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向秦川去。
白马皂貂留不住。
回首处,孤城不见天霖雾。
到日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
渐见靴刀迎夹路。
谁得似,风流膝上王文度。
自长安出发,向西经过河西,过玉门关、阳关抵达西域诸国,这便是汉代丝绸之路最初的路径。公元前139年,时年二十六岁的张骞在长安城的未央宫中接过了汉武帝手中的节杖,率众出使西域,前往大月氏联络共抗匈奴事宜。但不久后他为匈奴人所获,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困居在匈奴境内。漫长的时光中,他始终保持汉节不失。可以想见,或许他自长安与武帝辞别时那一刻的景象,曾无数次在他的记忆中闪回。宋代词人辛弃疾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词句,这恰好真实地反映出了张骞在匈奴时的心境。直到离开长安十三年后,张骞才最终得以重返故土,尽管他并未实现联合大月氏的目的,但做出了凿空西域、开辟丝路的巨大贡献。
此后,丝绸之路成为西域与中原的重要商道,开始推动着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交流与商贸发展。为了促进西域的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全,汉王朝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修建了丝绸之路沿线的道路,并且设置了亭障,为路上的商旅提供了休憩和饮食的场所。这些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彼时的长安城,外商云集,商旅不绝。一方面,西域各国派往汉廷的使者往来朝觐,商人们也常常组成几十人乃至几百人的商队,运载着来自各地的珍奇物产来到长安进行贸易。《汉书·西域传》详细地描述了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西域诸国至长安贸易的盛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通过这些描绘,我们似乎看到了千年前长安城中的繁盛与辉煌。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兴盛也为前往西域的汉使、商人提供了良好的商机,他们在丝路上络绎不绝,汉地的特产也大量外运,特别是传统丝绸——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使得秦末以来遭受破坏的农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桑蚕技术也逐渐成熟,这为丝绸的大批量生产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的手工艺精巧绝伦,花样繁多、精致华美的丝绸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彼时的长安城里,有专门用来制造丝绸的东西织室,不仅如此,在上林苑里还有专门的蚕室和茧馆。在民间,家家种桑,户户养蚕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男耕女织”也是当时中国农户的生产方式,并且长期地存续,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国的丝绸打开了销路,丝绸的需求量成倍增长。
汉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也促进了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西域传来的歌舞在长安风靡一时,箜篌、琵琶、胡笛、胡笳等乐器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胡乐在长安迅速流行起来。同时,到长安来的胡商以及诸国的使臣积极学习汉文化,以便将汉帝国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回西域。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推动了古代中国族群的自然凝聚,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应该说,汉长安既是西域胡商来汉贸易的目的地,也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起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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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织业机构
丝织业在汉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两大丝织品生产中心:以临淄为主的齐鲁,以陈留、襄邑为主的河洛平原。汉代丝织业分为私营和官营两种形式,私营主要是由私人作坊或家庭进行生产。而官营丝织业主要包括织室、蚕室、服官三种机构。
织室 在汉代,织室是官营丝织品生产管理机构。西汉时期,织室分为东织室和西织室,负责管理的官吏有东织室令和西织室令等,隶属于少府。根据《三辅黄图·未央宫》所载:“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郊庙之服。”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的织室在未央宫中,负责生产宫廷祭祀所用服饰。汉成帝时期,裁撤东织,改西织为织室。
蚕室 除织室之外,汉代还设置了蚕室。蚕室是为织室提供生产原料——蚕丝的机构。据《汉官六种·汉官旧仪》所载:“皇后春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凡蚕丝絮,织室以做祭服。”可明确得知蚕室是织室的原料供给地。蚕室隶属于少府,设蚕室令、丞负责管理蚕室的生产。
服官 汉代服官是专门为宫廷制作丝织衣物的工官,主要有三种类型:齐三服官,陈留邑所设的服官以及京师、郡国工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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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鸿胪
汉代长安城十分繁华,来自西域的商人和使节众多。汉廷为此专门设置了相应的接待使节和商人的官职:大鸿胪。早在秦代,就有掌管诸侯及少数族群事务的“典客”一职。汉朝沿袭了这一传统,但在汉景帝时将典客改为“大行令”,到了汉武帝时期改为“大鸿胪”。秦汉时期,诸侯、少数族群的君长以及外国君主或使者都被视作皇帝的宾客。当外国宾客到来时,一应的接待和相关礼节的事宜都由大鸿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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