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元化》：从文论家到反思者

先生在当代思想史上有持续的影响力。尤其是他倡导的学术史反思，提出对“五四”的五项反思，以及有限理性、以西学为参照而不以西学为标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再认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等观念，都深深引领了中国当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先生临终时说，很多方面都只是开了一个头，殷切盼望着后来的学人能够将一些重要的问题继续发覆袪疑。他晚年对“反思”的坚执与愿力，突出地定格了一个人文思想者的形象。

先生几十年的写作，几乎没有离开过叩问理性究竟是什么，理性有什么形式，在不同的领域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功能，以及理性在探索真理的途中，有什么危险，等等问题。这都是他一直萦心在念的大问题。如果用一条线索穿起来，从1980年代的“知性不能把握美”，到1990年代的“理性不能把握真理”，持续关心理性本身的局限性、复杂性，以及中国当代精神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理性的滥用问题，这可以说是变中的不变。这一点尤具思想家的锐感。其中变化的一面是，“知性不能把握美”是关注于文艺美学领域创作论鉴赏学以及形象思维的问题，作者最早对教条主义文风学风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开刀，提出知性思维的片面、僵硬、静止、孤立，有害于文学创作与思想探索，这对于新时期解放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理性不能把握真理”则是关注于更大的问题，即“五四”新文化传统中，一种对理性过于坚执、过于相信，并滥用了理性中的理想性，或理性的一元化、独断论、权力中心化的思想心态与思维方式。其中不变的东西，正是十分可贵的对于理性的怀疑、询问态度。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不少重要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一问题。其中如伯林、哈耶克的思想可以参证。譬如伯林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来提问，为什么积极自由对理性的极端崇拜会导致不自由？原因即在于相信一元（所有的人生目标中只有一个真，理性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理性至上（所有的冲突都由理性与非理性、不够理性的冲突所引起；人最终服从理性，所以改造合理），有了这样的信仰，于是就有了人性改造工程，思想改造工程，并视为当然。更可怕的是洗亿万人之脑而为一人之脑子，还说是回到了真理和自由。而先生在1990年代花大力气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同一哲学的反思、对卢梭国家学说、启蒙理性的反思，与哈耶克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另一支传统，即从柏拉图、笛卡尔、卢梭、黑格尔等人的理性建构主义传统的大力批判，也是完全一致的。先生并没有受哈耶克等的影响，却与他们殊途同归，正表明了中国现代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以及真正的思想家的慧觉。(www.xing528.com)

基督徒、革命者、罪人、教授、宣传部长、文学理论批评家，最后是反思的知识人——先生对自己最终的自我认同——这表明：（1）先生是“在其自己的思”（牟宗三）、“抉心自食”（鲁迅）、“事上磨炼”（王阳明）的知识人。不同于一般书斋型学者，他化生命为学养，融智慧于实践，特具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的学问、学思并进的成己成物路向。因而，儒家思想究竟于何种意义上，在他的学思历程中，发生一种学问与生命的缘助？（2）先生人生经历曲折、身份变化多样、思想冲突与张力复杂，因而，他对于儒家与儒学的考论、史述、解释、发挥、论辩，一则往往有自己立身与处世的情境，需要作脉络化的理解；二则其解释本身，也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应有全域与通贯的把握。（3）先生论域广泛，学兼新旧，是中共党内罕有的熔俄国现实主义及左翼文论、中国文史之学、汉宋兼采之学、英伦莎剧美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近现代西方自由哲学于一炉的知识人，其中，儒家传统资源，有无表现？如何回应？处何位置？以何种方式发生影响？这是一直不甚清楚的疑点。发覆祛疑，不仅可推进一当代学案之研究，更可增进儒家思想资源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作用之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