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西风：丝绸之路的青少版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

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骆宾王《帝京篇》

骆宾王的这首《帝京篇》，书写的是初唐年间长安城的盛景。早在公元676年时，这位一生落魄的诗人调任长安，并写下了这组诗篇。此诗红极一时，在京畿被认为是绝唱般的作品。

尽管骆宾王的作品难免有夸大的成分，但毫无疑问，彼时的长安是一座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城，所以盛民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可见“城”的主要功能在于居住和守备；“市”则是进行交易的场所，“城市”需兼备两种功能。而长安作为唐朝的国都，将“城”与“市”的功能都发挥到了极致。这座城市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它占据着中原地区的中心位置，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同时也是隋唐大运河的起点，水路、陆路交通都极为便利。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于汉长安，但汉长安年久失修，已显出破败景象，于是隋文帝另选了一块灵秀之地建造新都，名为“大兴”。在宇文恺的主持下，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宫城和皇城。隋炀帝继位之后，开凿了一条连通大兴和扬州的运河，采渭水通黄河。后来又在宫城和皇城的外围修筑外郭城，奠定了长安城的总体格局，同时也是唐代长安城的雏形。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唐朝建立，将“大兴”改为“长安”，此后多加修建、完善，一座闻名世界的大都市应运而生。唐长安城的规模之宏伟当世罕有，大约有汉长安城的2.5倍，而最为世人称道的则是它独具一格的城市格局。到了唐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均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都市形态也焕然一新，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都市的形制、地理、里坊、宅邸甚至风俗等社会情状都引起了许多文人的注意。作为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更是激起了有识之士研究、记述的热情，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关于唐代长安的珍贵史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韦述的《两京新记》和宋敏求的《长安志》。

唐长安城包括宫城、皇城和京城三个部分。其中宫城是皇室居所，皇城中设有王朝政治机构，而京城也称作外郭城，是贵族官吏、百姓、商贾及各色人等聚集的地方。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08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井然有序正如白居易的诗句中所描绘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城市如棋盘一般，各种建筑如棋子一样错落其间。长安的四面外城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主干道。其中，朱雀大街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汇集了长安城主要的商业活动。由于长安的交通十分便利，西域人来这里无论是通过水路还是经由陆路都是极方便的。这些从西域来长安的人，唐人都将其称为“胡人”。长安两市聚集了很多胡人，进行贸易、传教等活动，促进了大唐和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唐长安城里最为壮观的建筑就是“三大内”。唐朝初期，对隋大兴宫进行了改建，建成了太极宫。之后又兴建大明宫和兴庆宫。这三座宫殿合称为“三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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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新记》与《长安志》

《两京新记》是唐代人韦述在开元年间所作的一部关于唐代长安和洛阳的专门性著作。根据《旧唐书·韦述传》的记载，韦述家学深厚，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并且善于著书作文。《两京新记》是汉唐时期关于长安、洛阳著作的集大成之作，但是该书只留存了第三卷的摘抄本，其余部分已经散佚。因全书散佚，我们无法看到整部书的全貌，留下来的卷三残文大多是记述寺院和道观的内容。

《长安志》是北宋时期宋敏求所著的一部专门记述唐长安的宫城、里坊以及属县的著作。在《两京新记》的基础上，《长安志》对于长安城的记载更为完善清晰，不仅对宫室、宅第、里坊、寺观等详细记录，还将长安城的历史追溯至周、秦时期，关注长安城的历史沿革。梳理长安在历史上的名称变化、官府设置的情况、地域的变化、土产贡物、风土人情等，可谓是唐长安的全方位记录。准确记录了皇城中每一个城门的位置、名称以及周围的官府，还记录了贵族宅邸、寺观、祠堂等，详细记录每一条街道的名称、形制，对众多的里坊也都一一记述。不仅如此，《长安志》还涉及了长安各属县的情况。《长安志》体例完备，记述详尽，是研究唐长安都城的珍贵史料。

以三大内为主体的宫城区域是最高统治者处理朝政和居住的场所。宫城的南部是皇城，也是重要的行政区域，分布着众多的中央衙署。承天门的东面有门下外省、殿中省、尚书省、太仆寺、太府寺、太常寺、光禄寺等官府；承天门的西面有中书外省、秘书省、司农寺、大理寺、卫尉寺、宗正寺、鸿胪寺、御史台等官府。而外郭城基本上都是居民区，城内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将全城分割成大小不一的诸多里坊。其中，皇亲国戚和贵族等上层人士多住在城东靠近皇城的区域。而内侍省的官员大多紧靠宫城居住。商贾人士大多居住在东西两市周围。其余里坊居住着平民百姓。总体来看，长安城布局严谨，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之间的连线为中轴线，贯穿全城南北，左右对称。

作为唐代中国的经济中心，长安的商业非常繁荣。而且，在唐太宗时期，丝绸之路重新归于通畅和繁荣，而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外的国际贸易往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长安城布局如棋盘的里坊之间，坐落着长安城最为热闹的市场区——东西两市。与长安城整体的建筑理念一致，东市和西市沿朱雀大街中轴线左右对称。《长安志》对于东市的形貌这样写道，“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壮广于旧街”。《长安志》对于西市的记述则相对简略，“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大致窥探东西两市的位置和形制：东西两市都在皇城的南部，位于东西向的交通要道春明街的南面，东市在东端，西市在西端，各占两坊的面积。两市的位置交通十分便利，从春明门到金光门的东西大街很宽阔。出了春明门可以到达灞桥，从灞桥经过蓝田，可以抵达中国的东南方。而出了金光门再向西就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胡商前往两市也非常方便。另外，从长安城的平面图来看，东西两市大概位于长安城的中部位置，无论居于城北还是城南的居民，前往两市的距离均大致相当。(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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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内·太极宫

