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的反思成果-论王元化

1992年《〈文心雕龙讲疏〉序言》的写作标志着王元化90年代反思的全面启动，这一反思几乎贯穿了整个90年代，21世纪初王元化的两部著作《九十年代反思录》（2000年上海古籍版）和《九十年代日记》（200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是研究其90年代反思的双璧。在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王元化第三次反思主要侧重清算“绝对规律”、反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以及反思理性主义等方面。

首先王元化对普遍规律进行了清算。王元化对文学规律的清算主要体现在1992年版的《文心雕龙讲疏》对1979年、1984年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修订上，这一次修订不仅仅体现在书名的调整，更在于具体内容上的修订。根据王元化研究专家夏中义先生等的考证，在92年版的《讲疏》中，王元化对79版《创作论》进行了“三去”，即“去阶级分析”“去偶像语式”“去规律标签”，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去规律标签”。在92版《讲疏》中王元化不仅毫无遗漏地对“规律”“一般规律”“普遍规律”“创作规律”等字眼进行了大量的刈除，更是对有的段落进行全面删除。我们只要对照1992版《讲疏》和1979版《创作论》就能清楚地感知到这一切。夏中义等在《论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版本修订——从“心史裂痕”到“潜反思”》一文中对两个版本中“规律”的修改进行了统计，发现大面积对“规律”进行修订的地方有七处之多，可见王元化对“去规律”的决心。

而在第三次反思之前，王元化对把他从第二次反思迷雾中拔擢出来的黑格尔哲学深信不疑，黑格尔哲学对规律性、普遍必然性的寻求为王元化的文论写作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胡晓明说：“在相当多的文学教授、哲学史专家那里，讲黑格尔就是诠解规律、必然，他们都没有谁真正反思黑格尔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奇妙关系。”^[4]王元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5]。王元化试图通过对《文心雕龙》论创作的考察，集中探讨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艺术想象、创作个性、意象、情志、创作过程、艺术结构、创作的直接性等八个方面的规律，揭示以往极为神秘的创作活动。然而规律是否普遍存在，规律是否能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第三次反思中，王元化特别提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他的启示。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理让王元化联想到社会科学和艺术创造也是不能准确测量的，王元化不得不感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是微乎其微的”，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骰子”对规律的强调显然也应该受到怀疑，量子力学在微观世界为人类切割出一块无法认知的“物自体”世界，康德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降临。

其次是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反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几乎全部著作都贯穿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基本原则，《精神现象学》的意识发展史与逻辑的进展相一致，哲学史和概念自我生成的《逻辑学》相一致，可以说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黑格尔整合其庞大体系的基本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原则作了明确的概括，他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6]恩格斯充分肯定黑格尔思维方式中的历史感，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美学》和《哲学史》中对这一原则的运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由于后来思想界对恩格斯的某种误解和曲解，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一度成了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原则。

王元化不仅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接受了这一原则，而且从自然科学那里了解到，人类从受精卵到成人的发展几乎重复着人类从动物到人的进化逻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事实让王元化对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深信不疑。而对这一原则信仰的反思来源于王元化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尤其是中国当代学术界以论带史研究方式所带来的偏误和对“文革”定罪方式所带来的伤害，这两者都是概念先行，先有一定的概念，然后寻找相应的史实和事实来加以证明。人们相信既然逻辑与历史是同一的，那么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应该都是一样的，都能得到同样准确的结论。事实表明，这种方法不断在学术领域产生谬误。王元化认为：“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与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不能代替前者。”^[7]在另一处王元化说道：“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与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替代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事实的实证上。”^[8]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提出了明确的质疑。(www.xing528.com)

事实上，恩格斯已经注意到历史和逻辑是不能完全统一的，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9]有人据此概括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甚至完全同一，这其实并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虽然强调了历史与逻辑存在一定的同一性，但历史的研究方法显然会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得芜杂，而逻辑的研究势必会舍弃相当多的历史事实。俞吾金就明确主张“必须放弃寻求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无谓游戏，必须终止逻辑向历史的还原，而把探讨的基点真正地移到逻辑上来”^[10]。这才是符合恩格斯原意的。21世纪以来，一些文学学者也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文学史研究的伪命题，因为黑格尔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逻辑前提是强调哲学、哲学史的独特性，所以这一原则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文学史界恰好忽略了这个前提，伤害了文学研究的多样与活泼。^[11]可见，对这一原则的放弃已经成为哲学界和文学界的共识，而王元化的反思是这一共识形成的基础。

再次是对个人力量和理性力量的新认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中国自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以来，理性就被认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宝。事实上，在科技理性的辅弼下，人类近一两百年所获得的物质财富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但是当理性崇拜走向极端的时候，也造成巨大的灾难，出现了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作为世界上唯一理性的生物运用理性非理性地屠杀着自己的同类。对科学和理性的反思在西方形成了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他们强调人的存在，人的价值，挖掘人生在理性遮蔽之下的非理性情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元化在反思中认为：“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为信念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偏颇，认为人能认识一切，可以达到终极真理，但他们并不理解怀疑的意义……所以，一旦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12]王元化将对理性的反思深入到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去，反对终极真理和真理化身的个人崇拜。

理性并不万能，它是一把双刃剑，在如何看待理性的问题上也应该从多角度加以考虑。王元化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他认为应该限制理性的绝对化，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另一方面，王元化认为理性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对知识和文化的信念，对真理和道义的担当，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关心是人文学科的全部意义。“总之，既有积极的理性精神，又对理性的限度和责任有真实了解的知识人，才是二十一世纪真正有力量的知识人。”^[13]一方面理性精神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之源，另一方面必须清楚理性绝对化的危害，限制理性万能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