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文学理论方法论，打破传统思维模式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3]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元化先生对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质疑和对方法论革新的推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4]，元化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视方法论的革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开始思考有关文艺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在《思辨随笔·序》中他说：“我在六十年代就开始酝酿有关方法论的文章，其中《论诠释》、《综合研究法》、《原则与原则的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知性的分析方法》等，在当时是较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文字。”^[15]

中国传统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理性”模式，把理论思维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阶段，忽视知性环节，更有甚者，混淆知性和理性，用抽象的知性代替思辨的理性。在这一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人们习惯于对事物做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抽象化的处理，无视事物的生动性、丰富性，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元化先生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研究入手，清理了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知性”环节，并对其优、缺点给予合理的评价。“知性”，又译悟性、知解力，其特点是“抽象”和“分离”。^[16]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辨析，元化先生明确指出：“我觉得用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概念来说明认识的不同性能是更科学的。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很重要。作出这种区别无论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都有助于划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17]元化先生强调，我们不应该抹煞知性在人的认识从感性过渡到理性的过程中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知性分析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而且在文化艺术研究中也不能完全离开知性分析，因为我们要区别在性质、形态、类别等不同的类的形式，要研究文学艺术作品的构成，都必须对它进行知性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对研究对象作出整体性的理论概括。元化先生不仅指出了知性在思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他还指出了知性的局限。知性的弊端是用“终结性”代替“过渡性”，硬性地切断认识的完整过程，元化先生将这称为“知性的专横统治”。作为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环节，知性的价值只有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统一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展现，一旦把它当作最终范畴，拒绝进入“理性”范畴，它的缺陷就表露无遗。如果孤立地用知性的分析方法去分析对象，对象的具体内容往往会变成抽象的、孤立的、僵死的了。所以，元化先生指出，按传统的二分法，人们很可能将知性和理性混淆起来。知性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不可能达到对事物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倘使不从知性上升到理性，就无法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

元化先生用对“知性”的认识，解决了理论界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聚讼纷纭的理论难题，指出：“马克思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是要求再从知性过渡到理性，从而克服知性分析方法所形成的片面性和抽象性，而使一些被知性拆散开来的简单规定经过综合恢复了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达到多样性统一。”^[18]在《读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札记》（1976年）中，元化先生着重分析了黑格尔“知性不能掌握美”的思想。他指出，按照黑格尔的本义，知性不能掌握美“是就知性总是把统一体的各差异面分裂开来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这一特点来说的”^[19]。美是特殊与普遍、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在作为美的统一体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在本质方面和特殊个体的外在现象方面可以相互渗透”^[20]，“如果用知性来掌握美，就会把美的统一体内的各差异面看成分裂开来的孤立的东西，从而把美的内容仅仅看作一抽象的普遍性，而与特殊性的个体形成坚硬的对立，只能从外面生硬地强加到特殊的个体上去，而另一方面，作为美和形式的外在形象也就变成只是拼凑起来勉强黏附到内容上去的赘疣了”^[21]。就是说，如果单用知性的方法认识对象，由于它对对象起着分离作用，所以势必会使美的因素丧失殆尽，破坏“美是生命的有机体”这一审美原则。

在文艺界，诸如“抓要害”“三突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写本质”等创作观念曾风靡一时。元化先生运用对“知性”的认识，指出抓要害使人们以为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实际上人们“由此所得到的只是与特殊性坚硬对立的抽象的普遍性，它是以牺牲事物的具体血肉（即多样性的统一）作为代价的”^[22]。如果坚持“抓要害”，就会“肢解了事物的具体内容，使之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23]。据此，20世纪90年代初，他又指出晚年毛泽东的思维模式：“尽量力求简洁，虽然使思想变得清新明快，但往往不免将生动的、具体的、复杂的、丰富的内容，化约为稀薄抽象。”^[24]他得出结论，文艺观—认识论—政治之所以能够不断兴风作浪，从思维方式上看，都是知性的思维模式在作怪。通过批判“知性的分析方法”，元化先生认为，作家应该将“主导情志”和“个性的多样性”统一起来，取消知性的“终结性”局限，恢复它的“过渡性”功能，进而最终走向辩证理性（具体理性），即从总体上艺术地掌握世界。

元化先生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论代替“感性—理性”二范畴论，肃清了“知性”分析方法对人们思想带来的危害，完善了人们的认知结构，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www.xing528.com)

“文革”后，中国的理论界积极寻求方法的创新。和当时学界的求变心态相比，元化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就自觉进行研究方法的探索，他说：“这本著作（引者注：指《文心雕龙创作论》）是企图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或者可以说，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上）采用新方法，作出一点尝试。为此，我曾经过多年的思考。”^[25]牟世金先生在《“龙学”七十年概观》中称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综合研究法：第一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第二是文史哲研究相结合，第三是古今中外的比较、联系相结合”^[26]。

所谓“综合研究法”，就是将“古与今和中与外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对照，分辨同异，以便找寻出在文学发展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27]。它的特征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古今结合，就是把古代文论中的理论命题与当代文艺理论中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用今天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去审视剖析古代文论，在比较和考辨中，探其渊源，明其脉络，加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赋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以崭新的现实意义。中外结合，就是把中国的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加以比较，辨别同异，从而探究那些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文史哲结合，就是将古代文论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从哲学方面去追溯其思想发展的根源。

元化先生对“综合研究法”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中。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他始终坚持打通古今、汇通中外的综合研究法，力求在哲学观照和历史的考辨中把握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这对克服知性分析方法和机械论的弊端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84年举行的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中他也提出，可以对魏晋时代的画论、乐论等各方面进行跨界的综合研究，探索一些美学规律，从而进一步发掘我国艺术的民族特色。其次，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元化先生提倡用“综合研究法”，他指出：“试问：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某一作家，能够不去了解他的时代、社会和环境么？——这就需要一些政治、经济、历史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和前代或外国作家的继承或借鉴关系，和同时代作家的交互影响以及对后代所发生的作用么？——这就需要有比较全面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时代思潮、思想根源和美学观点么？——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史和美学的知识。我以为，这些知识都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鲁迅研究并不例外，甚至还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鲁迅曾经说过，专家多悖，博学者多浅。倘使抛开上述应有的知识，孤立地研究鲁迅和他的作品，不但难免于悖，而且也往往流于浅薄和空疏。”^[28]所以，在研究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家以及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时，决不能偏执于一隅，要从狭窄的思路里走出来，采用综合研究法。最后，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元化先生同样主张用综合研究法。他指出：“文学理论的研究往往不得不依靠史学、哲学、美学等已有的科研成果”^[29]，“假如不搞综合研究法，我们的理论很难有所突破”^[30]。

元化先生所倡导的“综合研究法”，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一条新路，对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一句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