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元化：传统资源中的个人权利思想

先生20世纪80年代发表《简论尚同》，强调中国儒家传统中有一种牺牲个人、趋向社会同一性的思想，并明确反对这一观念：“用群体来抹煞构成群体的个体，那只是抽象的群体，这种抽象的群体和抽象的理念没有什么两样。否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需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是和否定人性联在一起，也是和否定个人、否定自我联在一起的。”^[21]1986年先生发表《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说：

我国文化传统观念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而忽视个性，以社会道德来排斥自我，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从而使个体失去了它的主体性。这与我们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很有关系。但是，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至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戴震，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就在于他处在当时理学盛行时代反对了压制个性的“遏欲之害”，主张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22]

在1993年撰写的《杜亚泉与中西文化论战》中，写道：

在个性、人权等等问题上，中西文化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西方重个人、张个性，故这方面十分发达，但在中国传统中则很难寻觅这方面的资源。^[23]

到了90年代末，他仍然说：

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这是一些遵从儒学传统的人（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也承认的。自我意识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发于清代中叶。当时可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邓石如的书法、郑板桥的绘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易微言》等为代表。^[24]

但是，在2005年写的《传统资源》一文里，他明显修订了前说：(www.xing528.com)

我过去认为，中国的传统里边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资源很少。现在看这个问题，这个大前提是对的，说法也是对的。中国少谈到个人，权利理论方面，确实不如西方的多。西方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发展得很丰富的文化，对照之下，中国是不够的。但是并不是绝对没有。比如我曾经多次讲过的独立人格、思想、自我尊严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等等，有很深厚的传统，都是看重自我，很个人取向的。中国士大夫文化可以有一个批判意识，反抗精神。孟子就提出威武不能屈；中国现代的陈寅恪，都公认他最有风骨。他的资源哪里来，还不主要是儒家么？儒家哪里只是心性之学呢。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整体的个人观念，也重要。我们就仍以儒家为例吧。儒家看个人，不是着重放在个人的本身的发展解放，而是把人与人的相处放在一个关系的网络去理解。我觉得可以纠正个人主义偏执于极端的发展，那是从一种所谓希腊的目的论的观念而来的结果。自主是现代启蒙的基本价值。但仍需要分疏。如果它强调只有个人是一个独断的价值源头，只自己根据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反对有任何别人的批评和别的价值来源，这就有问题。每一种的价值观念都成为一个分裂而自足的世界。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没有一个价值观能干涉我的价值观。是魔鬼、是神灵，都是有他个人自己的事。我可以决定我选择做奴隶的自由。这在美国有。具体的表现就是麦克维尔（俄克荷拉马州爆炸案的主犯）。关键是从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出来定是非。个人近乎等于上帝的一副样子。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他认为错的就是错，那么多人死了，到他自己判刑，到了自己最后的时刻，他还是认为没有道歉的必要。他认为他的选择完全是对的。他是英雄，庸众只是他的炮灰而已。……^[25]

先生说到“英雄”与“炮灰”的时候，他所反对的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是针对那种凌驾于百姓生灵之上，“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尼采超人和原子式的现代个人。他其实对“个人”有较复杂的分疏。一方面他认为儒家（尤其是孟子）所主张的个人尊严与独立具有抵抗专制、超越流俗、开发自主价值的作用，所以他一直对于这个意义上的个人价值守护甚严。但另一方面他又对那种绝对个人主义的极端思想，以及非理性的个人英雄主义，十分排斥，而且认为这来自现代性的负面传统。这时儒家的非个人的社会伦常性就十分具有一种对治的作用。所以他一方面赞同《白虎通》的伦常思想，认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但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反对尊重自我：

（《白虎通》认为）仁用以对人。“以仁治人。”“以仁安人。”“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用以对己。“以义治我。”“以义正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同儒家“求诸己，而不求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人。”但其分殊仁与义之异，与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说相悖。反对爱我，流于反对尊重自我。^[26]

或许这里更应引的是孔子“我欲仁仁斯至矣”。孟子以后，修己与治人分开，仁发展而成仁政，发展而为政治论述而非道德论述。而在先生的前理解里，不尊重自我，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一大传统。然而，过于强调自我意志，尤其是有权者与有思想影响力者，也会带来可怕的人性灾难。可见，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分疏，是他复杂的现代经验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