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琴艺术的早期传播及作品赏析

（一）宫廷中的传播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盛世王朝，即文景、贞观和康乾三个时期。康熙朝，康熙皇帝喜爱、推崇古钢琴，对这件西方乐器情有独钟。康熙皇帝聘用了一批传教士入宫做音乐教师，教授古钢琴的演奏技巧及西洋乐理知识，其中以南怀仁，徐日升、德里格三位最为著名。康熙皇帝亲自拜洋人为师，学习古钢琴的演奏技巧，使它成为清初宫中风靡一时的“西洋玩物”。据记载，康熙皇帝还能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古曲《普庵咒》，足见其已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演奏水平。可以说，康熙堪称为中国第一位认真的、有一定水平的古钢琴学习者。

康熙学弹古钢琴并非出于偶然，其中必然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渊源。首先，作为一名君王，他组织大批人力、物力编撰国乐盛典《律历渊源》，并将西洋乐理录入其中，力求实现音乐艺术的大统一。其次，康熙帝学弹古钢琴，不仅仅为了自娱自乐和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更重要的意义是，将这件西方乐器提升到与本国传统乐器相媲美的地位，充分显示了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国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宽容”“接纳”的博大胸怀。此外，康熙皇帝还命宫人尝试仿造古钢琴，这足以证明康熙帝主张“中体西用”的先进思想和实际行动。康熙帝历来倡导“学以致用”的思想，因而对西洋音乐不仅“猎奇”，而且“求知”，从而促进了西乐在宫廷的传播，使西方键盘音乐在中国播下了的种子，成为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先声”。

明末，随着中外贸易的频繁交往，西方传教士紧步葡萄牙殖民者的后尘来到中国。于是，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文化艺术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形成“西学东渐”的又一次高潮。虽然西学的浪潮并没有持续很久，但它毕竟使国人大开眼界，并深刻影响了清初的文化政策。

（二）学校教育的传播

1．教会学校和新学堂的兴起

真正促使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的是教会学校和新学堂的兴起，以及之后专业音乐家的贡献。从鸦片战争以后，在我国各地建立的教会及其教会学校中，西方音乐的影响不只局限在做礼拜、唱圣诗的范围，在一些宗教节日，教会还举办专门的音乐会，演唱许多著名的宗教音乐作品。清末，一些教会学校（如上海的“中西女塾”）还开设了“琴科”，吸引了不少喜爱西方音乐的女子就读。也有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出国学习西方音乐，成为著名的女音乐家。

同时，“学堂乐歌”的产生和发展，对钢琴音乐的传入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变法维新”。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积极兴办新式的文化教育设施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文人极力鼓吹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教育作用，通过学校唱歌来传播新思想，使年青一代树立“救亡图存”的立国大志。清朝廷在各方压力之下，于1901年在西安颁布实施“变法新政”，命张百熙为学部大臣，奏准订立《奏定学堂章程》，并于1904年正式实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众多的官办、私立及教会学校中，对我国钢琴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02年创办）的“图画手工科”（1906年特设）。它是我国近代官办艺术师范教育的鼻祖，具体的音乐科目有乐典、风琴、钢琴、唱歌，悉用五线谱。1906年和1907年的两届毕业生是我国南方第一代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艺术师资。另一个是“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08年创建）的“图音手工专修科”（1912年增设）。该校的音乐课程有乐典、和声学、练声、视唱、独唱、合唱、钢琴、风琴、作词、作曲等，各课均采用五线谱；还有专用的音乐教室，钢琴两台，风琴数十架；教学水平较高，培养出众多艺术人才，例如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朱稣典、李鸿梁等。当时担任钢琴课教学的，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艺术教育大师李叔同先生。

另外，留日学生是钢琴传播的中坚力量。当时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沈心工、曾志斋、李叔同都曾留学日本，受到日本教育模式的影响，政府在教育体制上首先采用了日本模式。于是，在国内和日本各种各样的唱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开设了乐歌课。据统计，1902-1911年期间赴日留学并选修钢琴者有14人，他们分别是：曾志忞、萧友梅、李叔同、王志超、李侨、朱俊、冯鸿图、张竞新、余边申、胡蕴庄、林淤、余景新、刘鼎桓和柯丁丑。他们学成回国后，积极向国民推广钢琴艺术。这一时期对中国钢琴音乐教育有重要贡献的是：李叔同、曾志忞、高寿田、冯亚雄等人。他们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同时又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中国新文化人士，早年游学国外，回国后以教育家的身份在普通学校从事音乐活动，自己编著中国早期的乐理、和声、视唱等教科书。他们还从欧美、日本带回了当时流行的钢琴教材拜厄与车尔尼的初级钢琴练习曲集、《哈农钢琴练指法》《小奏鸣曲集》等，这些教材后来成为中国钢琴教学中长期使用的基本教材。