太极宫是在隋大兴宫的基础上改建的，在三大内中被称为“大内”。太极宫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北依龙首原，位于长安城中轴线的最北部。根据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宫殿建筑的位置要参考星宿的位置来确定，位于北天中央的紫微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那么最为尊贵的紫微宫也要坐落在北方。位于长安城北端中心的太极宫寓意着“南面称王”。太极宫的中部是皇帝办公、居住的地方；东部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西部是掖庭宫。在唐高祖和唐太宗时期，太极宫作为唐代的政治中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将唐代推向盛世的“贞观之治”就在这里展开。

三大内·大明宫

大明宫位于太极宫的东面，又称“东内”，是三大内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宫殿群，于公元634年唐太宗时期开始修建。大明宫依照龙首原的地势而建，最初为唐高祖李渊的居所。公元662年，唐高宗对大明宫进行了扩建，并于次年，唐高宗由太极宫搬到大明宫理政和居住。此后，唐朝历代皇帝都在这里居住、理政。大明宫布局巧妙，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为中轴线，形成外朝、中朝、内朝三个部分。

三大内·兴庆宫

兴庆宫位于长安外郭城的兴庆坊。唐玄宗做藩王时的府邸就在兴庆坊。唐玄宗登基之后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兴庆宫遂成为三大内之一，又称“南内”。不同于宫殿传统的建筑格局，为了将龙池和原有建筑纳入其中，兴庆宫形成了北宫南苑的布局，由北部宫殿区和南部园林区组成。扩建后的兴庆宫成为唐玄宗居住和听政的正式宫殿。而唐玄宗后期沉溺于声色犬马，疏于朝政，兴庆宫也越来越奢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唐玄宗逃亡四川。一年后，郭子仪率兵收复了长安。之后，唐玄宗回到长安仍旧居住在兴庆宫。但是不久后，玄宗之子唐肃宗就强迫他搬离兴庆宫，住在太极宫的甘露殿。从此以后，兴庆宫便被闲置起来，成为一个清闲的离宫。

虽然东西两市都作为长安城的市场区，但是由于东市和西市周边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征。首先说说西市：随着唐代贞观盛世局面的展开，唐王朝与西域的联系往来非常密切，而丝绸之路也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长安城中居留着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贵族、僧侣、商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到长安以后，便不再返回西域，在长安定居下来，这些人在唐代被称为“胡人”，而来长安经商贸易的西域人则被称为“胡商”“藩客”。胡人经过丝绸之路前往长安，必定会进入金光门。此地距西市较近，兼之西市一带商业发达，交通便捷，因此胡商、胡人大多聚集在金光门至西市附近。这些“胡人”通常情况下聚居在西市周围，因此，长安城朱雀大街以西建有许多胡寺。西市的店铺也有许多是由胡人在经营，这使得长安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例如李白的《少年行》诗中就曾经这样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诗中所言的“金市”或许指的就是西市。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唐代的长安城，西市上的胡人酒肆便已经出现。此外，由于胡商的普遍存在，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西域商品，此外，由于西市周围的里坊居住的平民较多，人口流动性较大，市场上的商品也很丰富多样，从生活用具（如牲畜、衣物、食品）到服务性商品（如酒楼、卜肆），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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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坊制度

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组成单位。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里”“闾”和“闾里”的称谓，到北魏时期，“坊”出现了，再到唐代，往往里坊并称。在唐代的长安城，里坊成为城市规划的基本用地单位，同时里坊制度也是一种有效的城市管理制度。唐长安对里坊居民的日常生活出行施行严格的控制。除了三品以上的官员，一般的居民只能从坊门进出。此外，还施行宵禁，到了傍晚时分，以鼓声作为信号，街上的人们都必须返回自己的住处。封闭的里坊制度便于统治阶级对市民进行控制。皇宫贵族、官员与市民的居住地通过封闭的坊墙严格区分开来，体现出鲜明的等级特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了宋代，封闭的里坊制逐渐被街巷制取代。

与西市不同，东市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官员，具有浓厚的官邸氛围。《长安志》这样描述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以朱雀大街为界，长安城被分成东西两个区域，东面属于万年县，西面则属长安县管辖。通过《长安志》对东市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出，长安城东的人口要比长安城西的数量少，相比之下，西市也比东市更为繁华。但由于东市周围是官员居住区，有许多的官邸，东市上所售卖的商品多为“四方珍奇”。因此，虽然东市的繁华程度不如西市，但面对的消费群体是官家贵人，消费品的层次也比较高，可以看出其商业定位是十分明确的高消费场所。

唐代长安的包容与开放为两市的繁华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保证——尽管东西两市风格各异，但总体来看，它们涵盖了唐代各种商品行业，都代表了长安的经济发展水平。各行各业皆可以在两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随着大量经由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的胡商成为长安商业的参与者，唐代长安逐渐呈现出国际性的、多元化的文化面貌。而唐代的丝绸之路，也随着长安城的兴盛而逐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