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王先生说：“《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它在内容上将史、论、评兼综在一起，读了这部书可以了解我国从先秦到南朝齐代的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的原则与脉络，文学体裁的分类与流变，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的标准和风格。总之，它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文学百科全书。”[22]应该说，这段话明确肯定了《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崇高地位，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文心雕龙》的基本认识和评价，这里突出强调的一点是，《文心雕龙》具有“史、论、评兼综”的特点。对此，王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作过说明，如谓：“在写作方法上，刘勰把‘史’、‘论’、‘评’糅合在一起。”[23]这正是对其地位所作评价的根本所在，所谓“当时的一部文学百科全书”，着眼点应该就在这里。
但在笔者看来，与“《文心雕龙》把史、论、评糅合起来，成为一部具有系统性的专著”[24]这一认识相比较，更能反映王先生对《文心雕龙》一书之独特认识，还有后来他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评价。据吴琦幸先生回忆，王先生曾明确指出，《文心雕龙》“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书，也是一部重要的中国文体学的书”，这应该是王先生在写完《文心雕龙创作论》之后，对《文心雕龙》的一个新认识。这个认识以对中古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为基础，认为“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各种文体都已经成熟，从先秦的《诗经》、《尚书》、铭文等到民间的歌谣、传说等，都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因此，有待一部巨著来进行分门别类，将文学的概念、文体的划分以及文学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总结……刘勰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成为撰写这一文学理论的大家”。[25]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想法了。
而且，王先生还把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这种重视同它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联系在一起，这就更是一个独特认识了。其云：“刘勰《文心雕龙》的系统性、逻辑性，恐怕是中国古籍中最值得瞩目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是关联在一起的。没有逻辑性，就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只要研究一下《文心雕龙》文体论各篇，就可看到，其组织之靡密，结构之严谨，在当时堪称创举。”[26]笔者觉得，这种对文体论的重视和强调，是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前后的王先生所没有或不明确的。他曾经说：“《文心雕龙》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书到今天还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宝山，值得发掘。”[27]又说：“他在这个书中切实分析了历代文体演变的过程以及功能，主要是从教化伦理的观念来分析各种文体。他从文学创作、写作的技巧等各方面分析和论述，形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28]虽然这里谈到了刘勰对“历代文体演变的过程以及功能”的分析，但这和上述对文体论的强调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重视的是刘勰“从文学创作、写作的技巧等各方面分析和论述，形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这也正是王先生要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原因。他说：“创作论是侧重于文学理论方面的。释义企图从《文心雕龙》中选出那些至今尚有现实意义的，有关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方面的问题来加以剖析，而这方面的问题几乎全部包括在创作论里面，这就是释义以创作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29]可以想见，假如王先生早就认识到《文心雕龙》这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不仅仅体现在创作论方面，“其组织之靡密，结构之严谨”更体现在文体论上，那么王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可能决不仅仅是《文心雕龙创作论》，我们后来看到的《文心雕龙讲疏》也就可能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了。因此笔者设想，王先生把《文心雕龙创作论》改成了《文心雕龙讲疏》，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呢？王先生后来一再表示的对《文心雕龙》的新想法，有没有对文体论的新认识呢？
王先生重视《文心雕龙》的另一点，是上述已经谈到的“刘勰《文心雕龙》的系统性、逻辑性，恐怕是中国古籍中最值得瞩目的”，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刘勰何以有这个“最”呢？王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刘勰受到了因明学的影响。他1983年在日本说：“我认为《文心雕龙》与佛学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影响，而是在一定方面受到了间接的影响。简言之，主要就是他在方法论上受到了因明学的潜移默化的启示。”[30]又说：“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组织靡密，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有一个很严密的体系，以至被章实斋誉为‘成书之初祖’。这跟他受到了因明学的影响，是很有密切关系的。”[31]并具体指出：“佛家的重逻辑精神，特别是在理论的体系化或系统化方面不能不对他起着潜移默化作用。因此，只是在他所采取的方法上可能受到了佛家因明学的一定影响。”[32]五年之后，王先生再次申述了这样的看法：“《文心雕龙》把史、论、评糅合起来，成为一部具有系统性的专著。我认为，构成这种重逻辑的特色不能说没有因明学的影响。我还认为，刘勰也受到先秦名家乃至玄学家思辨思维的影响。”[33]应该说，《文心雕龙》之成为“体大思精”的理论巨著，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其因在“系统性、逻辑性”上的突出特点而成为“最”者，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王先生抓住因明学的影响不放，并一再作突出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所以为“最”的独特原因，是有着重要贡献的。虽然王先生没有更进一步地作出因明学影响刘勰思维情况的具体说明，但却启发后来的研究者关注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这对认识刘勰的思想也是有帮助的。(www.xing528.com)
王先生对《文心雕龙》的基本认识，还谈到过一个令笔者格外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他认为《文心雕龙》不仅仅是文学理论，而是有着刘勰对社会的分析。他说：“我对《文心雕龙》有兴趣的时候，正是我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隔离之后，思想处于非常低落的时候。这部书的内涵不仅是文学理论，更有着对社会的分析，尤其对六朝之前的文学的深刻认识。”[34]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先生没有对此多谈，没有进一步跳出文学理论的范围，阐述刘勰对社会的分析。而且笔者觉得，这段话的记录可能也有点问题，“更有着对社会的分析”与“尤其对六朝之前的文学的深刻认识”这两者之间应该不是这样的逻辑关系。笔者总是觉得，晚年的王先生对《文心雕龙》的认识，不仅已经跳出了“创作论”的圈子，已经着眼于与创作论同等重要的“文体论”，而且跳出了“文学”的圈子，看到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意义。而这应该是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作为一个著名文化学者和思想家，何以选择《文心雕龙》这样一部著作进行解剖；或者反过来，从文学理论研究起步的王先生，何以走向文化思想的研究和建设，而且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心雕龙》的思考。无论哪个方向和过程，似乎都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或结论：《文心雕龙》“不仅是文学理论”。如上所述，王先生《文心雕龙讲疏》这本书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理论的范围，也可以说是一个佐证。
因此，笔者认为，王先生对《文心雕龙》的基本认识和评价，更重要的不在于他指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甚至“是当时的一部文学百科全书”，尽管这也是重要的，而在于王先生对《文心雕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从重视其“创作论”到重视其“文体论”，从重视其在“文学理论”上的创见，到重视其超出“文学”的文化思想乃至社会意义。从《文心雕龙创作论》到《文心雕龙讲疏》这一书名的变迁，似乎也有所表征，但毋庸置疑的是，王先生留下的这部论著主要还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则上述所谓“喜忧参半”者，是否也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呢？王先生所谓“另起炉灶，再写一本新书”[35]，这本“新书”的面貌我们虽难以想见，但其基本的思想倾向是否会延续笔者所说的这样一种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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