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先生常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5]，他认为文艺领域应该继承和弘扬“五四”时代的“文学的启蒙”传统。启蒙的实质和根本精神，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扬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精神。康德曾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倘若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就使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状态就是自己造成的。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6]元化先生认为，文学所承载的启蒙任务尤为突出和重要，比如鲁迅先生曾将文学视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手段和武器来加以提倡。关于文艺的启蒙作用，元化先生早在1938年发表的《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文中就对它进行了积极探讨，他认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运动不仅可以号召作家在政治立场上相结合，而且还能指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创作方向。“文革”结束后，元化先生结合文艺界的现实，重新倡导新启蒙，并创办《新启蒙》杂志。同时，他提出“文学的启蒙”和“启蒙的文学”[7]的理论主张，前者落脚点在于文学的启蒙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是和倡导“五四”新文学的先哲们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后者的关注点则在于为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方向或要求，作家应该创作大量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
面对“文革”中狂热的个人崇拜将人变成神、以“神性”否定“人性”的现实，元化先生坚决予以反对，认为“人不可以成神”。[8]元化先生反对个人崇拜，反对高举个人为神。在全国二次文代会上，当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很多人都很狂热地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但他却没有那种情绪和感觉，他只是在原地站着，对此，他当时还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内心不免有些惶恐”“那时我还以为自己思想有问题，为何不像其他人一样视毛泽东为偶像”？[9]
元化先生对个人崇拜和神性的批判，是与他对人性的研究与张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国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文革”中否定有普遍人性，强调人的阶级性，一切都放入阶级斗争的范围加以理解。元化先生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在《人性札记》中对“人性”论进行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性”包括“人的一般本性”和“不同历史时代变化了的人的本性”两个方面，[10]他对长期以来被人的阶级性所遮蔽了的普遍人性的存在给予了积极肯定。在谈人性问题时，元化先生更加注重人的个体的存在，更加珍视人的个体的价值和人的个性尊严。“文革”中出现的大量否认人的个体价值、无视个人尊严的事件让他感到非常痛心。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的非人遭遇使他强烈地认识到“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不是施加暴虐的人所能理解的”[11]。元化先生以其捍卫人性尊严的坎坷经历向世人昭示出启蒙任务的艰巨性和启蒙进程的长期性。(www.xing528.com)
对于元化先生倡导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解放思想的“启蒙”精神及其价值，张汝伦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中肯的阐释。他说：“王元化是提倡启蒙者中不多的几个真懂启蒙精神者”“虽然他是从文艺理论入手，但却并非纯粹为了理论或学术，而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思想，引起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头脑中出现许多从未想过的问题，并渴望去解决它们’。这绝非一般文艺理论家的追求，而是一个思想家的追求”。[1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