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研究方法与学风问题

王先生《文心雕龙讲疏》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从而在《文心雕龙》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上作出了示范，甚至可以说开辟了《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因此，与《文心雕龙讲疏》一书中所论述的一些有关刘勰文艺思想的具体观点相比，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启示意义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对此，牟世金先生是较早认识到并进行概括的，他说：“《文心雕龙创作论》值得重视，就在于它早就用新的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新成果……可得而言者，是本书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综合研究法：第一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第二是文史哲研究相结合，第三是古今中外的比较、联系相结合。”^[73]

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的概括与王先生自己的说明略有不同。王先生在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我首先想到的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合，我觉得不仅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文艺理论研究也是很重要的。”^[74]显然，王先生所说的“三个结合”，被牟先生概括为两个，另外加了一个“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仍然是三个结合，但内容更为丰富了，也可以说更为符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的实际了。牟先生所重视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确为王先生这本“龙学”名著的突出特点。王先生虽未作这样明确的概括，但实际上从不同的方面均有提及。如谓：“释义对刘勰理论的阐述，力求‘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笔者尝试运用科学观点对它进行剖析，把写作过程作为自己的学习过程。”^[75]王先生所倡导的“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的著述态度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赞赏，而其要义正是强调“微观研究”之于“龙学”的根本意义。王先生又说：“在阐发刘勰的创作论时，首先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揭示它的原有意蕴，弄清它的本来面目，并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去追源溯流，进行历史的比较和考辨，探其渊源，明其脉络。”^[76]这里仍然强调了“微观研究”对阐发刘勰创作论的重要性。

王先生同时又指出：“如果把刘勰的创作论仅仅拘囿在我国传统文论的范围内，而不以今天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对它进行剖析，从中探讨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那么不仅会削弱研究的现实意义，而且也不可能把《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内容实质真正揭示出来。”^[77]这应该便是牟先生所指的“宏观研究”了。王先生曾说：“笔者还怀有这样一个愿望：经过清理批判之后，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更有利于今天的借鉴，也更有利于使它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取得它本来应该享有的地位。像《文心雕龙》这部体大虑周的巨制，在同时期中世纪的文艺理论专著中还找不到可以与之并肩的对手，可是国外除了少数汉学家外，它的真正价值迄今仍被漠视。这原因除了中外文字隔阂，恐怕也由于还没有把它的理论意蕴充分揭示出来。”^[78]这正是从微观入手而着眼宏观的一种考量，同时，他还要求“把《文心雕龙》创作论去和我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把它去和后来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进行比较和考辨”，而且“这种比较和考辨不可避免地也包括了外国文艺理论在内”，^[79]这种古今中外的比较也正是一种“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在“三个结合”的研究方法中，王先生格外重视和强调的是“文史哲结合”的研究方法，他说：“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合，我觉得不仅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文艺理论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研究上把文史哲结合起来的必要。”在30年前，王先生明确强调文史哲的结合，指出“今天在我们这里往往由于分工过细，使各个有关学科彼此隔绝开来，形成完全孤立的状态，从而和国外强调各种边缘学科的跨界研究的趋势恰成对照”^[80]，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高瞻远瞩之见。尤其是王先生所谓“跨界研究”，在今天已成为一个颇为流行的词语，仅此便足以说明王先生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为《文心雕龙》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何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至于比较研究的方法，王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解。他曾经说道：“后来有文学评论者说我这本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季羡林先生也是这样评价。实际上我对于比较文学并没有研究。我觉得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精通几种文字，并要能够读通原著，精通原著，必须要在本国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双向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包括了创作理论、思维、美学和语言。比较文学不是比附文学。”^[81]王先生虽谦言自己对于比较文学并没有研究，但他并不反感人们把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著作。只是他对所谓比较研究有自己严格的理解，这些认识可以说正是比较文学的精髓，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先生尤其强调“比较文学不是比附文学”，他说：“我国古代文论具有自成系统的民族特色，忽视这种特殊性，用今天现有的文艺理论去任意比附，就会造成生搬硬套的后果。”^[82]又说：“摒弃比附的方法，用比较的方法，就是要用科学的文艺理论的观点和概念阐述古代朦胧的尚在萌芽中的观点。我始终反对用比附的方法。事实上，我在近来的报刊和杂志上，包括一些人给我的论文中，看到了用比附的方式来研究古代文论，这是要不得的。”^[83]可以看出，王先生对比较文学有自己深刻的理解，其比较方法的运用也就避免了简单的“比附文学”，从而不仅使其《文心雕龙讲疏》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取得了不少重要理论成就，而且其比较的方法也成为《文心雕龙》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收获。

