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第三次反思的文论史意义

1978年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思想的解放，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在进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拯救，并在各个层面谋求突破和转型。文艺理论的转型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可以说，前30年建构的同一性思维范式被逐渐清除，但多元的文论新格局尚在形成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元化对同一性的反思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极具代表性，虽然王元化还没有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但他对同一性崇拜的破除为后来文艺理论打破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对接中国传统美学思维范式、融合西方资源、开创多元文论新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王元化以自我经历和思想变化来反思整个时代，促进了思想解放，为当代文论的内在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思想家，王元化的思想始终与时代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思想之所得，大多来自时代的馈赠，他既是当代史冷静的旁观者，也是当代思想偏颇切肤之痛的亲历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王元化为代表的一代人是中国当代思想发展史的化石。在1994年的答问中，王元化说到他的反思：“不是从书本那里得出的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而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自觉。”^[20]他把触动自己反思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实际生活中思想所受到的冲击和痛定思痛。胡晓明也说：“王元化从自己开刀，从营垒中突围。很少有谁像他那样认真严肃，将自己也当做思想材料。”^[21]王元化首先拿自己最得意的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开刀，反思规律性，打破规律的唯一性和永恒性，这一反思对开启21世纪初文学的本质与反本质讨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更进一步，如果说后现代思潮是中国当代文论转型的外在契机，那么王元化等本土思想家的反思则成为这一转型的内在动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文艺理论，文艺理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这一倾向的出现与后现代思潮消解认识的明晰性、反中心、反元话语、反整体性的思维向度是一致的。关于后现代思潮对中国文论的积极影响，朱立元在《试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的积极影响》一文中认为，后现代的反思性、批判性促推了中国当代文论走向多元化，而后现代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力冲击给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以积极影响。与此同时，朱文还富有创建地指出后现代思潮的积极影响之所以能产生作用主要归功于中国本土文艺理论工作者“敏锐的眼光、宽广的胸怀、本土化的态度，紧密结合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对它进行批判性审视、改造和吸收，使之融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建构过程之中”^[22]。王元化并不讳言他对后现代思潮的不了解。2001年9月法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访问中国，王元化应法国驻沪总领事郁白夫妇的邀请与德里达会面。虽然王元化曾谦虚地说“我对西方现代哲学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担心对话很难进行”^[23]，但是从王元化对德里达解构哲学的评论来看，却又是切中肯綮的。王元化不被外来五光十色的思潮牵着走，始终立足本土问题，“不游戏、不回避、不滑头”，他的反思与后现代思潮是平行着影响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的，王元化的反思为后现代文论的接受提供内在土壤，后现代思潮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王元化的反思。(www.xing528.com)

最后，王元化反思思维方式，指明了文论内在转型的方向。王元化认识到转变当代人们思维方式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涉及变革思维方式的努力。王元化曾指出：“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是比立场观点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和社会条件的更易而变化，因此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基因。在一定条件下，相同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也会出现在立场观点完全相反的人身上。”^[24]可见他对思维方式的稳定性、延续性和时代性有深刻的体悟；与此同时，王元化也深感固化的思维方式之弊病，对“五四”以来的思维方式的变迁做了必要的清理。王元化直指庸俗进化论，他认为“五四”时作为思维方式的进化论对反帝反封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庸俗进化论对中国当代思想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作为庸俗进化论的一种表现：新的总比旧的好，这一口号导致了“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破坏。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曾经普遍存在于“五四”先锋人物钱玄同、陈独秀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对学术的独立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是功利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

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从20世纪初的多元走向一元，再由一元走向世纪末的多元。前一过程对作为认识论的反映论、黑格尔同一性思维的接受才得以完成，这一过程为实现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一过程则对机械反映论的弊端进行了必要的反思，对绝对同一性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清除，回归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以更加包容和吞吐万有的豪情迎接挑战。王元化呼唤尊重个体差异，尊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百花齐放，为文论发展建立多元格局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