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期，音乐院校先后成立了北京“中央五七艺术学校”音乐系、“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和上海“五七音乐训练班”停滞不前的专业音乐教育也开始得以恢复。然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教育失去了其独立性，招生和教学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艺术专业的招生强调要以苦大仇深的工农兵子女为主，首先必须符合这一政治条件，然后才能接受艺术教育。
1973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中央直属9所艺术学院合并，总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下设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等三院三校。音乐学院以原中央五七艺术学校音乐系为基础与原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合并而成。中央五七艺术学校音乐系第一届招收学员70人，包括弦乐和钢琴两个专业。许多钢琴专业的学生由农村和工厂基层推荐而来，没有专业学习的条件和基础，给专业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在教学中有人主张以改编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为主要教材，认为钢琴教学不需要系统的技术训练，不准弹奏外国的练习曲和乐曲，因此很多钢琴老师自己编写教材，由于招收的学生都是“白丁”，教材的编写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从初级开始。1973年，该校共招五年制学生22人，钢琴系2人；八年制学生45人，钢琴系11人。这一时期的教学，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的专业水平可想而知。但是中央五七艺术学校音乐系的建立和所进行的专业音乐教育，是这一时期专业音乐教育得以恢复的标志。受其影响，各地音乐学院、艺术院校、师范院校艺术系都逐渐恢复招生，钢琴教学与演奏也随之陆续地展开。
（二）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
1969年至1976年间，全国只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首中国歌曲和一首外国歌曲《国际歌》，全国只能演八部“样板戏”，钢琴音乐被污蔑成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1967年，殷承宗根据样板戏《红灯记》改编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该钢琴伴唱首演于1968年7月1日。它的显著特点是用“西洋乐器之王”钢琴为中国京剧唱腔伴奏。
1969年2月，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组正式成立，成员为：殷承宗、储望华、杜鸣心、盛礼洪、刘庄、石叔诚和许斐星等人，1969年12月完成改编，1970年5月在北京首演。它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由于大合唱的广泛流传和深入人心，使人们在欣赏协奏曲时有了理解的依据。梁茂春评论道：“当然，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处理独奏乐器与乐队的关系方面也比较恰当，钢琴独奏的片断也能够发挥钢琴的特色。钢琴协奏曲不失为‘文革’期间一部较为完整、较为感人的管弦乐作品。如果说‘十年浩劫’是交响音乐的漫漫黑夜，《黄河》则是那黑夜中的一盏灯火。”《黄河》后来成为在海外影响最广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之一。
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产生，中国钢琴音乐重获生机，这两种钢琴音乐改编类型的尝试，开创了钢琴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的先例，使本来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被赋予了新的美学趣味。在一定范围内，“钢琴改编曲”这种形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允许生存下来，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钢琴曲创作的最主要形式。(www.xing528.com)
2．钢琴改编曲的繁荣
纵观几百年来的西方钢琴音乐作品，我们发现，改编型的钢琴音乐作品往往较难成为浩瀚的钢琴音乐文献中的佼佼者，而仅仅作为一种“二线”的钢琴音乐形式存在着。但是，反观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历史，中国的钢琴音乐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产生了六百部左右的钢琴音乐作品，这些钢琴音乐作品获得国际和国内认可度较高的成功作品当中，改编曲占据的比例是最大的。这个时期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几乎全部都是改编类型的。这种“改编”作品占据钢琴音乐作品的主导地位的现象，是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与西方钢琴音乐文化最大的区别之一。
这一时期钢琴改编曲的类型主要可划分为以下三种：
（1）根据“样板戏”的音乐改编的钢琴曲。这类作品的主要代表作有：殷承宗钢琴伴唱《红灯记》（根据“样板戏”《红灯记》改编）、《北风吹》（据现代舞剧《白毛女》音乐改编）；储望华《甘洒热血写春秋》（根据《智取威虎山》唱段改编）；赵晓生《家住安源》（据《杜鹃山》音乐改编）；杜鸣心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根据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改编）；王强钢琴协奏曲《红色娘子军》（根据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改编）。其中以杜鸣心改编的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在艺术上有一定新意，也较能发挥钢琴的特长，影响也比较广泛。杜鸣心在有限的空间之中创作出了这部“超出某种局限，获得了长久艺术生命力的钢琴曲。”描写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连队的斗争故事。作于1975年的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选取了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娘子军操练》《赤卫队员五寸刀舞》《清华参军》《军民一家亲》《快乐的女战士》《常青就义》和《奋勇前进》七段舞剧音乐素材，改编为七首钢琴独奏曲，整部组曲音乐的性格是乐观、奋进、斗志昂扬的。其中，《快乐的女战士》是被单独演奏次数最多、最受欢迎的钢琴曲。
（2）根据传统民族器乐曲改编成的钢琴曲。这类作品的主要代表作有：黎英海《夕阳箫鼓》；储望华《二泉映月》；陈培勋《平湖秋月》《流水》；王建中《百鸟朝凤》《梅花三弄》；刘庄、殷承宗《十面埋伏》；黄容赞《狮舞》；刘庄《三六》；赵晓生《滇湖琴声》《冀北笛声》等。其中，黎英海的《夕阳箫鼓》立足全曲安排曲式结构。王建中改编的《浏阳河》《陕北民歌四首》《百鸟朝凤》以及《梅花三弄》等乐曲，在较好地保留了原曲的调式风格的基础上，音乐纵向上以五声结合为主，引入了调式变音，注重钢琴演奏的指法、弹法的通畅性。储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表现出作者对原曲的深入理解和驾驭钢琴织体表现力的能力。这些作品是标志中国钢琴曲创作已达到新水平的明证，作曲家通过对原材料进行增删，存留民间乐曲的基本结构，寻找适合于传统乐曲的和声、复调语言，并融汇民族乐器和钢琴的演奏技法，创造出极为突出的演奏效果，因此成为广受群众欢迎的音乐会演奏曲目。
（3）根据民歌或创作歌曲的旋律改编成的钢琴曲。这类作品的主要代表作有：赵晓生《挑担茶叶上北京》；王建中《浏阳河》《陕北民歌钢琴独奏曲四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崔世光《松花江上》；储望华《红星闪闪放光彩》《南海小哨兵》；周广仁《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殷承宗《北风吹》；但昭义《放牛娃儿盼红军》；李民铎《心中的歌儿献给解放军》等。
上述作品，作者在改编创作时均采用原歌曲的标题，延续原歌曲歌颂性的内容。原曲就像一个框框，改编者只能在这框框里面进行一些艺术的发挥。这样的创作，给改编者留下的艺术创造的天地是极有限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曲家们仍做着艰苦的努力，留下了一些具有一定创造性的作品。”当然，真正属于创作的钢琴作品，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其中包括一些原创的上佳之作，诸如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田联韬的《塔吉克舞曲》、赵晓生的《音乐会练习曲六首》、倪洪进的《钢琴练习曲四首》、陈铭志的《复调小品十一首》、黄安伦的《前奏曲两首》等。值得指出的是，倪洪进的《练习曲》，虽然同样也取材于京剧音调，但却采用了与钢琴伴唱《红灯记》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这在当时不可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突破。作曲家们虽然在此类作品的旋律、和声、曲体等民族风格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艰苦的探索，但是这些作品仍然具有近似于改编曲的特点，如具有鲜明的歌颂性标题、具有歌唱性的声乐化旋律、具有通俗化的艺术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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