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号清园，与少年时期居于北平清华大学有关。他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小受过洗。父王芳荃，字维周（1880—1975），少时得教会资助，就读上海，190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志诚学校教英语，1911年返国进清华留美学堂授英语，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又回到清华任教。母桂月华，基督徒，生于传教士家庭。外祖父桂美鹏，曾做过沙市圣公会的第一位中国会长，并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正如教会史的常识：近代基督教入华，深刻促成中国教育学术发展。桂美鹏曾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美鹏学堂。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先后均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学堂赴美，均取得博士学位（四姨后来嫁给闻亦传，即闻一多的堂兄）；三姨桂德华，曾去欧洲求学，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等校教授，教外国文学。先生属于近代知识程度甚新、混合着基督教精神与传统中国士大夫特点的大家庭。后来，他家所有成员的婚丧大事，都在上海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举行。当然，正如湖北沙市的圣公会当时竟也是孙中山的同志们开会演说、策动革命的基地之一，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是有家庭背景的。此外，他还谈到这个背景的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基督教家庭对我的影响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知道人人都是有缺点的，莎士比亚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他不信基督教而是异教，但他的话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上帝造人，为什么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基督教有原罪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罪，所以人不可以成为一个神。恰恰因为如此，对人身上的缺点，可以采取一种谅解、宽恕的态度，而不是非得嫉恶如仇。其次，基督教给人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没对什么人有崇拜，对鲁迅我是有一些崇拜的，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二次文代会，我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在原地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1](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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