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思再
王元化先生的京剧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论样板戏》两篇论文，以及就京剧散文集《清园谈戏录》，表明了他的思考和探索。
王元化先生认为，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之构成分为四个方面：不同文化类型在创造力方面所表现的特点，心理素质，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价值系统中的根本理念。其中，尤其要我们注意东西方的舞台艺术在抒情方式上的不同。王元化找到了写意艺术和写实艺术的根：写意艺术和写实艺术分别起源于文论上的比兴说和模仿说。西方模仿说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而东方的比兴说则起源于《周礼》六诗说和《诗大序》里的六艺说。他找到了京剧表演体系的文化源头，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关于京剧艺术的本质特征，王元化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九个字。他举例说：京剧《文昭关》写伍子胥奔吴国借兵报楚平王杀父之仇，到了昭关被阻隔，躲在东皋公的后花园里焦灼不安，一夜之间须发皆白。这时演员在舞台上一唱三叹，抒发了复杂的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因为虚拟性的京剧可以让演员自由自在地抒发情感。“舶来”的话剧是写实的，往往难臻此境。前人对于“写意戏剧”，往往提“写意性”，重在其性质；而王元化先生则命名为“写意型”，重在其形态。这里尤其要注意，王元化先生坚决肯定了京剧的程式。在新京剧实验过程中，颇有一些人主张取消程式，后来多数人倾向于“要程式，但不要程式化”。按王元化先生的意见，京剧表演是一种“程式思维”，这是有别于话剧的一个鲜明特征。为了表现新的人物，程式可以活用，也可以创造新的程式，然而舞台上所呈现的，总是虚拟性的程式和程式的连接，技术和技术的组合。这是京剧特有的审美趣味所在，是“写意戏剧”的应有之义。
有了王元化先生对京剧整体上的定性，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评论界翻来覆去在“雅俗循环圈”里转悠，莫衷一是。其实在整个艺术结构里，不能只有一个层次。对于京剧的继承与革新之争，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对待京剧。在整体定性的指导下，具体的京剧改革才不至于“移步”而“换形”，而用斯坦尼体系来抹掉中国戏曲的传统特点，是一种多么幼稚的错误。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是把对方的好东西融化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像把盐溶在水里那样，不露痕迹，而不是以此取消自己的特性。现在一些新戏，与流行艺术接轨，投资很大，宣传力度也很大，但往往仅能应付会演和比赛，在演出市场上难以存活。许多好心的改革家得到的是与振兴京剧愿望相反的效果，究其原因，是未按京剧艺术自身的规律办事。
王元化先生把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芮斐德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说引进了京剧研究。他指出，中国儒释道的传统文化（即大传统）如何深入到底层人民群众里？靠的是小传统即民间文化的传播。作为小传统的京剧是大传统的载体，因此京剧在内容方面有认识价值。王元化先生认为，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理念和它的派生条件是可分的，前者为“常”，后者为“变”。屈原《离骚》中的爱国和忠君是连在一起的，屈原在作品中具体表现的精神，用爱国主义去衡量，仍然是很感人的。
王元化先生把传统的基因同中国文化里带有封建印记的派生物区别开来，这是他承前人余绪的一大贡献。传统的文化基因比起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更具恒久性和持续性。何必非要传统艺术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呢？欧洲舞台上今天仍上演着和过去一样的《天鹅湖》和《田园交响曲》，那些经典作品是历久不变的，正如我们现在有了电饭煲不必将博物馆里的青铜鼎镬加以现代化改造，有了冲锋枪不必将越王剑加以现代化改造一样。从历史角度看，从审美角度看，青铜鼎、越王剑所具有的价值，不是电饭煲和冲锋枪所能代替的。在艺术领域中，如果以为有价值的只有与时更新的一面，而没有历久不变的一面，那就是庸俗进化论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感叹希腊艺术一去不复返，但它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永远不会消失。
学术与宣教不同，后者靠的是灌输。而被灌输的东西，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会使人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者。王元化先生分析说，伍子胥报父仇，说孝可也，而他诛杀君主，忠在何处？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可是不然。孔孟之道里的忠是双向的。孔子认为：君子甚至认为，杀掉昏君的行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据此王元化先生认为，有人以孔孟之道为愚忠、愚孝乃是冤哉枉也；相反，早期的儒家倒是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古人尊奉伍子胥为合于儒家理想的伟大人物这件事，说明了这一点。他还说：“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伍子胥反对楚平王并不被认为大逆不道即是一例。”[1]“‘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以说是错误的。”[2]王元化先生在听唱《文昭关》之余，借着评论伍子胥而生发出来如此深刻的宏论，进一步证明京剧的认识价值。(https://www.xing528.com)
“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3]京剧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是王元化先生反思“五四”的表现之一。把民族虚无主义以及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观、功利态度、激进主义等错误从“五四”精神里剔除出去，在今天是关乎思想史、文化史的大课题。由此可见王元化研究京剧另有深意在焉，已经大大超越了它本身的层面和范畴。
原载《文化学刊》2008年第5期
【注释】
[1]王元化：《王元化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3页。
[2]同上。
[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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