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重大突破

元化先生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很高的西方哲学、美学的理论素养。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忌虚妄，求真知”的信条，将中国国学研究的考证、训诂、辨伪的优良传统与西方哲学—美学的思辨分析结合起来。他以宏大的、世界性视野，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文心雕龙》放进世界文论史、美学史的历史长河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正式出版，为他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誉，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和关注，使“龙学”研究变成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钱仲联先生称赞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融会古今中外的方法，对《文心》进行认真研究，提出新的见解的一书”^[31]。牟世金先生更是认为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不仅为龙学，也为整个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32]。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部“体大而思精”的巨著，元化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兼综史、论、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为了探究它在文学创作上的奥秘，他秉承以下三个原则：（1）选择那些对文艺学、美学有普遍意义的范畴；（2）将其与西方文艺理论相比照，以沟通中西文化的联系；（3）用高级阶段的成熟形态反照低级阶段的萌芽形态，着重选取了“心物交融说”“杼轴献功说”“才性说”“拟容取心说”“情志说”“三准说”“杂而不越说”“率志委和说”八个范畴进行释义，力图在更广阔的文艺学、美学背景中，探索文学的一般规律。研究过程中，他不拘旧说、不囿名家见解，敢于提出新说；论证过程中，材料详赡、论证细密，真正体现了精骛八极的思辨和见微知著的考证之间的和谐统一，表现出大家风范。

研究中，元化先生一反传统的以古证古、简单比附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积极倡导综合比较研究，采取西方古典哲学、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互阐释的方法，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重新去清理和认识《文心雕龙》，尽最大可能给予它一个客观、公正的科学评价。元化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仅采用新的视野、新的方法给人以启迪和推动，而且对刘勰本人和《文心雕龙》的内容等方面，也有诸多创新的见解。

关于刘勰的身世历来是“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向来研究者都主张刘勰出身士族。元化先生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中勇立新说，提出“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33]。他首先考究刘勰世系表中没有位列清显的祖先，证明“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说的不成立；接着用充分的史料证明刘勰的祖上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并非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布衣庶族；其后用刘勰个人的生平事迹，如“家贫不婚娶”，入居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写成《文心雕龙》后扮成小商贩达到使其书“取定于沈约”的目的等，然后再佐之以《文心雕龙》所表现出的思想观点，最终得出刘勰出身于贫寒庶族的结论。论证过程中，元化先生始终坚持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的原则，论证严密，无懈可击，让人信服，获得学界许多知名学者如季羡林、钱仲联、周振甫、牟世金等人的一致认可。这可以说是当时突破旧说的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一文中，通过考证《文心雕龙》成书于齐代和《灭惑论》成书于梁代，从而阐明了刘勰前后期思想的变化，由此解决了刘勰思想与儒道释诸家思想的关系；在《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一文中，他通过对《原道篇》中“道”的解析判定刘勰撰《文心雕龙》，基本上是站在儒家古文派的立场上，并通过对刘勰“自然之道”说的分析认为刘勰文学起源论的思想根底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再有他对“心”“物”关系、“形”“神”关系、“文”“质”关系等的解析，这些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www.xing528.com)

在《文心雕龙》的范畴研究中，元化先生始终坚持“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的精神，对关键术语、概念的训释追根溯源，敢于提出新说。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对《物色》篇中的“物”字解。据《经籍籑诂》所辑先秦到唐代关于“物”的训释共有50余例，一般多训为“杂帛也”“万物也”“事也”“器也”“外境也”。《文心雕龙》用“物”的地方共有48处，散见于《原道》《宗经》《明诗》《诠赋》《铭箴》《神思》《情采》《比兴》《物色》等篇中。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释《神思》篇“神与物游”之“物”为“外境”，释“物沿耳目”之“物”为“事也，理也”，前后不一。元化先生认为将“物沿耳目”的“物”字释为“事也，理也”，并进一步概括为“事理”是失其本义的，因为“只有感性事物（外境或自然）才能够被感觉器官（耳目）所摄取。至于‘事理’则属于抽象思维功能方面，绝不能由感官直接来捕捉。因此……说抽象的事理可以通过作为感官的耳目直接感觉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34]。元化先生结合《段注说文》“牛”篆之意和王国维《释物篇》据卜辞考定“物亦牛名”，纠正了《范注》释物的不当之处，指出“物”字之训当以王国维之说为胜。王国维训物的本义为杂色牛，推之以名杂帛，引申为万有不齐之庶物，所以论者将物字释为外境、自然或万物都说得通，这才是“心物交融”之“物”的真正含义所在。元化先生在“心物交融”“物”字解的论证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在历史的比较和考辨中，探其渊源，明其脉络，究其底蕴的目的，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的功底。

在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风暴席卷全国大地。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索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元化先生写《文心雕龙创作论》，就是以“文心”为契机，借以探寻古今中外相通的文学的一般规律，他说：“当我开始构思并着手撰写它的时候，我的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35]研究中，他不是将其理论探索的视角拘囿在传统文论的范围内阐说，而是在中西比较考辨的开阔视域中探索。如他从《神思》篇的“杼轴献功说”谈到艺术想象问题，从《养气》篇的“率志委和说”谈到创作的自觉与不自觉问题；将《文心雕龙·比兴》篇中提出的“拟容取心说”和陆机的“离方遁圆说”与歌德的“意蕴说”联系起来，共同探讨艺术形象的问题。在“风格”的研究中，元化先生亲自翻译了歌德关于风格的论文，进而将歌德的风格论和刘勰的“心物交融说”、龚自珍的“善入善出说”、王国维的“境界说”以及黑格尔的“审美主客体关系说”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既揭示出风格的主客观因素所带来的艺术创造系统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又探求了风格理论中所蕴涵的美学的根本问题。元化先生从中西文论汇通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充分揭示出古今中外那些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文学规律，实现了他对“文心”的探讨。

总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取得的新突破，采用的新视角、新方法，进一步开拓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彰显了我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真正实现了他力图“用科学的文艺理论去清理并阐明我国古代文论”^[36]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