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与良知：论王元化对儒家心性之学的探讨

如前所述，先生对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不甚了了，但是对于传统儒家的性善性恶却十分关心。他对这个观念的解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的读黑格尔阶段。这时候他笃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杠杆是恶的力量的历史唯物论思想。第二个阶段即1992年出版的《思辨发微》，是对三年前出版的《思辨短简》的修订版。序中说“我要订正本书中的一个错误观点”，这个错误观点，即是指过去他所相信的黑格尔所谓“性恶”说比“性善”说深刻得多的观点，过去他对荀子的“善者伪也”也是肯定评价，甚至认为韩非的“性恶”论虽然可憎，却是具有“逻辑的彻底性”。而90年代初反思后的结论则是更相信“心的光明”，并且发现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也是早有“几乎同样的说法”。第三个阶段即是在90年代末，先生再次谈论性恶说时，进而表示无法赞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竟然认为恶的情欲，例如“贪欲”和“权势欲”，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看似第三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所指向的对象相同，然而相同的命题，却有不同的问题脉络。先生心目中的“恶”，这个时候更多指向一种具体的恶，即改革过程中由于权力得不到监督而普遍大面积产生的“贪欲”与“权势欲”。指出，“事实上这两种恶的情欲对社会破坏作用更大”；与此恰恰相反，“科学的发明创造”“追求真理的热忱”等“恶的范畴”之外的力量，才是促成历史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

先生对性善性恶论的抉择，其实与此论本身的学理关系不大，而更与他的时代身心体验有关。之所以他会放弃“逻辑上更为彻底”的性恶论，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90年代初的解释，无疑与他在“反胡风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遇的非人性、反人权的命运有关。这表明，良知真的只是一个呈现，而不是一个理论的预设；关于良知与性善，更根本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体验与道德实践的问题。(www.xing528.com)

其次，90年代末他对这个问题的着眼点又不一样了。因为问题的脉络变化了。这已经不只是着眼于他以及他一代知识人的遭遇，而更与他对于现实生活问题症结的切近观察与整个时代精神气脉的感受有关。从90年代开始，思想界弥漫着一种犬儒思潮，即相信所谓历史决定论，即生产力、科技力量以及市场是决定一切的。^[20]于是就有一种声音为腐败辩护，即改革代价论，认为改革就不得不付出代价，贪腐、环境破坏，正是必要的“交学费”。直到现在，都还有一种“做蛋糕理论”：只要将蛋糕做大，贪官们的腐败即使也会水涨船高，只要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也因此分得做大了的蛋糕一部分而受益，腐败也就不会被计较了。这就是所谓恶的正当论，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欺骗性，是利益集团用来自欺欺人的幌子。然而在儒家看来，是非大于利害，孟子所谓杀一不义，弑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董仲舒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皆表明儒家非功利主义。先生不是从儒家与儒学的立场来看问题，而是从观察体验与反思来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却不期然而然近于儒家而远于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