明白他推理的方法。他说：“一个乡下老太太，害了回热病，才好得不多久，但是穿上很少的衣服，想要出门了。这时有一个人和他说：‘天气快变了，怕要刮风咧，风起了还也许下雨呢，下了雨要湿衣服，你衣服穿得不多，定要受湿，受了湿要害病，你又是病后，怕要复病咧。’这么一说，这位老太太便知道不出门了。假使那个人同他说，单说‘下雨……害病’，截去了中间许多话，那位老太太怕就不容易明白他的意思了。”

洛克说这是平常人的推论。平常人的推论并不是三段论法，什么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再下一个断案。

洛克接下去说：“这是平常人的推理，只要这一种意思和那一种意思的关系明白了，成了贯串的关系，各个人都可以推论，用不到三段法。假使把方才这些话变成三段式去告诉那位老太太，恐怕要不明白了。可知这种三段式并不是平常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亦未见得都从三段论法中得来。上帝造人，并不是单造一个躯壳，必要待到亚里士多德以后，才会有思想。”

这一种洛克的攻击三段法，是他论理的方法和以前不同。还有一层，古代推理时一定要个大前提，那大前提是要最普遍的、全称的——凡人是怎样，凡动物是怎样——这普遍的全称的大前提在古代是不可少的，一切理论都是从普遍的大前提着手。笛卡儿亦是这样。洛克却用不着普遍的、全称的大前提，一切推论，都是个体的关系，只是要这一个个体和那一个个体的关系不要弄错便够了。方才说的“天变……刮风……下雨……受湿……害病”是一贯下来的，这是经验派的方法，这派方法和以前方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不承认普遍的全称的名称，这都是为方便起见，是人心造出的，功用并不重要；这派只承认有个体的存在。

洛克以为一切人的动作行为都根据知识思想。人的观念（idea）错了，他的动作亦不会对的。这派方法重要的所在，就是使人有正确明了的观念。何以他注重个体——注重个体的观察呢？因为只有个体的事物可以观察，可以用人的常识经验来观察。何以反对全称、普遍的名称呢？因为全称的普遍的，是不能观察的。张三是可以观察的，因为是个体；一切人是不可观察的，因为是全称。洛克要使人人的平常经验能够观察得到的，所以注重个体的事物，反对抽象名词。

这一层是经验派的方法的中心问题。经验派的方法要使人心离全称的——糊涂不明白的——抽象名词，回到个体的事物。换句话说，就是回到具体的观察，使得易于正确易于明了。这是中心问题，其余都是从这方面引申的枝节方法。

现在要批评这派方法论的缺点，提出的都是与下两次讲演的实验派有关系。何以单提这个呢？因为实验派（experimental）和经验派（sensationalistic）有很相同的地方。这两派都承认一切知识全由经验来的，不容易找它不同的地方，因此提出几种缺点，可以表示根本不同的所在。

第一个缺点是他的方法单是批评的方法，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旧制度、旧思想和旧迷信，一样样地解剖了，这是很容易的；但只注重分析——分成了小东西，于创造方面，还不能预料、推想到将来，预先安排布置，缘是要建设大系统，就不够了。所以这种批评的方法，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为什么这种方法只可分析破坏，不适用于建设创造呢？这根本的地方，在他对于经验的见解不同。洛克把经验看做一片片、一段段、一块块的小东西，不注重它联络的关系，因此以为经验是片断的零碎的东西，没有组合；所有组合，都是人心造出的，于经验的本身没甚关系——所谓空间、时间的关系都是人造出来的。

这一种的见解，后来洛克一派的代表，就可愈发厉害了。至于休谟（Hume），从他的哲学看来，他把经验看做无数不相关联的小分子。这种结果，便极端地怀疑，以为一切经验都是或然如此的，不必一定如此。这样要弄到没有科学亦没有真理的地步，因为科学所以能存在，就在承认经验中事实的本身有一种关系，才可以找出通则和公理，现在把关系都看做人造，科学就不能存在了。又他人生哲学上的结果，只承认单独存在的个人，因此求快乐求利益，认为有利益上的关系，便可以聚在一块，结果要成极端的个人主义。所以〔把〕经验看做零碎分子，是很有大缺点的。

还有一个缺点，他讲的经验是被动的，不讲自动的动作——心是一张白纸，凡是外来的影响收下就是了，这是不够的。经验要是活动的、创造的才行。至于究竟吾人的知识作用怎样，下次再讲。

