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多次对我讲：“我现在看一个人，还是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旧道德，如果没有点旧道德，这个人不会好。”作为“五四之子”（先生生于1920年），他在晚年讲这个话，确实具有反叛“五四”的思想史典型意义。其实在“五四”人物如鲁迅、胡适等人身上，我们也常常看到新文化与旧文化并行不悖的复杂现象。先生多次在“修身”这个问题上，服膺儒家人物的智慧。譬如他在1997年的日记里大段引用他的老师汪公严与其师朱一新有关“和与介”的修身思想：
（汪）问：“太俭、太刚、太刻、太傲之人，似皆易流于不近人情。”
（朱）答：“太俭者，伪君子。太刚者，学君子而未至，否则亦好名之人。若刻与傲，则小人矣，岂止于不近人情焉？”（六月二十七日）[33]
后二种“刻”与“傲”明显修养不足，此不论。而“俭”与“刚”较有欺骗性。“俭”似淡泊，然“太俭”，即太不思进取、太保守婴退，有为名过甚之嫌，流于矫揉造作，成为伪君子。“刚”清操亮节，特立独行，然“太刚”即太有“我”执、“但求与众立异”、“好为崖岸，非儒者中正之道”。每一看似正当与有理的德目，其实都有可以叩其两端的虚实面相。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更多从朱一新的思想中，吸收其反对“太刚”的一面。但我们读先生早期的文字，其基调正是朱一新的学生汪公严所主张的“奇崛盘悒之气”“独立不惧”：
对于旧的批判得愈深，对于新的则爱之弥切。（摘自1953年所写《人格力量与思想力量》）[34]
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青年时代，我在一本通俗小册子里读到伽里略的事迹，我一直记得伽里略创地动说受到教廷审判宣告自己错误的情景，当这一切完毕以后，他怀着屈辱站起来说“可是地球还是动着的！”至今我一想到这事，我的心仍会感到战栗。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35]
不可否认，这样的气还在，然而超越于一般理学家的修身说教，先生从中看出的重点，其实是一种复杂政治环境下的政治人物的立身处世原则。他写道：
观以上数日所摘师弟之间问答，可见二人胸中之丘壑。问者正当青春，气方盛，一再以做人当“独立不惧”“须有我在”“奇崛盘悒之气”等为立身之本，以与龌龊者流相区别。而答者，阅世深，思虑密，老成持重，处处戒弟子不可陷于片面，操之过激。我觉得这样切磋学问是很有意义的。其中所说一些修身道理就是在今天也可供我们参考。（七月三日）[36](www.xing528.com)
换言之，他似倾心于“和”更大于“介”。“在今天也可供我们参考”的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保留着一帧先生的手迹，写的是朱一新关于读书人大节的一段话：
有直道事人，三公不易之节，而后可言和。有求仁得仁，不念旧恶之心，而后可言介。故处士横议，而秦有焚坑之祸。顾厨标榜，而汉有党锢之灾。灾祸非君子所避也，苟以此为荣，而或激成之，则未闻君子之大道也。
“君子之大道”是十分辩证的，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为他所不取。这就是他所说的“今义”。他心目中所反对的，其实正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意图伦理倾向，以及由此而来的行为上的激烈、极端、不计后果。[37]
当然，先生一方面服膺这样的思想，但又觉得儒家太过于理性化，以为人的行为是可以用一种尺度来控制的天真，于是，他又不禁流露出他一贯的复杂分析与怀疑态度：
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若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无邪堂答问》一书多重修身哲学，其中许多精辟意见，令人折服，上面所引这些话也是不错的。但无邪堂是理学家，不大重视甚或轻视人的性情方面。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规范所制约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活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38]
他始终怀疑人可以成圣圆善，这是他与儒家思想之间未能泯合的巨大鸿沟。由此可见，先生对于儒家的思想，既能同情地理解其对于人性与人生的正面主张，又不刻意信仰，而取一种用其在我的实用态度，尤其是将其作为当代复杂的政治情境中一种资源，使他既能超越一般自由主义思想人物，又能区别于纯粹学院中保守派人物，因而具有更大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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