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西风：走完丝绸之路

每年总有好几次，

庞大的骆驼商队载运刚才所说的各种物品和金丝织物，

来到大汗都城。

于是大汗召集十二个有经验和精明的人，

令他们小心选择货物并确定购买的价格。

——《马可·波罗游记》

自从张骞凿通西域以来的千余年里，东西方的交流从未停止。但因路途遥远，双方的了解程度仍十分有限。东方的探索者往往止步于中亚，而西方也只能通过中亚的大食、波斯等国作为媒介，间接地了解东方。这个局面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蒙古崛起之后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对于蒙古人而言，13世纪的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征服的道路。自从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开始，蒙古便开始了长期的西征。成吉思汗的后裔拔都和旭烈兀分别在13世纪进行了大规模西征。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古征服了从太平洋到黑海、从大草原到印度北部再到波斯湾的辽阔疆域。这为欧亚大陆的人民带来了一定影响，但客观上也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道路。随着蒙古大军的征服行动，各国国境之间原有的屏障被扫清，欧亚大陆大片区域归于统一，这事实上为东西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元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驿站，是中国传统时期专门为官府办公人员设置的行宿场所，这一交通系统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早期的驿站主要用于传递官方文书，还负责往来官员途中的食宿、换马等事宜，一些官府物资的运送也通过驿站。元朝将驿站系统大规模地扩大，并加强了其作为货物运输枢纽的作用。根据《元史》的记载，自窝阔台汗在位时期，元代便开始在境内各地设置驿站。有元一代，全国各地共设置驿站达一千余处。驿站的广泛设置既保证了政府消息的传递效率，同时也为旅行商客们的贸易通行以及商品运输提供了便利。

正是在这种政治统一、交通便利的条件之下，丝绸之路在元代再一次迎来了繁荣，这条贸易通道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东西方世界的贯通。也正是得益于丝路的通畅与繁荣，来自各国的旅行者与商人们得以前往那些未知的地域，寻访传说，触碰真实。13世纪以来，穿梭于丝路上的商人络绎不绝，他们将沿途的见闻带回故乡——在这些旅者中间，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他在13世纪后期从故乡威尼斯出发，沿丝绸之路一直向东到达中国，并在此居留数年，他沿途的见闻和在中国的经历成为西方重新认识东方的一扇窗口。

马可·波罗为人所知，最早是在1298年。那时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因商业竞争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双方交战数年，最终战争以威尼斯失败而告终。热那亚人将战俘关押在位于热那亚的监狱中，而马可正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和马可同监关押的是一名叫鲁思梯谦的比萨籍作家。在被关押期间，两人逐渐建立了友谊——马可向鲁思梯谦讲述了自己前半生游历东方的经历，而鲁思梯谦则将这些由马可口述的神奇历险过程写在羊皮纸上。或许二人都未曾想到，在多年以后，这些在狱中写下的文字最终成为一部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马可·波罗游记》。

根据马可的陈述，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由故乡威尼斯出发，前往东方经商。二人一度到达了元大都，并觐见了当时在位的忽必烈汗，最终，二人带着忽必烈汗写给罗马教皇的信回到威尼斯——这是游记中所记载的波罗家族第一次东行。1271年，收到信件的新任罗马教皇委派两名传教士作为特使，携带着他给忽必烈汗的回信以及包括玻璃花瓶在内的珍贵礼物，与波罗兄弟一起前往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旅程中，他们带上了当时只有17岁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旅程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当时的马可作为教皇的信使团体的一员，踏上了古老的丝绸之路——他们最初的旅途并不顺利，当使团一行进入亚美尼亚王国境内时，发现这里正处于战争之中。教皇委派的两个传教士害怕危险，就将书信和礼物交给了波罗兄弟，然后中途返回了。波罗兄弟决定独立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带着马可继续前行，穿越伊朗沙漠，又跨过帕米尔高原，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历经大约四年时间，终于到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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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马可·波罗画像