今天是这个讲演的第七次，讲演第四派的哲学方法。我们从前讲演的第一派是希腊的系统的方法，第二派是大陆方面的理性派，第三派是经验派，今天提出来讲的是实验派。从前的讲演，都先讲哲学方法发生的背景，就是为什么发生这种哲学方法，然后再讲到方法的自身。今天也是如此。先讲此派哲学方法发生的背景，而把哲学方法的自身放在下星期再讲。

我们虽把理性派的哲学方法用笛卡儿来代表，而以洛克代表经验派的方法；但要知道，我们所选出来的真是所谓代表，历史上主张这两派的并不限于这两人。从1600年直到1856年，有两百五六十年最激烈的长期争论，其论点就是“理性”与“感觉”所占的地位。理性派主张有许多定理都是全称的、普遍的、先天的，只可从理性得来，而不能从感觉得来。洛克一派以为无论如何高深玄妙的道理，总之以经验为求知之门；凡是不从经验来的，都是不正当的。这个纷争直到19世纪中叶，还没有完。

今天要讲这一派的绪论，先把那两派——理性派、经验派为什么每家都要纷争到这样厉害的动机说一说。

先讲经验派的动机。

一、他们以为知识不是少数人独有的，而应该以平常各个人的经验为知识的根据，去考证理性的知识。只要观察正确，知识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专门学者与平常人的分别。

二、他们以为注重理性的结果，一定要想入非非。经验是切实的、具体的、可以考核的。经验的范围虽然较小，有许多事确有经验所做不到的；但是十分妥当，没有危险。

三、他们以为经验与感情所及，都是人生日用的生活；所有相关的事实，都在人生范围以内。自培根下来，英国这一派都主张征服天行，替人生实用做工具。所以洛克一派，注重经验，其目的即在求得人生实用的知识的方法。

在理性的一方面，恰恰与他们相反，其主张的动机，也有三端可以举出来。

一、他们以为经验是不正确的，没有一定的，靠不住的。经验常常要变更，如生理上境遇不同的时候，病的时候，其经验都与平常不同。经验不同，自然实用上也不能有坚定的行为。所以只有理性是靠得住的。

二、经验派自己以为注重实用是他们的长处，但由理性派看来，却正是他们的短处。经验所限，其实用的范围很小，都偏于机械的物质的一方面；而精神理想的一方面，都是感觉所做不到。所以只靠经验不靠理性，便把较高的精神一部分丢了。

三、倘完全依靠经验，一定被过去所限。凡是经验，总都限于过去的，往前的推想、预算、指挥，都不是只靠感觉的经验所能。经验派不过为过去的奴隶，对于将来的布置、筹划、建设，只认为不可知。不知将来，便不能指挥现在。只有理性派有布置、筹划、建设将来的能力，所以也有指挥现在的能力。

我们为什么先把理性、经验两派纷争的动机讲述一遍？因为知道了他们的争点——两方提出来的长处和互相攻击的短处——然后可以介绍到最近几十年来对于经验的新见解。这新见解把从前经验派所提出来的长处，应有尽有；而从前理性派所指出来的短处，都能免掉。从这新见解，可以把三百年来的纷争暂时解决，重新回到有系统的现状。这问题确是高深而且重要。他们两派也并不是无意识的纷争，我们现在且看这新见解能不能把他们两派的争端解决。

以下我们要讲近几十年来的三件事实——原因。由这事实，我们对于经验的见解统统改了。不但把从前经验派所主张的官能的感觉打破、推广，还能包括理性的一部分在内。

第一件事实，是生物进化的观念。这是最近世的说法；六十年前，1859年，达尔文（Darwin）在他的《物种起源》里面正式宣布的。但是与经验有什么关系呢？这答案很简单，就是从前不但把官能感觉当做死的，专为求知用的；即脑筋和神经系统也当做死的，专为思想用的。从有了生物进化的观念以后，把神经看做生物进化的工具，也是一步一步进化来的，与肢体一样，随环境的不同而进化。