王先生在自觉运用“三个结合”研究方法的同时，还格外重视与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的学风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首先是他强调乾嘉学风的重要性，强调“小学功夫”以及考据训诂在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小学功夫确实是做古典文论的基础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养成朴实的治学风格，也就是不要人云亦云，或者不下苦功夫，甚至丢弃这种功夫。这在乾嘉学者中是非常鲜明的治学特点。……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84]可以说，王先生在数十年前指出的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我们学术研究中始终存在的学风问题，同时，他还要求“回到认真总结传统学问的轨道上来”，我们在王先生之后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倒也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这样的呼吁和导向。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王先生却特别强调实证研究的必要性，这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说：“真正的训诂考证都是用来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同时在其治学方法和作风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乾嘉学派偏重于家学和传承，这也使之形成严谨、朴实的治学风格。……解放后，大陆学术界以论带史，臆说妄断取代了认真的考证，逐渐形成一种议论愈多内容则愈是空疏的文风。史学家贵在有识，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但是，观点必须建立在实证上，历史事实是不能靠逻辑推理去演绎的。从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实况中可以看出不讲科学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用功利主义、为我所用，影响了一代人的学风，这种学风将影响整个社会风气。所以学风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它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85]作为著名的理论家，王先生特别强调“观点必须建立在实证上”，强调“历史事实是不能靠逻辑推理去演绎的”，这正是其《文心雕龙讲疏》以其深厚扎实的历史功底而成为“龙学”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王先生所批评的“学术研究用功利主义、为我所用”等不良风气，数十年来始终不绝如缕，是值得学术界认真反思的。

其次，王先生特别指出的另一个学风问题是如何对待别人学术观点的问题，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具体的小问题，但王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重要问题。他说：

我曾经说，我们时或可以看到，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新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剽用之后反对其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这种学风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我们应该对古往今来提出任何一种新见解的理论家，都在正文或脚注中一丝不苟地予以注明。我们必须培养这种学术道德风尚。^[86]

王先生这儿谈到了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引用别人的学术观点不加注明，二是不仅不加注明，而且顺带吹毛求疵，以显示自己的见解高人一等。这确乎是学术研究中一种令人厌恶的作风，却又是一种经常能够见到的现象。就笔者所见，指出这种现象的人并不多，但王先生却一再痛加针砭。对此，著名史学家胡厚宣先生曾深有同感，他引用上述王先生的论断说：“上海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在他的著作《文心雕龙讲疏》中恳切谈到‘当前文风中的一个问题’……王教授谈的是文学界的问题，其实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界也都是一样。”^[87]可见，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学风问题，值得我们警醒；换言之，我们必须牢记王先生的期许：培养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

王先生研究《文心雕龙》，倡导“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这一态度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赞赏，这两句话可以说已成为王先生的“龙学”名言。王先生在《清园夜读》中曾谈到过这两句话的来历。他说：“我觉得，十力先生在治学方面所揭橥的原则：‘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最为精审。我自向先生请教以来，对此宗旨拳拳服膺，力求贯彻于自己治学中。”^[88]对这两句话的理解，研究者已经谈得很多了。不过，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曾有一段话，虽非专门就此而言，但笔者觉得可视为对王先生服膺这两句话的一个独特阐释。钱先生说：“譬如王元化，你看他无论谈什么问题，都要穷根寻柢，究明它的来龙去脉，然后一无依傍，独出心裁，作出自己的判断。尽管他的态度十分谦虚，决不说自己的主张就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也真诚地欢迎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来与他商榷，但在骨子里，他是十分自信的，他的主张不是轻易动摇得了的。”^[89]笔者只有幸专程拜访过王先生一次，实在不敢说先生“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但仅以研读王先生著作之感，亦可说钱先生之论堪为知言。我想，这其实才是王先生以一本并不很厚的“龙学”著作而成为20世纪“龙学”大家的根本原因吧。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9期