年轻的马可在这次旅途中所目睹的一切，最终成为《马可·波罗游记》的故事来源。在1725年，当马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盛景时，他无可避免地被深深吸引，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惊叹于眼中的元大都，以及这座城市中雄伟而瑰丽的皇宫。中国皇宫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任何一件装饰，都让这位从欧洲远道而来的青年感到新奇而美好，这里成为他感叹最多的地方之一：“其宏大的程度，前所未闻……大殿和房间都装饰雕刻和镀金的龙，屋顶也布置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窗户上安装的玻璃也极精致，犹如水晶一样透明。”此外，繁华的商贸更是令马可印象深刻——正如前文所说，在13世纪中后期，随着元帝国的大力建设，交通网络连通了广袤的疆域，这为商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捷，元帝国的经济发展迅速。马可在游记里提到元大都商贾云集的盛况时称：“每年总有好几次，庞大的骆驼商队载运刚才所说的各种物品和金丝织物，来到大汗都城。”来自各地的商队将珍奇商品运至大都，在进行交易后又将不同的货物运回，这是13世纪丝绸之路沿途商业兴盛的一种直观反映。

除了都市的雄伟与商业的繁华，马可还提到了东方的各种风俗与节日。他详细讲述了元大都皇宫在万寿日和元旦日时举行的盛大庆典，以及庆典中无处不在的繁复礼仪：万寿日是皇帝的诞辰，在那一天，皇帝会穿上华丽的金袍，贵族官员们也穿戴着庆典时的衣服，这些衣服毫无例外都是金黄色。为表示对皇帝的忠诚与顺服，皇帝领土内的臣民、各行省的官员以及各汗国的头领在这一天都要向皇帝贡献珍贵的生辰礼物。而皇帝也会赐给最忠诚的臣属大量的财物。每逢万寿日，元大都就会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而元旦日则是新年，在马可的记忆中，这一天也被称为白色节。这或许是由于皇帝和民众都会在这一天换上白色的衣服。在他们的观念中，白色是幸福的象征，寓意着祥和安宁。各行省的官员以及汗国的头领在元旦日也要向忽必烈贡奉金银、宝石等珍贵礼物，并且披上白布。皇帝的象队在元旦日也精心打扮，披上了用金银丝线绣的鸟兽图案的象衣，象队后面就是骆驼队，它们整齐有序地从忽必烈面前走过，这在马可·波罗看来，这样的仪式毫无疑问是一场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观”。

图17　忽必烈雕像

马可还讲述了皇帝举行的盛大游猎活动。忽必烈在成为中国的皇帝之后，仍然保留着捕猎的习惯，他在皇宫里饲养了各种各样的鸟兽，正如马可所说的那样，“大汗养着很多豹和山猫，主要是为了猎鹿之用。他还养着许多狮子，比巴比伦的狮子还要大……大汗还饲养了许多秃鹰，是被训练来捕狼的”，忽必烈会在每年的三月离开元大都，向西北方向行至自己的故乡，举行大规模的游猎活动。这无异于一场奇观：“大汗在行猎时有两位男爵专门为他服务。他们看管的各种猎犬不下五千条。狩猎时，他们其中的一人带领队伍向大汗的右侧前进，另一个带领队伍向左侧前进。两队依次而行，直到他们所围的区域有一日的路程为止。用这种方法围猎，没有任何野兽能够逃出包围圈。大汗在围圈内，观看猎人的奋勇、猎犬的迅猛，看着他们从四面八方追逐鹿、熊和其他动物，完全像在欣赏一幅美丽卓绝的狩猎图。”马可极为详尽地讲述了忽必烈捕猎时的整个过程，并且描述了皇家在元上都居住的帐篷和幕屋，也是装饰得富丽堂皇。这种繁盛的场面不仅让年轻的马可为之感慨，更令无数西方人看到了这个东方帝国所蕴藏的巨大财富和无限商机。

《马可·波罗游记》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忽必烈。书中所塑造的中国皇帝忽必烈汗，是一个无所不能、恩威并重且治国有方的完美君王。或许对于年轻的马可而言，这一形象恰恰也是他心目中东方帝国的完美象征。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忽必烈汗也对这名来自欧洲的青年充满了期待，希望马可能够在对西方诸国的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忽必烈在随后的时间中委任马可为专使，前往中国的西部进行探访。马可离开元大都，在各地不断游历：他看到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看到了涿州城里出产的葡萄和桑树（他在涿州很可能看到了商队，因为他在游记里说：“一些商人不断地往来于这些市镇之间，每逢各市镇定期的集市，他们就把货物由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他到达山西太原，对当地的工商业赞不绝口——尤其是当地的葡萄酒，据马可称，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唯一出产葡萄酒的城市；在关中地区，马可看到了黄河，以及彼时汇集在黄河两岸的大批商人，这些人在当地从事着农产品和丝绸的贸易；马可渡过黄河后，参观了西安的宫殿，随后继续向西，翻过秦岭到达四川境内。他在成都看到了岷江——和当时中国的普遍观念一样，马可也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岷江是长江正源，在他的眼中，“江中的船舶川流不息，运载着大批的商品”；之后他离开四川，继续向西来到西藏，这是一个“荒凉且充满着危险的地方”，“因为人烟稀少，各种野兽，尤其是老虎成群结队，出没无常，使得商人和其他旅客在夜间面临很大的危险”，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出产麝香，居民在交易时不使用金属或者纸质货币，而是用盐；之后他离开西藏，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在大理一带，他看到了众多的商人和工匠，他品尝了当地用谷物酿成的酒，看到了当地人在婚配和饮食上特有的风俗习惯。