照生物进化的学说讲起来，世界生物的历史，实在是长而有趣、且热闹的一出戏。从前的下等动物，没有十分成形，很软弱的在世界各部生活；后来因为要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谋生存的结果，渐渐有新机能出来；有了新机能可以生存，没有了便要消灭。于是新机能一步一步地越加发展，直到高等动物，机能比下等动物愈高，其应付环境的力量也愈大。照这一出戏看来，不但呼吸、消化、手足等等官能，是对付环境的结果，就是视觉、听觉的官能，也是进化的结果。生物要有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好看，是要使它生存的能力格外增加，所以都是生存的工具。

譬如用眼睛来做个例。眼睛的所以能看东西，并不但为求知识。他能前后左右看，像人的样子，是生物从前所以应用的如保护自身，保护子孙，躲避敌手，攫取远处食物等，都是眼睛应用的事体。眼睛是生活的工具，使生物得种种警告。其余听官、鼻官等等，也是同一道理。就是脑筋，也不但为求知，而在对于将来推想、预算、计划，也是生活的工具。

这种讲法，把眼、耳等官能以及神经，都看做生活工具，不仅为求知，其影响在乎把知识的意义也变了：知识不是呆板的，知识的本身也是拿来应用的。从前两派所争感觉与观念那个正确，那个不正确，都因为不知道知识的价值不在本身而在应用。譬如“手”，照从前的讲法，一定要讲“这手是否真能代表天然界的手”，这简直不成问题。真正的标准，是在看它应用时有什么价值。

照从前的讲法，把人人的知识看做一面镜的样子，把“实在”（reality）照下来便是。这样办法，那自然要争了。经验派说我的镜清楚，照得真；理性派说经验只能照粗浅低下的一部分，而不能照高深玄妙的一部分。但用生物进化之理来讲，知识并不是镜子，是用的东西，各方面都用得着。感觉、理性，都是帮助有机体的生存能力：警告他危险的东西，叫他驱避；指点他有用的东西，叫他攫取，并不是呆板去照“实在”是什么。思想、知识，是在把已得的做根据，推算将来，所以不是应用的东西，不是照实在的镜子。一部分的纷争去掉了。

第二件事实，是新心理学的发生。这个观念很重要，也与进化论有密切关系，也可以并作一事，但分开说较为注重，可以格外明了些。经验派的短处，在把“感觉”看做唯一的材料，经验的对象，就是感觉。新派的心理学完全不承认这种说法，以为感觉不过是戟刺生物，使它运动的。所以这派心理学可以称为动的心理学（motor-psychology）。

怎样叫做动的心理学，与从前的心理学对于“感觉”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从前把感觉看做唯一条件，现在以为这不过戟刺我们运动的，向哪一方面进行或驱避。手足的运动，眼睛的四顾，都由感觉戟刺起来的作用；每一感觉都是指挥或节制行为的。譬如到大街走去，汽车、马车、人力车很多，要经过去，必须眼、耳、手、足同时运用。这时候晓得官能并不单是被动的感觉，而在时时指挥运动的方向，可以平安经过这条街路。又如用细刀刻木，手与视觉也是如此。每一个感觉都指挥运动一步一步地继续前进。

理性派批评经验派主张的感觉没有条理和系统，好比一个人站在地上乱转，转得头晕目眩了。这话虽太极端，然感觉如不管它的用处，的确是没有头绪的。但照新心理学讲，感觉以生物的活动为中心，每一感觉都是助帮活动的，把糊涂杂乱的都变〔得〕有系统有条理了。如站在前门大街上，发生许多感觉，他要找没有车的地方走去，自然是有系统有条理有意识的了。

第三件事实，是最近始有机会研究有条理系统的知识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的作用知道了，它的真相才渐渐明白了。从前理性、经验两派的纷争，直至最近懂得科学的思想方法以后，才知道都是错的。因为以前人对于有条理系统的知识思想，不甚明了，科学发达以后，始有人研究科学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所以对于经验的新见解，发达得很迟。

这第三个事实是科学方法研究法的发明，其内容下次再讲，今天先提它几个重要之点。依科学方法的眼光看来，经验派对于全称的通则，完全看不起。这一层经验派错了。全称的通则，在科学上占重要的位置，没有它便没有科学了，怎么可以完全看不起呢？但是理性派把它看得太重了，以为它本身有价值的，这也不尽然。这些全称的通则，其价值在一方占住中心位置，一方能把散漫者整理起来，使它有条理系统，以为预算将来的用处。用处虽大，但也是一种工具，本身却没有什么价值。

