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对爱和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王元化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家。他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却又转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走上革命道路，却在革命队伍中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和思考；他曾为中共高官，又受“胡风案”牵连身陷囹圄，仕途上大起大落，却在困境中于学问上开出一片新天地，成为一代学问名家。他的思想历程也反思不断，襟怀真诚而博大。在他坎坷而丰富的人生旅程中，基督教文化的背景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这样的探讨并非易事。王元化不同于一般严格意义上的虔信的基督徒，正如他自称的，在加入共产党后他就不再信仰基督教了。他的言论中与基督信仰直接相关的并不多，但基督教文化对他的影响始终是其生平中时隐时现的一抹底色。因此，本文拟从最能直接体现王元化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相关言论入手，结合其生平经历，就基督教文化对其思想和经历的种种影响做一个大致的爬梳。在此必须指明的是，一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来源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的理念也许会结出相似的果实，其行为也往往是其总体价值观指引下的产物。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宽恕”的观念，在基督教精神中有，在儒家思想中亦是基本观念，而这两种思想精神都存在于王元化的精神世界。所以，为了客观起见，我们不能轻易断言王元化生平的某些言行与经历就是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也不可否认，基督教作为其思想背景中的一种，存在着影响他的诸多可能。

王元化的基督教背景首先来源于家族传承。他的大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在教会资助下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15年在清华任教；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外祖父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妻子张可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亦是基督教家庭），毕业于暨南大学外文系。1948年，王张二人的婚礼在上海以基督教仪式举行；1986年与2006年，王元化先后在同一个地方——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母亲、妻子送别。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从家族影响方面看，王元化似乎对他身上的母系文化血统更为看重。母系亲族中，三姨母桂德华是他小时候最亲近的。三姨母酷爱文学，曾去欧洲求学，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等校教授，教外国文学。王元化自小喜爱文学，一是母亲的熏陶，一是三姨母的影响。三姨母去世时，四姨母在她门口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王元化和所有的表姐弟们，一个个进去和她告别。三姨母对王元化很好，这个大大的“爱”字，连同三姨母温和的神情，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后来他回忆三姨母以及童年家庭基督教影响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三姨母正是一个很能体现基督教仁爱的人。我觉得基督教家庭对我的影响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知道人人都是有缺点的，莎士比亚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他不信基督教而是异教，但他的话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上帝造人，为什么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基督教有原罪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罪，所以人不可以成为一个神。恰恰因为如此，对人身上的缺点，可以采取一种谅解、宽恕的态度，而不是非得嫉恶如仇。其次，基督教给人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1](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爱、宽恕、谦逊，这是基督教家庭给王元化的主要影响。在基督信仰中，基督的降临是为罪人受苦受死。基督的舍身救赎因此成了人类向着爱追寻的标准与规范。在爱中，宽恕是不会单独出现的；宽恕与爱本是一体两面，没有爱不会有真心的宽恕，没有宽恕也谈不上爱。《圣经》记载的神，并不单是爱与恕的神，更是公义的神，这见于对不义的惩治；正是由于他的公义，惩治了耶稣才有救赎，爱与恕就完整地体现于人世间；因着爱，这不单是慈爱怜悯的神，也是公义的神。毫无疑问，《圣经》要求信徒彼此相爱互相宽恕，是伦理上的必须，更是出于信仰上的要求。

基督教文化对王元化的影响不仅来自家庭氛围的熏陶，亦深受他所热爱的19世纪文学名著的浸染。王元化的三姨母，也是他在文学上的引路人。在1999年1月接受学者李辉采访时，他这样说道：“如果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19世纪，无论是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抵都浸染了这种精神。这些作品是我喜爱的。这一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日伪统治时期说到过：‘……浸透着人文精神的西方19世纪文学，几乎成为我当时的唯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直到今天，西方19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我谈到过的是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自然还有许多我喜欢而没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19世纪浸染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2]

文艺理论家夏中义曾经用这样一个整合理想人格要素的公式概括王元化的精神英雄情结：契诃夫＋罗曼·罗兰＝别林斯基。在这里，“契诃夫”是标志圣洁品性对灰色庸众的天才警觉，“罗曼·罗兰”是隐喻坚韧意志在孤独中守望信念，“别林斯基”则是意味着一种甘为真理而献身的殉道者的生存方式。^[3]这一个公式实质上亦可视为19世纪文学对王元化的主要影响。虽然基督信仰的本质是神本主义，然而，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又体现了宗教人本意识，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体现出对人的个体的尊重和爱护（尽管这种尊重和爱护最终指向的是对造物主的信仰）。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吸收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因而，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与以神为本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并非同出一辙，但都强调了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基督教精神与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潮，在对“人”的关爱这一点上异曲同工，融合于19世纪文学中，以文学的熏陶晕染出王元化独特的信仰底色：这就是发源于仁爱之心，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怀，对理想人格不懈追求，对真理的殉道者般的坚守和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