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
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张说《踏歌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长安城也遭到了战火的破坏,丝绸之路也屡遭阻断。中外的商品贸易集中在了河西,尤其是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的敦煌,一时间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即便如此,长安依然是西行的必经之路。隋代建立之初,隋炀帝非常重视贸易发展,他派遣裴矩到河西主管中外贸易,甚至还亲自到河西巡查,稳定了河西四郡,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秩序。隋代创造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和有利条件吸引胡商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比如丝绸之路沿途食宿免费、举办大型的商品交流大会等。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之下,丝绸之路慢慢复兴,很多胡商前往长安进行贸易。
到了唐代,中国的国力达到了世界的前列,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长安城的景象一如张说的这首《踏歌词》中所描绘的那样繁华热闹。在强大国力的支持下,唐代对丝绸之路也进行了有效的经营。隋末的战乱导致丝绸之路再度阻断。唐代建立之初,面临着突厥和吐谷浑的威胁,唐王朝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先后征服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部和西突厥,稳定了边疆局势,并且设立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还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为了建立丝绸之路的新秩序,唐代在自长安到河西再到西域诸国的沿途建造了大量的馆驿。馆驿的数量之多如同唐代诗人岑参在诗中所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大量的驿馆和迅疾的驿马可以使咸阳到陇山之间的路途实现朝发夕至,可见唐代的馆驿制度有效地节约了交通时间。
唐长安与汉长安相比,规模更加宏大,占地面积达到了84平方公里,而人口更加稠密,突破了一百万。唐代的长安城气势恢宏,布局整齐,结构严谨,交通便利,成为繁华无比的国际性大都市。以关中平原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通达亚欧非三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空前繁荣。《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一盛世景观,“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丝绸之路迎来了黄金时代。
据《唐六典》记载,唐王朝大约与三百个国家和地区有过外交往来。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长安:他们有通过官方途径进入长安的使臣、质子,有前来贸易的商人,也有云游四方的僧人和艺人。大批的外国人进入长安居住,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在贞观初年,迁入长安的突厥降部就有将近一万户。这些外来人士在长安受到了很好的礼遇,甚至他们中的精英人士还在朝廷担任要职。而他们中人数最多的当属商人。来自各国的商人集中居住在长安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东西两市。这些从西域诸国甚至中亚、西亚来到长安的人,身着各式各样的服饰,为长安带来了新奇的审美体验。在这些别开生面的穿着风格的影响下,长安兴起了一股崇尚“胡服”的浪潮。中原男子身穿胡服,胡人身穿汉人装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深受传统文化束缚的女性,彼时也穿上了活动方便的胡服。根据《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开元年间,长安女性的着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装露面,无复障蔽”,甚至穿上了男装,“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可见,彼时的贵族女性以穿男装为一种时尚。唐代对外来文化采用兼容并蓄的政策,以开放豁达的心胸彰显了大唐鼎盛时期的时代精神。(www.xing528.com)
唐代的舶来品种类十分多样,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汇入长安,外来的四方物品也在这里汇集,比如最受皇家珍视的“金桃”,据《唐会要》记载,这种桃树结的果实“大如鹅卵,其色如金”,所以被称作“金桃”,唐太宗非常喜欢金桃树,命令将其栽种到园林里。不光引进了外域的农作物,来自西域的香料在长安也非常流行,用名香熏衣服、洗浴,成为上层社会的生活风气。唐朝进口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没药、丁香、青木香等。胡商运载着产自本国的香料,来到长安进行销售,又将在长安采买的丝绸等物品运回国售卖,这成为很多胡商的贸易方式。
唐代的音乐也多受到来自西域胡地的音乐影响,自两汉以来,胡乐的发展在唐初已经达到了高峰,贞观年间,官方整理了坊间流传的十部乐,包括《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其中胡乐即占据了大半。以管弦乐器为主的胡乐受到民间欢迎,在长安城中风靡一时。
唐代诗人元稹在《西凉伎》一诗中写道:“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开远门是长安城西面的一座城门,开远门外有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因此开远门可以被视为唐代丝绸之路事实上的起点之一。在开远门外,有一座“立堠”碑,据《南部新书》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上书,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所谓“九千九百里”是一种象征,用“不言万里”的内涵,来慰藉即将远行的人们,似乎述说着开远门万里之内,必有归乡之路。因此,长安城既是丝路的起点,又是丝路的终点。在千年的时光中,长安城始终是那些离开故乡,行走在丝绸之路上人们的精神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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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同时具备了教育管理和最高学府两种功能。早在两汉时期,太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主要用来传授儒家经典。隋代,国子学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掌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唐代承袭了这一制度,贞观元年改为国子监,《旧唐书》记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所谓的六学指的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国子监不仅招收本国的学生,还接收留学生,为中外的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唐一代,来到长安求学的各国留学生人数众多。这些留学生大都在国子监学习。通过学习中国的文化知识,很多学有所成的外国留学生或返回母国成为重臣,或者在大唐被委以要职,成为唐王朝的官吏。
无论在两汉还是在唐代,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当然都是毋庸置疑的。而除此之外,它的文化中心地位也举足轻重。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珍奇商品,还带来了外域的异质文化,这为唐代中外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一方面使中国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繁盛也使得中国文化有机会远播域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多元的文化恰似不同的河流,在丝绸之路上汇聚成一片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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