离开云南后，马可继续向东南方行进，抵达了东南亚地区的缅甸和老挝，之后又转道四川。在后来的旅程中，马可到达了四川叙州（今四川宜宾一带），随后转道前往华北地区，他先后抵达了河北沧州、山东济南、江苏宿迁、浙江杭州等地，并一度在江苏居留三年之久。在他的记忆中，这些城市尽管风格各有千秋，但大多富足安定，当地的百姓生活十分幸福。与这份安稳相对应的是，商人们似乎无处不在，他们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上往来贸易，在城市的街头售卖货物，抑或是在各地的官道上争相赶路。马可口中所描述的大汗之国，是一个商业蒸蒸日上、交通便捷发达、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乐土。他向往着、依恋着这份宁静与繁盛，即使他在二十五年后最终返回欧洲，在热那亚的狱中依旧对此难以忘怀——他在幽暗的牢房里向鲁思梯谦描述起自己前半生的经历，那些旅途中的风景与城市中的繁华似乎从未消散，依旧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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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视野下的《马可·波罗游记》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享誉世界，但是马可·波罗本人在他生活的时代并不十分出名：他于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早年经历不详。根据他晚年的遗嘱以及其他相关档案的记载可知，他和他的家族成员在威尼斯拥有相当丰厚的财产，是当地的富商，同时也是威尼斯上层人士。他在1298年的战争中被热那亚人俘虏，并在狱中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后来平安返回威尼斯。1324年，他在威尼斯去世，葬在圣斗多雷兹教堂，根据他的遗嘱，他将巨额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女儿。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游历了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北京、河北、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另外，游记还记述了马可后来前往日本群岛、南印度和印度洋的海岸和岛屿的经历，加上之前游历的缅甸和老挝，马可的足迹基本抵达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就13世纪的科技水平而言，想要实现如此大范围的旅行，其可能性确实微乎其微。但如果这次旅行确实存在，那么马可便是第一个如此大范围地游历过东方世界并且留下文字记录的欧洲人。尽管马可始终坚称自己确曾游历东方各地，但他的说法并未在当时被时人相信。在当时的威尼斯，马可被视为一个不诚实的人，他的游记也被当作一本奇异的故事书。即便在他过世之后，《马可·波罗游记》也在较长的时间内为人排斥。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许是因由游记中所描绘的东方世界颠覆了长久以来欧洲人对东方的认知，短时间内很难令人接受；而另一方面，则或许是由于《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着许多年代的混乱，历史事件的疏漏和错误——这不但使时人对马可和他的游记产生怀疑，同时也使得《马可·波罗游记》本身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事实上，《马可·波罗游记》自问世以来，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的辨析从未停止，来自各方的质疑直到今天仍在延续。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换一种角度来看，就《马可·波罗游记》本身而言，它所阐述的内容或许本身就并非绝对的历史真实。正相反，《马可·波罗游记》中那些奇异的情节或许仅仅是马可·波罗和鲁思梯谦在迎合中世纪欧洲对于东方的历史想象。倘若我们暂时将文本真实性的问题搁置，只考虑《马可·波罗游记》本身的作用，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正是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现，才使得欧洲人开始重新认识东方。尽管世人在当时对马可及其游记充满了质疑，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东方的好奇。因此，《马可·波罗游记》实际上不断影响和刺激着西方人的好奇心，并促使一代代的探索者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去寻找东方。《马可·波罗游记》之所以会成为不朽的经典，是由于它在当时充分满足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和向往。《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当时，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本游记一度成为西方探索者的圣经，甚至影响到了14～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例如发现美洲的传奇航海家哥伦布，也是因为受到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才决定扬帆出海，寻找前往东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