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道与恒理：论王元化的成果

儒家将人性美好、人间正义，以及天下有道等，视为常道、恒理，可大可久之普世价值。儒家为古典理性主义的保守者。而20世纪中国盛行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观念，则完全不承认有超越阶级之上的意识与精神，视一切价值为某一阶级与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价值，所有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利害相关的文化思想观念，都只不过是背后有着利害相关的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争斗的反映。而近二三十年流行的后现代思潮，同样将一切观念、思想、主张，甚至美感兴趣，都视为权力斗争与利害冲突的表现，完全抹杀了存在着超越的思想价值与独立的文化意义。作为文艺批评家出道的先生，其40年代的代表作品《向着真实》，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时左翼文化主流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认知图式的产物。然而经过“胡风事件”的被牵连，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被斗争、被革命、被侮辱的命运，他像所有大陆有良知的知识人一样从切身的命运中接受了惨痛教训，从而彻底抛弃了这一套思维紧箍咒，不仅如此，他更深入思考左派思想根源之处，即其与生俱来的一大缺失：排斥、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之所以如此，正是极“左”思想深受夺取政权的敌我意识思维的影响，“破”字当头，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无所畏惧”，认为可以在废墟之上建立所谓新社会新文明的大厦。先生不可能完全放弃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不可能不去对于过往的中国历史，作出基本的否定性评价，亦即承认所谓封建社会的整体历史黑暗性；但是，他又不甘心放弃作为思想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因而苦心寻求找到一种平衡：既否定了过去的历史，又肯定了过去的文明成果。他这样说：

谈到传统伦理道德时，必须注意将其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别开来。不作这样的区分，任何道德继承都变成不必要的了。每一种道德伦理的根本精神，都是和当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混在一起的，或者也可以说，前者是体现在后者形态中的。倘使我们不坚持形式和内容同一的僵硬观点，就应该承认它们两者是有区别的、可分的。冯友兰于六十年代出于担心要全盘否定道德继承性的考虑，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就是依据上述可分性的原则。不过，他用了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说法，以致遭到非难。可分与不可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了道德可以继承与不可以继承的分歧。如果认为是不可分的，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根本精神及其由当时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是等同的，那么在古代一些杰出人物身上还有什么崇高精神、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完全超越他的时代，完全摆脱由当时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不能要求他们活在和我们一样的社会制度中，从而在派生条件上具有和我们完全一样的道德观念。如果坚持思想的根本精神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两者是不可分的，那么道德继承问题也就不存在了。^[29](www.xing528.com)

所谓“坚持思想的根本精神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两者是不可分的”，这正是左派的阶级分析思想观念。本来，如果要突破这一点，先生完全可以用马克思评论希腊神话如何体现了人类永不复返的童年天真等经典论述来立论，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以经典作家的话语来思维的方式，这样的论证方式在他看来是不具有真正的思想主体与独立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根据自己从小到老欣赏京戏的经验中，感悟到一种长久而深入人心的伦理道德情感力量，在民间社会自有其不可毁灭、不可抹杀的精神性存在，而这种来自民间与传统底部的生命体悟，其实正是超越于具体的社会制度与历史场景，正是儒家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民情、风俗、教化、人心世道的存在。^[30]先生宁可用这样的体验，来取代仅仅来自逻辑与书本上的经典，如果对照40年代的《向着真实》的教条，与21世纪初谈京戏的自由思想，这正是他不期然而然地回归中国文化的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