【注释】

[1]据笔者统计，该书目前至少有11个版本：1979年初版时名为《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年修订版书名仍为《文心雕龙创作论》，1992年改订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这三个版本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收入《清园文存》第一卷（江西教育出版社），题为《〈文心雕龙〉篇》；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本”，书名为《文心雕龙讲疏》；2005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日文版，书名亦为《文心雕龙讲疏》；2007年收入《王元化集》（第四卷），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仍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名；2007年12月新星出版社以《读文心雕龙》为名出版；2012年上海三联书店复以《文心雕龙讲疏》出版；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以《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另外，1993年台湾书林出版公司翻印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总体而言，该书以《文心雕龙讲疏》之名最为通行。

[2]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见《雕龙后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3]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4]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页。

[5]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10页。

[6]陆晓光：《有情志有理想的学术——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见《王元化人文研思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

[7]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文心雕龙讲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该书“新版前言”中亦有类似说明。

[8]同上，第360页。

[9]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10]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新版前言》，第2—3页。

[11]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279页。吴先生说，王先生此处所说的“定本”指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文心雕龙讲疏》。

[12]王元化：《备考》，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63页。

[13]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449页。

[14]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见《文心雕龙讲疏》，第92页。

[15]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6页。

[16]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44页。

[17]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第46页。

[18]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见《文心雕龙讲疏》，第90—92页。

[19]同上，第92页。

[20]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文心雕龙讲疏》，第89页。

[21]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新版前言》，第3页。

[22]王元化：《一九八七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文心雕龙讲疏》，第311页。

[23]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见《文心雕龙讲疏》，第88页。

[24]王元化：《一九八八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37页。

[25]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48页。

[26]王元化：《一九八八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37页。

[27]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50页。

[28]同上，第48—49页。

[29]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见《文心雕龙讲疏》，第88—89页。

[30]王元化：《一九八三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见《文心雕龙讲疏》，第296页。

[31]同上，第297页。

[32]王元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见王元化选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82页。

[33]王元化：《一九八八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37页。

[34]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38页。

[35]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新版前言》，第2页。

[36]王元化：《释〈体性篇〉才性说》，见《文心雕龙讲疏》，第146页。

[37]同上，第151页。

[38]王元化：《备考》，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79页。

[39]王元化：《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见《文心雕龙讲疏》，第74页。(www.xing528.com)

[40]同上，第75页。

[41]王元化：《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见《文心雕龙讲疏》，第158页。

[42]王元化：《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见《文心雕龙讲疏》，第159页。

[43]同上。

[44]王元化：《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见《文心雕龙讲疏》，第161页。

[45]同上，第158页。

[46]刘勰著，戚良德辑校：《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

[47]王元化：《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见《文心雕龙讲疏》，第183页。

[48]王元化：《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见《文心雕龙讲疏》，第184页。

[49]同上。

[50]王元化：《一九八三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见《文心雕龙讲疏》，第294页。

[51]王元化：《一九八八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35页。

[52]参见王元化：《一九八八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35—336页。

[5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页。

[54]同上，第12页。

[55]同上，第9—10页。

[56]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57]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序》，第2页。

[58]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40页。

[59]同上，第375页。

[60]同上，第313—314页。

[61]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序》，第5页。

[62]参见刘凌：《王元化“规律”反思与〈文心雕龙创作论〉“减法”式修订》，见《古代文化视野中的文心雕龙》，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3]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序》，第5—6页。

[64]刘勰著，戚良德辑校：《文心雕龙》，第197页。

[65]《左传·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0页。

[66]王元化：《释〈镕裁篇〉三准说》，《文心雕龙讲疏》，第217页。

[67]同上，第222页。

[68]王元化：《释〈镕裁篇〉三准说》，见《文心雕龙讲疏》，第220页。

[69]同上，第225—226页。

[70]同上，第228页。

[71]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44页。

[72]王元化：《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见《文心雕龙讲疏》，第252—253页。

[73]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见《雕龙后集》，第28页。

[74]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50页。

[75]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见《文心雕龙讲疏》，第89页。

[76]同上。

[77]同上。

[78]同上，第91—92页。

[79]同上，第90页。

[80]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50—351页。

[81]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55页。

[82]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见《文心雕龙讲疏》，第89页。

[83]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56—57页。

[84]同上，第104页。

[85]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第104—105页。

[86]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58页。又见王元化：《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87]王元化：《备考》，见《文心雕龙讲疏》，第384页。

[88]王元化：《熊十力二三事》，见《清园夜读》（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89]钱谷融：《谈王元化》，见钱钢编：《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