3．教育改革的实施

清朝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改变了中国旧有的音乐文化传统，使音乐教学正式化和模式化。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音乐课的介入，为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在中国的进一步采纳有了更积极的影响，也使得钢琴音乐在中国真正得到了发展。(www.xing528.com)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规定“唱歌”为小学校随意科目之一，初小唱歌与体操合为每周上四节课，高小唱歌每周一或二课时，中学、师范学校音乐课每周一课时。这样一来，音乐课正式进入学校教育中，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工具——钢琴（或者风琴）受到了足够的重视，音乐家和教师们开始创作钢琴曲或者编写相关教材。

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进行曲》曲集。这是最早见到的相关读本，内有五线谱风琴（钢琴）用小型乐曲63首，编者不详。这是我国第一本乐谱集，选材较为广泛，除著名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外，还采用了当时欧美各国流行的艺术欣赏用的进行曲，也有的选自著名歌剧、儿童乐曲等。此书的出版在音乐史和出版史上都有特殊意义，标志着西方钢琴音乐在中国开始传播和发展。之后，一些音乐教育工作者和音乐人士陆续出版了钢琴（风琴）教材和乐曲集。

（三）其他渠道的传播

1．晚清社会上层名流间的传播

清朝末年，只有极少数家庭能买得起钢琴。在中国社会名流的家庭中，常以摆设一架钢琴来表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能熟练地弹奏钢琴。曾以外交官的身份出使英、法、俄等国的清末大臣曾纪泽，不仅通晓律吕之学还会弹奏钢琴，并且他的妻子女儿都会弹钢琴。李叔同在天津的家中有一台奥地利驻滓领事赠送的钢琴，父亲过世时，他还用钢琴伴奏，请一班儿童在灵堂前唱哀歌。“四大家族”的宋氏家中也有一台钢琴，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1869-1931）不仅会识谱，还谈得一手好钢琴。少女时代的宋庆龄常在晚上凝视着妈妈——一个典型的基督教信女弹奏钢琴，静听爸爸伴随琴声高亢地唱起美国南方民歌。

2．教会学校中的传播

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教会学校。在这些学校中，钢琴不仅作为主要的教学工具被广泛使用，还开设了专门的钢琴课程。有些教会学校，如上海的“清心女塾”“中西女塾”“圣玛丽亚”女校，浙江湖州的“湖郡女塾”，苏州的“景海女校”，以及北京的贝满、育英、汇文等中学的前身，均设有以钢琴为主的琴科。例如成立于1892年的中西女塾，此校音乐选修课以钢琴为主，选修生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学校规定学琴时间一般不少于12年。学生毕业时能取得正规的琴科文凭。学校还定期举办各式音乐会，有间周一次向音乐科公开的小型音乐会，每月一次向全校公开的中型音乐会，半年一次向家长汇报的大型音乐会，还有毕业生向社会公开的个人音乐会。教材都是美国出版的西方经典音乐作品。教会学校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为中国的钢琴音乐教育提供了初级的经验及模式。

3．谋得利的传播

晚清时期，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轮船、制洋枪、开煤矿等一系列的新兴工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曾志忞的《音乐教育论》中提出：“凡欲发达一种事业，必先求发达之利器”，要造“洋琴”，因为“输入文明，而不制造文明，此文明仍非我家物”。“谋得利”琴行是我同钢琴制造工业的鼻祖，是上海钢琴厂的前身，而这些皆归功于英商谋得利先生。他的功绩主要有三点。其一，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销售、组装和维修为一体的钢琴厂；其二，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扩展销路，如采用向外租借的形式来加大钢琴的使用率；其三，为中国的钢琴制造工业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综上所述，钢琴进入中国后，其传播具有多样性的特征。首先，传播的地域主要在沿海的大城市，如澳门、上海、天津、北京等，与内陆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其次，在宫廷和教堂会所传播，传播范围小，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不能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再次，钢琴家、钢琴教育家没有真正介入，传播的质量处在低层次的水平层面。中国的钢琴音乐还处在“襁褓”之中。而此阶段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西方钢琴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