全称的通则或定理的用处，在把分别的、无关的、碎漫的事实连贯起来，找出条理系统。没有它，就是得了一百万的零散观察，也是无用的。图书馆里的书，只记得它的许多目录，可以算有学问吗？在没有系统条理的地方，找出系统条理来，这确是通则定理的用处。这一层，理性派〔是〕不错的。

但是理性派把这些通则定理看做独立〔的〕，不受经验的限制和证明，那是它也错了。通则定理虽然有用，但照普通律令，也应受科学制裁，凡经得起〔制裁〕的可以存在，否则新的也许可以推翻旧的。理性派以它为超于经验，怎么不错呢？举个最近的例：牛顿的引力说在科学史上可以算得完全无缺的了，大至天地，小至一点，都与引力有关。但是，这样普遍的定理，尚且最近受了德国学者爱因斯坦（Einstein）的修改。他把学理研究好了，发表出来，说：我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倘若对的，下次日蚀的时候观察有某某之事实，可以证明。最近的一次日蚀，他们依他的指挥观察，果然看出某某事实，这学说于是证明。三百年来大家公认的定理，尚且可用几分钟的时间证明修改，那普通的定理须用经验来修正，自然不待说了。

我现在把三种事实总在一点上。开端时对于经验有一种批评：经验是限于过去的，倘积起过去的经验来，不能悬想将来，那是回想的，不是进取的。现在合起三种事实来，就是以经验为生活，继续前往，期望新的将来。不但记得过去的，还要向前进取的，把从前理性派批评经验的短处都取消了。

我人须知道，过去的经验，已成陈迹了，无可奈何的了。只有一件事，可以为力，可以受我们的支配挽救，就是“将来”。但是走到将来去有两条路：一条是暗中摸索的，瞎碰的；一条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依照预定的方针，用心思的、有意识的向前做去。将经验看做生活，知识看做生活的工具，预算怎样可以管辖将来，不为潮流卷去。所以此派学者对于logic非常注重，以为非此不能整理过去的经验。此点最为重要，是实验派哲学的中心。他们要找一个方法，为人类做工具，管得住现在能管的一部，使将来可以为力，一步一步有意识地做去。

上次讲经验有三种重要之点。

一、经验是生活。生活是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不绝的历程；因过去的经验，预备将来的生活，这是从旧到新、递进不已的。

二、因为这个缘故——这从旧到新的缘故，所以吾人对付将来的能力，全靠吾人能不能管得住将来，预料将来，利用过去的经验去推测将来，使吾人有知识的系统的行为去应付环境。

三、因此所谓方法问题，并不是找出方法来，作法式上的论理便算了事。所以要有论理的方法，就是当它做工具；推算将来的结果，才可定现在的方针。所以方法问题，并不是法式上的问题，是实际上的问题。这是上次吾人讲实验派重要的结论。

这次是讲它的方法，讲这种思想方法的大纲。先举个很浅的例，便使平常人没有学过logic的人，没有学过哲学的人，都会的，都能应用的。这并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方法，在平常人看来，虽不当它是方法，但能不知不觉地应用这个理。譬如一人要走过一条车马很多的街，要从这边走到那边，这时很和“人生”一样。人生一生有许多时同过这条街的时候相同。人生也是一条大街，很复杂很危险的长途，很不容易过去。所以现在先举这个例，再讲它的方法。

把这个例来看，这人要走过这很挤的街，第一步是怎样？那第一步是先“观察”——观察情形。这边有车来了，那边可有没有？现在行路的人是很多，什么时候才可以少一些？要到怎样情形，才可以安然过去？这是第一步，无论何人都要做这一步的。这点要注意。这观察同经验派——第三派——的理论，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地方。

一、这是自动的，不是被动的。经验派把外面的影像印到心上，如白纸一般完全收进去就是了。这却不然。这观察是自动的，由自己眼观四处、耳听八方得来的。这都是一种动作的结果，并不是单把一件一件影像收进去的。

二、我人讲观察，不单是观察就算了。观察的结果，〔是〕要应用的，要把来做推论的材料，并不是为观察而观察，和照相一般摄一个影，收入些影像就完了。这又是个不同的地方。

观察后第二步，便是要下推论。吾人推论惯了，往往不觉得是个问题。实在推论都是问题，从现在的经验推想到将来，看什么时候可走过去。从名学上讲来，这是个问题——这是从已知推到未知，从已过推到未来。吾人所以能推论，全靠有过去的经验。这第二步的推论，便是把种种相仿的经验，把未来和现在的情形比较，才可以推算几时可以过去。倘使没有经验，他没有东西〔作〕比较，他便不敢过去。比较以后，才下推论，才能从现在推到将来。

方法的第三步，是这人的动作行为。观察后有材料推论，可以判断这情形，第三步便是照推论做法，实行这判断。假如这人看准了，或是不动等半天，或是立刻冲过去；或动或不动，这是他的行为，是方法的第三步。这一点和从前几家根本不同。以前从没有一家把行为归在方法里——思想的方法里，加第三步的行为——我人为什么要把行为归在思想方法里呢？因为行为亦是很重要的。假如这人观察后，单下个推论，但不照这推论做去，那么，他的推论错不错，他究竟能不能过这条街，我们不能知道；他有了行为，便可看出了。他也许是个近视眼，没有观察清楚，他自以为不妨，走过去竟被冲倒了；他也许推论不得当，他把汽车的速度当做骡车的速度，走过去竟遭到危险。他走得过去，便足以证明他观察推论得不错。走不过去，亦足以证明他的错误，下次可以不犯这弊病。所以吾人的行为是证明，是真正的证明，是实际上的证明，可以证明这两步的正确不正确。没有这一步，观察推论的错不错，便不可得知，所以这一步亦是思想方法的一步。

现在所以要举很浅的例，要说明科学方法就是各个人平常用的思想方法——平素日常应用的方法——它的不同地方，不过程度上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科学方法，比较地有条理些，有系统些，要格外精密些，小心些，实在还是一样。

吾人把第一步看，看科学方法同普通人思想方法不同的地方在何处？普通的观察，有两大缺点：（1）于很高、很大、很明显——表面上的东西，太注意了；（2）于小的、微细的、隐藏的——不容易发见的，太不留意了。这是两大缺点。科学方法欲免这缺点，于显而易见的，并不看做十分重要，还要进一步看精密的东西。但是这不容易观察得到，所以不全靠官能的感觉，还须靠人工的器具——望远镜、显微镜等——使得重要的东西，不轻轻放过。这是科学方法同常识方法不同的地方。

所以吾人〔在〕科学观察上，有种种辅佐品：观察远的，有望远镜，小的有显微镜；研究光的，有折光镜；还有寒暑表、风雨表种种人造的器具，供观察不到的地方〔用〕，比表面上的观察更进一步，更要看得精细。这还不够，还要使我人观察格外正确，用数量的量法做精密的计算，使得极微细的，都不能逃出我人观察之外。所以科学方法和常识观察，只是程度的不同——精密不精密的不同。

在这地方最重要的一点：科学方法的观察是有目的的，别的方法论也注重官能的观察，但他们当做本身是目的，这便错了。吾人是为了旁的事情观察，观察不过是工具。为什么要观察？因要解剖某种事实，或指定一种困难在何处，所以要观察，要研究。科学方法决不单是观察，是无所为而观察的，要有了问题——情形，才行。普通的观察，它没有把情形解剖、分析，没有把困难所在指出，轻易判断是很难的。科学方法要先考察过，才下判断，所以吾人说观察是工具，是引吾人到第二步的。

吾人观察是有所为而观察，所为的要规定困难点在何处，把这种情形解剖起来，指定困难，这是观察的理由。科学方法，好似个医生，医生最重要的是诊察，他不先听病人的话，他先把器具来试验他的热度，考察他的大小便，先这样观察，定这困难的所在，把来做下断案的预备，没有诊察，不能定这困难〔点〕。

近时科学和古代科学不同的地方，它重要的一点，即是方才讲有观察的用处，并不是观察可以解决。从观察里找出解决，是错的。观察不过供给材料，指定困难的所在；换句话说，便是观察引起问题，但不是解决问题。古代科学讲：这物何以下坠？因为是重的。何以不下坠？因为是轻的。它把官能的感觉，来解释这问题。近时科学便要研究它何以重的会下坠、轻的不下坠？吾人知道所谓轻重是结果，并不是原因。它的原因在地心吸力。吸力是它重要的原因。假如在地球外，火星或金星里，它的吸力不同，轻重的量也不同了。其余光也是一样。古代当做一种问题，我人却知道是由磁力、电力来的。所以观察只可帮助指点人一条路。

第二步是推论。照吾人讲，观察无论如何正确，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推论——第二步的工夫。推论是从现在到将来，从已知到未知。推论都是冒险的，所以科学方法和普通思想方法第二个区别，就是科学要用种种方法管住冒险，使危险减少，使推论〔做〕到稳、正、当、确的地步。方法越精密，冒险的性质越减少。这是科学方法和常识方法第二个区别。

防备危险，这是科学方法〔的〕重要问题。科学方法管住推论的冒险有两项，分作两层来说。

第一层的保障，是打破习惯。譬如那过街的人，他的推论，根据于过去的经验。往往过去经验，变做经验固定，成了习惯，很难打破。科学方法第一步管住推论的错误，便在打破习惯。因为思想习惯固定以后，往往被它拘牵住，于新的情形之下不能应用。昔人信地是扁的、平的，地是不动的，太阳天天绕地球转一次。吾人现在知道地是圆的，365天，地球绕太阳一周。吾人要知道何以以前几千年都相信这些说素，这全因根据于固定的经验。看惯了扁平的东西，推到地球，以为也是扁的；看惯了动的东西，推到太阳，以为也是动的。所以科学方法要管住冒险，最重要是打破习惯，比较参考，哪一种可用，哪一种不可用，这真正是应用。

要求打破过去的错误的经验习惯——经验固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经验的范围推广，有比较的材料，大同小异的，小同大异的，异中同的，同中异的，各方面的比较，才可把固定的习惯打破。有系统的科学，都是许多经验——不同的材料比较参考。所以科学决不是〔由〕一个人生出，是全社会的产品。科学并且是世界的，没有国界的，别国人的经验也可以供参考，一偏之见，是不行的。生在热带里的人，假使他没有地理上的知识，决不会知道很流动的水会结冰。在低温以下液体可变做固体，这是很浅的理。科学方法就因此要收集许多材料比较参考，打破固定的思想习惯。

以上说的多收集不同的经验来比较，是第一层的保障。至于第二层的保障，就是根据种种材料，从这里找出普遍的概念。这概念是讲它的关系——因果的关系或先后的关系，这便是通则，是科学上的道理。通则的用处，〔在于〕把琐碎的找出条理系统，把种种事实归到定理里。但吾人要知道：通则不单是简单的作用，它于推论上有保障。根据经验的通则做指挥，格外可靠一些。

在科学书里，都知道科学多通则——科学的律令——但吾人要知道这一条条的定理，何以这般重要？真正科学在〔于〕能把这些东西应用到经验上去，使很复杂的经验成了定理，便可使保障推论时格外稳当。何以有定理是稳当呢？譬如个医生，诊察后下个判断，说是肠热病，他决不单根据观察事实，还须根据定理。他知道定理：在某种情形之下是肠热病，凡是肠热病，都是如何情形的。他一方面根据事实，一方面根据定理。有了定理，才可以免〔除〕危险；从已过推到未来，才可以有把握。

现在可以看出这实验派的方法论，同别派的区别地方。比较这一派的长处，那第一派是整理、系统的方法，它注重系统、类别，固是不错。但吾人讲它所以重要，不过用时格外方便，至于本身，并不是目的。那第二派是理性派，注重定理，固亦不错。但吾人所以承认它，就因为推论时有根据，可以保险，并不是本身是目的。

现在简单讲第三步实行——动作行为。无论观察如何详细，推理如何正确，都算不了真知识，要使成为真知识，非经实行不可。实行把推论实地试验一下，使知观察推论是不是正确。没有这一层，只可算是假设，不能说是真理、真知识。

科学的试验，即精密的实行。把学理上应发生的效果实验它，看这效果是否发现。有了实验，才可以成真理。实验是实行，并不是糊糊涂涂的试验，像小孩子烧药品一般，作为玩意儿。最重要要有计划，要有把握的计划。这种试验的结果，是正确观察推论的结果。

吾人讲实验派的方法，总括有两句：

（1）实验要使知识、学问、学理格外切于实用，不是空的无用的知识；

（2）使人生的行为格外根据有意识的行为，受知识的支配，不要做无意识的盲从。

吾人再放眼一看，古来多少学理，都是些纸上空谈，有多少行为，都是些茫无意识。吾们从这两方面上想，所以实验的方法是世间人类幸福唯一的保障。

 

 

50　这是杜威1919年11月14日起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的讲演词，共讲八次，由胡适口译，绍虞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